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皇帝与诗人是如何交恶的？

撰文|黄大拿

在毫无节制的皇权淫威之下

文人没有什么自检与不自检，只有幸运与不幸运

中国历史上，皇帝与文人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微妙。明初著名诗人高启和朱元璋的相遇，也概莫能外。

表面看来，探讨皇帝与文人的关系，把朱元璋和高启作为个案，似乎并不相宜，因为这二人之间的联系远非紧密，彼此也没有多少有趣的轶闻。

实则不然。把朱元璋与高启放到“皇帝与文人”这个话题中，其典型性一点儿也不逊色于汉光武帝刘秀与严光、乾隆与纪晓岚。

从朱元璋时代起，从高启被腰斩开始，标志着皇帝与文人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一

腰斩！腰斩！

洪武七年，即公元1374年，也就是明太祖即皇帝位的第七个年头，在苏州发生了一个大案。

苏州知府魏观本是一个才子，在文学上颇有造诣，词作尤工，同时也有事务之才。

在魏观之前，苏州前知府陈宁待民苛刻，当地百姓呼为“陈烙铁”，魏观赴任，尽改其所为，“以明教化，正风俗为治”，颇得民心。

魏观鉴于元末混战后城市残破的现状，于洪武五年到任后，大兴城市建设，疏浚城中河道，又重修过去张士诚曾用作宫殿的苏州府，而就是这个工程给魏观带来了杀身之祸。

因为张士诚在元末是与朱元璋互不相让的群雄之一，苏州城又是朱元璋的部队费了好大力气才得以攻破，现在魏观重修昔日张士诚的宫殿，哪怕本意是用来作新的苏州府治，属于“废物利用”，在朱元璋派出的窥伺官员的密探眼里，却标志着邀功的大好机会的到来。

魏观谋反的控告传到了朱元璋那里，很快被处以腰斩。在这个耸人听闻的大案中，还牵连到了一个人，这就是被称为元明两代诗人之冠、后人往往拿来与李白作比的高启。

高启没有逃脱腰斩的酷刑，终年39岁。

如此说来，高启之被刑只不过是因为了受了魏观的拖累，完全是池鱼之殃吗？非也。其实，一把利剑一直在诗人头顶盘旋，只不过在寻找适当的时机而已。

二  歌颂新政权，又惴惴不安的诗人

建立大明政权不久，朱元璋下诏征集文士纂修《元史》。时年34岁、已经名满天下的高启也在征召之列。

朱元璋结束了战乱，重统了河山，更重要的是这个政权是在蒙元异族统治中建立起来的，恢复了华夏特有的衣冠制度，对汉族知识分子而言别有一种亲和力。

“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幸逢中国真龙飞，一函雨露江南归”，这就是高启唱给新政权的颂歌。

但是，应诏进京修史，短暂的入仕经历却让诗人惴惴不安了。

在高启入朝的时期，朱元璋对朝臣的大规模杀戮虽然还没有进行，官僚集团的争斗也还没有到白热化的时候，但京城中那种高度紧张、压抑的气氛还是让敏锐的诗人感受到了。

“强逐车马朝天阍，归时颜色黯如土”，“颜色黯如土”一语中已透露了诗人黯淡的心境。

在寂寞的京城，诗人日益思念家乡的亲人和恬淡的乡居生活。直至回到家乡隐居，他回忆为官的经历时说：“却忆候东华，朝衣寒似水。”其实，“寒似水”的又岂止是那一袭朝衣呢？

洪武三年秋，这时《元史》已经修成，高启突然被朱元璋召见，当面授予户部右侍郎的要职。这可是相当于今之副部级的高官，而且户部管理天下财政，职高位尊，然而高启却坚决推辞。

《明史·高启传》写到这一幕时说，“启自陈年少不敢当重任，……乃见许。已，并赐白金放还。”在这简短的叙述中，我们嗅不到任何异样的气味。

一个帝王看重文人之才，欲委以重任，而文人出于各种因素，推辞不就，稍知中国历史的人就都清楚，这一幕在皇帝与文人的关系史上，是太稀松平常了。

现在朱元璋对高启归隐的请求不但未予留难，而且“赐白金放还”，这一切似乎都还在常轨中运行。看来许多人，包括高启自己，其最大的疏忽就是按老黄历看朱元璋这位新天子。

二

高启被杀缘于戏说了宫闱秘事？

从明季以来，关于高启之死即流传一种说法，认为高启是因作讽刺诗而遭祸。

清人所修的《明史》也采信了这一说法，“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衔之未发也。”

是什么诗呢？原来是高启所作的一首七绝《宫女图》，“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

这首诗写宫女的生活，她深夜陪皇帝喝酒解闷归来，已经烂醉如泥，忽闻狗叫声。不禁惹人遐想：这个时候了，重重宫禁之中，还会有谁来呢？

最后一句可理解为：宫禁森严，有谁敢来？也可理解为：莫非有人来么？

但不管怎样，读者都可以从中读出讽刺的意味。虽然诗中没有对时间和空间给予交待，也为朱元璋所愤怒。那么这一传说是否有据？

历代的宫怨诗都有讽刺的内容，朱元璋怎么会如此缺乏度量？

明末著名学者钱谦益的意见很有代表性。他在《列朝诗集》中说：起初他听说高启因此诗得祸的消息也以为很滑稽，但联想到明太祖的性格，“亦事理之所有也。”

因为一两句诗，便要大开杀戒，这样的事发生在从来不知吝惜他人生命的朱元璋身上固然并不奇怪。但是平心而论，以上各种说法也只是猜测而已。

毕竟，只要牵涉到宫闱秘事，要找到所谓铁证，往往就会十分困难。

四

祸根在于“不合作”

在大拿看来，高启之罹难，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高启的“不合作”。

朱元璋给了高启一个副部级的职位，诗人却不识抬举，当时朱元璋表面隐忍未发，但危机实际已笼罩着高启。

之所以有这么一个判断，实因为朱元璋自建立政权之后，对这种不合作的态度从来没有表现出宽容。

洪武元年（1368年），刚登上皇帝宝座的朱元璋下诏求贤，有一个叫裕伯的人征病不出，他就下了一道手谕，加以威胁，此人吓得半死，不得不扶病入朝；朱元璋要给名士戴良官做，戴氏以老疾固辞，最后被迫自杀。……

在朱元璋这里，文人“不合作即死”的政策是一以贯之的。

一个文人，仅仅因为不合作不出仕，就要掉脑袋，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新的信号。

虽说“自由”是个让古人生疏的词汇，然而在朱元璋以前，中国的文人们还是有“消极自由”的。

也就是说，一个文人只要不公开和现政权对抗，是有不合作的自由的，大可以优游卒岁。古之隐士、逸民多半就是这一族群。

而朱元璋却并不认可文人的这种“消极自由”，他在特种刑法《大诰》中创立了一条空前的峻法，“‘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成说其来远矣，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

后者，就应该“诛其身而没其家”。这一法令虽然编于高启事件之后，但朱元璋的这种思想却早已形成，并付诸实践了。

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指责高启“以诗文召祸，何其不自检耶？”其实这哪里是“自检”与否的问题？

在毫无节制的皇权淫威之下，文人没有什么自检与不自检，只有幸运与不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