衣赐履按：上回我们讲到，太宰何曾，日食万钱，还觉得没地儿下筷子，没能吃的菜，其骄奢淫逸的那个劲儿，立即弥漫出来了。石崇和王恺斗富，王恺用丝绸做步障，长达四十里，石崇就用锦缎搞了五十里。这些令人咂舌的记录，明明白白写在正史里，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我总是想刺探一下，究竟是什么情况。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弄清一个事儿，就是，西晋的钱，究竟值不值钱。万，这个单位，似乎不小，不过呢，一万美元，还是一万韩元，差别就大了去了。
我们看一下西晋工务猿财产来源情况，我替他们梳理了一下，大约有这么几个渠道：
一是工资福利。任何朝代，工资福利都是工务猿收入的重要部分。晋朝工务猿的工资，完全是实物，一般包括粮食和布匹，注意，工资里面是没有钱的。其他福利，则可能以钱的形式发放。比如，司马炎最喜欢的那个皇孙、愍怀太子司马遹（读如玉），按照东宫旧制，每个月可领五十万钱，以维持各项用度。但是，司马遹大约是比较能花钱的，所以，他总是预支两个月的钱，也就是说，他经常一个月申请一百万钱。
【司马遹小时候很聪明】
史官想告诉我们的是，司马遹太奢侈啦！然而，太宰何曾，日食万钱，一个月就是三十万钱，那么，整个东宫，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一个月用度为五十万或一百万，倒显得略显寒酸了。
二是封地税赋。魏末到晋朝，实行五等封爵制，从司马家的亲王，到其他公侯伯子男，封爵数量是不少的。有爵位就有封户，就可以收取税赋，这部分收入可能远远高于工资。
三是皇帝赏赐。司马炎手面儿很宽，经常赏赐臣下。除了车马、衣服、鼓吹等用具外，还大量赏赐谷物、布帛和钱。比如，平吴之后，司马炎大封功臣，除论功进爵增加封户等之外，还大量赏赐谷物、布帛等：
羊祜，帛万匹，谷万斛（此时羊祜已经去世）；张华，绢万匹；杜预，绢八千匹；王濬，绢万匹，钱三十万；司马伷，绢六千匹；王浑，绢八千匹，等等。
此外，在官员退休、重病或离世等情况时，司马炎也会给予赏赐，比如：
王祥，钱一百三十万，绢五百匹，布百匹。
郑冲，钱一百三十万，绢五百匹，布百匹。
何曾，钱一百三十万，绢五百匹，布百匹。
石苞，钱三十万，布百匹。
羊祜，钱三十万，布百匹。
……
类似的赏赐次数相当多。上面这几例赏的是绢、布，有时候，也赏赐谷物，比如，司徒李胤去世，赐钱二百万，谷千斛。从钱和布、绢的比例来看，钱在百万这个级别，对应的布、绢就在数百匹，不过，也有特例，比如，杨皇后的叔父杨珧（读如姚）曾经要求退休，司马炎赐他钱百万、绢五千匹。
讲真，我都怀疑这五千匹可能是史官给记错了。
这么着看，司马炎赏赐臣下，手面儿确实挺宽，不过呢，仅就“钱”这一项来看，司马炎的赏赐相对于两汉，还是小巫见大巫的。彭信威先生在他的《中国货币史》中，作过统计：
西汉：赐钱总数1550800000，每帝平均119292461，每年平均7246728；
东汉：赐钱总数531200000，每帝平均44266666，每年平均2724102；
两晋：赐钱总数136400000，每帝平均9093333，每年平均880000。其中，司马炎赏赐38次，共23400000钱。
显然，仅就“钱”这一项而言，汉臣比晋臣有钱多啦，呵呵。
【刘彻：司马炎，咱俩都是武帝，你那点儿钱，不够我赏一次的！】
四是放贷。有的工务猿把钱借出去，收取利钱。
五是做生意。义阳王司马望，有钱而抠门。他孙子司马奇也喜欢钱，派人到交州、广州一带做买卖，后来被有关部门奏报，被贬为亭侯。竹林七贤中的王戎，不但做到了司徒，而且，特别喜欢钱，极为吝啬。《晋书·王戎传》载，王戎性好兴利，买了很多田地，磨坊，遍及天下。钱挣得太多，王戎天天跟老婆一起跟家数钱玩儿。王戎家有品种特别好的李子，拿出去卖，怕别人得了李子的种子，就把每个李子的核都钻个眼儿，被世人所讥笑。
我为什么读《晋书》经常读得苦笑？因为，经常有超出我理解范围的事情儿，堂而皇之出现在书中。王戎，作为大晋朝的司徒，把自家李子拿出去卖钱，本来就够不可思议的了，他竟然还能做出把每个李子核钻出个洞这么有想像力的事情，就让我十分怀疑自己的智商了。读者朋友们，哪位能告诉我，王戎是用什么工具钻的？又有哪位能告诉我，什么人会购买被钻了洞的李子？
这种莫名其妙的记录，真是让人有骂街的冲动。
六是跟别人要。《晋书·裴楷传》载，侍中裴楷，为人宽厚，但生活上并不很节俭，他跟很多显贵关系都不错，到人家玩儿，看到什么珍玩宝物，只要他喜欢，就跟人索要拿走。梁王司马肜、赵王司马伦，都是贵重一时的人物。裴楷每年向这两位王爷各要一百万，分给自己的亲族。有人讥笑他，他说，损有余以补不足，天之道也。王爷们有的是钱花不掉，我替他们花，这是天经地义的。
向亲王直接要钱这种事儿，或许真实存在，但一定有背后的原因，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
七是滩污受会。这种情况应该是非常普遍的，史书上的记录也不少，比如，有个叫袁毅的，给京官送礼拉关系，连山涛都收了一百斤丝。再如，平吴功臣之一的杜预，镇守荆州，数次给洛阳的显贵送礼，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不是想让他们帮我加官进爵，我只求他们不要陷害我罢了。
八是抢节商旅。这个事儿，特指大富豪石崇。史载石崇任荆州刺史之后，抢劫往来商户，故成巨富。
这个记载，恐怕不实。
《晋书·刑法志》载，贼燔人庐舍，积聚盗贼，赃五匹以上弃市。
也即是说，抢节偷盗，是要论罪的，抢了五匹就要当街处决。假如在乱世，地方官借手中拳力抢节，或有可能，但晋朝统一天下已经十来年了，四海承平，石崇公然抢节，实在说不过去。山涛收受一百斤丝，就被人追着弹劾，石崇抢劫节成巨富，竟然逍遥法外，是欺我大晋朝丝法部门无人不成！
那么，晋朝时是以什么作为货币的呢？
《晋书·食货志》载：
董卓当权之后，毁五铢钱，铸小钱，因此，钱不好使了，一斛谷物，卖到数百万钱。到李傕、郭汜主政之后，长安一带，谷物一斛五十万钱，豆麦二十万钱。曹操当丞相之后，重新使用五铢钱，但由于流通中的钱币数量不多，谷帛等实物仍然承担货币的功能，形成了钱物并行的局面。公元221年，曹丕废除五铢钱，老百姓用谷帛买卖东西。到曹叡时期，很多人出幺蛾子，为了谋取利益，把谷物浸湿以增其重量，专门织薄绢来进行交易，对这种行为，政府严厉打击，但收效甚微。经过朝议，曹叡重新铸用五铢钱，一直到晋朝仍在使用。
两晋时期，由于朝廷一直没有铸钱，流通中的钱币甚为缺乏，致使谷帛的货币性质显著增强。在市场交易活动中，人们可以用布帛购买谷、米，生活用品，甚至可以购买奴隶。据《石崇奴券》载，石崇买了一个奴隶，用了一百匹绢。
也即是说，彼时，用布或绢来交易，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甚至比用钱还要来得方便。我之所以作出这个判断，是因为晋朝既然没有铸钱，而又没有迹象表明发生通货紧缩——钱少物多，理论上物价应该很便宜，但实际上，晋朝的物价比两汉的大多数时期要高得多。只能解释为，钱，作为通货之一，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
【彭先生，令人景仰！】
用谷米购物，记录很少，我们主要看一下用布帛如何交易。
据《中国货币史》载：
布帛的作价，汉以前大体上是一匹绢抵三匹布。两汉则两匹布抵一匹绢。南北朝以三匹布抵两匹绢。可见布的价格渐增。如果用铜钱来计算，则绢价也是渐渐增加的。春秋战国时代，绢价每匹自一百二十五钱到一百五十钱，布价为其三分之一。西汉时最贵的白素为八百钱一匹，缣（一种双丝的细绢。缣读如兼）价约合素价的一半，当为四百，绢比缣又便宜约三分之一，每匹约合二百六十钱。东汉缣、绢价格上涨，缣一匹为六百一十八钱，绢一匹当为四百上下。两晋时的绢价没有资料，但后赵的绢价很高。石勒时官价中绢每匹一千二百，下绢每匹八百；市价则中绢每匹卖到四千，下绢也要二千一匹。
那么，用布帛作为货币，具体怎么使用呢？如果某个东西值两匹布，五匹布，那还好说，如果某个东西只值一尺三寸，或者三尺五寸，难道说还要把布裁了不成？
对，你说对了。
有证据吗？
有。
《晋书·张轨传》《魏书·食货志》等史书均有记载，大意是说，用布来买东西，经常需要把整匹布帛裁成一段一段的，布本来还有成衣的使用价值，裁过之后，失了其本来的功能，造成大量浪费，云云。
【来，裁点零钱】
两晋的正常物价，基本没什么史料。《夏侯阳算经》提到三种米价，即每斗一百二十文、一百三十文和一百三十五文。这三种米价差不多，应当可以看作是正常的价格。一般认为夏侯阳是晋人，那么，晋代的正常米价每石应在一千三百文上下，比两汉的正常米价要高得多。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何曾日食万钱，究竟是个什么概念。
现在我们知道，晋朝的米价，大约每斛一千三百钱，一万钱可以买7.7斛米。一斛相当于现在的20升，7.7斛就是154升。我专门测量了一下，250毫升大米，大约重250克多一点，那么，一升米大约两斤重。154升，重308斤。现在的米，有很贵的，也有两三块一斤的，我们算每斤三块，那么，308斤，就是924元。
也即是说，何曾一天的伙食费，大约924元。
我以前在上班时，经常出差，我们一天的伙食费标准是100元。我是副处级，一天伙食费100元，何曾是太宰，一天伙食费924元，是我的九倍多，想来何大人有些超标吧，但要说超了多少，我也没有概念。
我们再看看王恺和石崇斗富，王恺用丝绸搭了四十里长的步障，石崇用锦缎搭了五十里（步障，指古代显贵出行时，在道旁设下遮蔽风寒尘土，或者禁止人窥视的帐幕）。
自汉朝以后，布帛的规格相当稳定，都是宽二尺二寸，长四丈为一匹，六丈为一端。
一里地，大约415米。一尺为23.1厘米，一匹布，四十尺，9.24米，一里地相当于45匹布的长度。步障当然得是双向的，40里地，双向就是80里，相当于3600匹。布宽2.2尺，也就是51厘米，步障是要能挡住他人窥视的，三匹布并列，高1.53米，显然挡不住，需要四匹并列，那么，王恺四十里步障，就需要布14400匹，石崇的50里，则需要18000匹。
《夏侯阳算经》中，布价有两种，一种是每匹1300钱，一种是1700钱。我们按1300算，石崇需要花2340万钱。但石崇用的是锦缎，比布贵得多诶，我们按三倍算，就是7020万钱。上面，我们计算何曾日食万钱，相当于人民币924元，那么，石崇为了在一条路上搭个步障，其花费相当于人民币6416280元。
倘若石崇不是疯子，就是史书瞎写。
【我理解，步障就是这玩意儿】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石崇大约是相当豪奢的，但远远达不到这种程度。上一回，我们讲过，有人把王羲之比作石崇，把王羲之高兴得够呛。我猜，在《世说新语》问世之前，石崇的名声可能并没有那么臭。
再讲一件石崇的事儿。《晋书·石崇传》载，石崇任卫尉，与著名帅哥才子潘岳（即潘安）拍贾谧的马屁。贾谧本来叫韩谧，是贾充的外孙，贾充死后，他被批准成了贾充的孙子，改名为贾谧。这样，皇后贾南风就是他大姑，贾充的老婆、广城君郭槐，就是他奶奶。因此，贾谧在朝里炙手可热。石崇在路上，只要看见郭槐的车，就会立即把自己的车停到一边，然后，下车目迎郭槐的车，郭槐的车呼啸而过，卷起阵阵尘土，史称，石崇“望尘而拜，其卑佞如此”。
跟石崇斗富的王恺、羊琇、王济等人，都是皇亲贵戚，石崇对郭槐的车子“望尘而拜”，你给他天做个胆子，他又岂敢处处压这些贵戚一头？他又岂敢打碎司马炎赏给王恺的珊瑚树？话说回来，皇上出行都没有五十里步障，你石崇什么东西，敢这么作？这叫僭越，会死人的！
关于这哥儿几个斗富的事儿，可能有些个影子，传着传着，就走样儿了。
《晋书》中关于石崇等人豪奢的记录，大约来源于《世说新语》，作者是刘宋的临川王刘义庆。刘宋灭了东晋，就得给自己得天下的合法性合理性，找些理由。而因奢侈亡国的例子，史书上屡见不鲜，于是，晋朝从上到下，穷奢极欲，导致人神共愤，是个相当不错的题材。
其实，晋朝人自己可能也觉得奢华并不太好，也作过一些讨论。比如，《晋书·傅咸传》载，傅咸觉得世俗奢侈，就上书说：
我认为，谷帛种植辛劳，不加以节约使用，就会匮乏。因此，过去的圣王教化天下，吃肉穿衣，都有规定。我以为，奢侈之费，更甚于天灾。在古代，尧才住茅草屋，现在的老百姓都争着给自家房子搞装修。古代大臣都吃不到精美食物，现在商贾之徒大鱼大肉吃到哕。古代只有后妃才有资格穿特殊的服饰，现在那些个婢妾都周身绫罗绸缎。古代士大夫才可以乘车，现在连低级小吏都驾着肥马轻车。古代人多地少而有储蓄，是因为节俭；现在地广人稀而担心不足，是因为奢侈啊。想要引导一个时代崇尚节俭，就应该坚决反对奢侈；奢侈不受责备，大家就会争相追逐，云云。
傅咸严肃批评了西晋奢侈的社会风气，给我们感觉，西晋之亡，就是亡于穷奢极欲的。实际上，不是的。傅咸生于公元239年，死于公元294年，石崇等人斗富——如果真有斗富的事儿，傅咸正是亲历者。但大家注意到没有，他一句都没有指责石崇这帮人，他反对的是老百姓搞装修，商贾大鱼大肉，婢妾绫罗绸缎，低级小吏开私家车，他反对的是这个！
也即是说，让傅咸愤怒的是，儒家森严的等级制度被破坏了，那些本来没有资格住房吃肉穿衣开车的人，竟然都住好房吃好肉穿好衣开好车了，贱民们翻身过上了好日子，你们好大的狗胆！
你还真别说，这么捋下来一看，我产生一种感觉，在司马炎治下，石崇这帮家伙大约是奢侈的，普通老百姓的日子，恐怕过得也是不错的，这是社会富足的一种表现。
至于西晋为什么会如此短命，我个人认为，绝不是因为奢靡的社会风气，我更愿意从正治驾构和拳力豆争的角度去理解，我们后面再慢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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