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实行分封制，在今山东省滕州市境内有一个滕国，面积只有大约400平方公里，靠着依附齐、鲁、楚、晋等国家活到了战国时代。这时候滕国出现了一位贤君滕文公，他拜当时的大儒孟子为师，请教安邦定国之道。滕文公根据孟子的意见在国内推行仁政、实行礼制、兴办学校、改革税赋等，数年后滕国人丁兴旺、国富民强。

但是周边齐国、楚国、宋国还是不断侵略滕国，掳掠人民、蚕食土地，滕文公因此向孟子请教应对额额办法。孟子只能回答，这不是我能办到的事情，你把城池建好，与百姓一起防御好。20多年后，宋国称王，宋康王灭掉了滕国。可见连孟子都没有全面的安邦定国之道，春秋时期孔子周游列国，经常吃闭门羹也就合理了。

当然滕文公也许是生得太晚了，滕国在春秋初期出现贤君还有可能兼并周边小国。儒家在春秋战国时代并不突出，他们向各国宣传“仁政”，却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比如粮草和人口、军事。尤其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念，真的是很难被各国君主所接受，但是后来真的有君主相信，就是王莽。

王莽当上皇帝之后，打算恢复西周时期的周礼制度来治理天下，与孔孟毕生的理念一致，历史上称为“王莽改制”，但是王莽的儒生改制并没有达到预定的效果。王田制与奴婢不得买卖得罪了豪强；强行改变币制，将盐铁、山川、铸币权等收归国有得罪了百姓；将周边属国国王的爵位从王降到侯，属国因此拒绝臣服新朝。结果新朝在王莽任内就被推翻了，可见半部《论语》治不了天下，这句话也许本身就有问题。

根据野史记载，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是由宋朝开国宰相赵普所说。但是我觉得这话并非赵普所说，因为无论是宋朝平天下还是治天下阶段，赵普都未必用得到《论语》。赵普与赵光义密谋导演了“黄袍加身”，欺负柴家孤儿寡母，看不到儒家的“仁”。赵普力劝赵匡胤亲征平定李筠、李重进，路上兼程速进，体现了兵家的“兵贵神速”。如果赵普说过“半部《论语》治天下”，那肯定是在平定天下之后，因为这时候最需要百姓遵守道德教化，不要再反抗大宋。

以上事实证明半部《论语》治不了天下，但是《商君书》可以。鲁迅先生说过，普通人的一生，就是盛世的牛马，乱世的炮灰，平时榨其身，战时用其命。实际上早在《韩非子》中就有“君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而《商君书》则深刻地阐述了这样一种事实，书中只给百姓做两件事，耕、战，其他不利于耕战的事情一律废黜，比如文化、音乐、商业等。

自从《商君书》问世，古代再没有一部治国策略的书籍能够出其右。商鞅认为国家和百姓本质上是对立的，国强则民弱，民强则国弱，所以治国理念首先是弱民。司马光曾经说过，天下之财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只要百姓弱，官员手里就有钱，国家就能强大，因此商鞅想出了很多办法来“弱民”，后世称之为“驭民五术”。

一民是为了统一思想，弱民是全方位削弱百姓的力量，疲民则是让百姓一生疲于奔命但又吃不饱饭，贫民是通过加强税赋压榨百姓生产劳动的成果，辱民让老百姓相互揭发，互相没有信任，不能抱团取暖。驭民五术可谓把百姓拿捏得死死的，如果这五种办法处理不了的人，杀之。

所以，历朝历代都把《商君书》为代表的法家书籍视为治国理念，宋神宗就把《韩非子》视为治国经典。我读《商君书》的时候常常感到脊背发凉，感叹为什么有人会这么坏，把后世所有百姓的利益出卖给统治者。可对于统治者来说，《商君书》真的好用，如同所有征服印度的统治者，都会保留种姓制度一样。

商鞅变法以来，秦国以《商君书》为治国之道；汉承秦制，汉朝基本继承了秦朝的制度，当然也包括《商君书》里的各种制度，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但这时候的儒家已经是法家化的儒家，跟先秦孔孟的儒家已经不太一样。后世有“百代皆行秦法”的说法，不光是秦朝制度奠定了后来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像驭民五术这样阴暗的策略也从未停止过。

苏联长期实行“斯大林模式”，主张牺牲农民的利益反补工业。反观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府的经济来源就是农业的税收，两千多年封建社会都是如此，就连商业发达的宋朝也没有给百姓多少福利，富裕的宋朝反而是农民起义最多的朝代，问题出在哪里？

我有时候在想，中国古代所谓的盛世，无非是百姓贡献的税收多而已。而皇帝通常会把这些“富庶”分发给周边朝贡的属国，对于国内辛苦劳作的百姓却没有任何福利，这也是古代中国周期性改朝换代的原因之一。

论证了半部《论语》治不了天下，但是《商君书》可以之后，我更期待《商君书》的治国策略什么时候能够真正地消失，尤其是“驭民五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