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沐言。

上期我们聊到宋以前长颈瓶的发展，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宋金时期和辽代长颈瓶的变化。

宋代长颈瓶比隋唐时期长颈瓶更修长，无论是颈部还是腹部都朝着更为修长的趋势发展，因为宋式审美被认为是中国审美的最高峰，因此这一时期的长颈瓶演变也被认为是最完美的阶段。

宋代不仅是创新的朝代，也擅于模古，那时有盘口长颈瓶，也有修长秀美的长颈瓶，器物中加持古朴典雅的宋韵，整体造型特征呈现出古雅庄重的风貌。在器物的使用上更趋向于生活场景，长颈瓶中部分用于佛供之用，更多的则是作为日常陈设之用。

北宋 汝窑镶铜口长颈瓶 大英博物馆收藏

佛供的净瓶采用定烧的形式，不仅在五大名窑中有精品输出，在诸如磁州窑、耀州窑中也有该类精品器物的烧制。器物中涵纳宋式极简美学的理念，将简发挥到极致，去繁就简的同时却显露不简单、不流俗的美态。无疑那时的审美风尚即便在今日，也是值得探寻和传承的。

北宋 耀州窑青釉净瓶 日本富苑家族旧藏

而在作为陈设之用的长颈瓶“花样”就更多了，胆瓶、玉壶春瓶、直颈瓶都以“修长”的颈部加之适配的釉色和纹饰，在瓷器瓶界占有一席之地。其中，胆瓶和玉壶春瓶在宋金时期多少会让人有“傻傻分不清”之感，它们形制趋同，多是在口径和腹部线条弧度上有差异，所以很多学者认同玉壶春瓶是胆瓶中的一种。

胆瓶何以得名？顾名思义是因其腹部造型如垂胆而得名，胆瓶的腹部造型变化相对稳定，从时间上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类似胆瓶的造型了，但从宋代开始，胆瓶才更多被应用和广受文人喜爱。在中华文化中，“胆”字所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情怀，无论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西汉时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流传而得的卧薪尝胆，还是各类诗词闲赋里都能看见“胆瓶”的身影。曾有“翠叶金华小胆瓶，轻拈微嗅不胜情”的盛情美景，也有“轻风吹到胆瓶梅,心字已成灰”的凋落凄凉，以文人之爱直抒胸臆，可想而知，它在文人心中的分量自是不轻。

左：北宋 定窑系白釉胆瓶 2017香港佳士得秋拍 右：北宋-金 磁州窑黑釉玉壶春瓶 北京邢定文物商店藏

同样拥有长颈的直颈瓶也是很多文人雅士的心头好，直颈瓶又名纸槌瓶，与胆瓶和玉壶春瓶不同的是，在其颈部与器身连接处有明显的转折，似取形于棒槌，器身线条与口颈形成鲜明的对比反差，纤细与浑厚，充满力量感和厚重感。

店内一件定窑酱釉直颈瓶每每望过去都让人有一种肃穆与安定的感觉，它重心在瓶腹，稳稳着力，让看似纤细的瓶颈似有向上生长的牵引力，静止中向上与向下的两力平衡，静亦动，柔美的坚定，从容的阔达。

宋 定窑酱釉直颈瓶 北京邢定文物商店藏

北宋以后，金代享国119年，但在长颈瓶的发展上却并无太多出彩之处，更多的是对北宋及前朝工艺的传承，相反，同为少数民族统治政权的辽代在长颈瓶工艺技术发展上更有可圈可点之处。

金代 钧窑紫斑长颈瓶 大英博物馆藏

辽代建国后，在中原汉文化的不断冲击下，契丹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开始从游牧向定居生活转化。在辽代的早中期，具有典型契丹风格的长颈瓶不仅数量多，而且器型富于变化，在整个辽代长颈瓶中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长颈瓶作为辽代具有典型契丹风格的陶瓷器类，创烧之初就有中原与契丹两种风格的呈现，辽代中期之后，在胎釉装饰中出现了大量的刻、划、剔等装饰手法，这也多源自于中原地区的制瓷技术，所以说辽代长颈瓶深受汉地传统的影响，处处体现着中原文化因素。

发掘于北京密云冶仙塔基的绿釉净瓶瓶体是结合了堆贴和模印的装饰技法，肩部至腹部由莲瓣纹与璎珞纹互相交错组成，两组璎珞纹间分别暗刻“杜家”二字，可见这件净瓶是“杜家”作坊为冶仙塔专门烧制的，定烧的佛供器物，珍稀程度不言而喻。此款长颈瓶精美别致，非日常所用，信仰的光环让它不同于日用器物。

辽 绿釉“杜家”款璎珞纹净瓶 北京密云冶仙塔基

不过，功用性是辽代瓷器最突出的设计特征，烧造器物的动力源于辽人生活方式与需求的改变，其设计原理多因契丹人“马逐水草，人仰潼酪”的生活特性，这种造型设计方式是出于实用性与便利性的考虑，表现出朴素的功能主义设计观念。长颈瓶中就体现了这一特点。

左：辽代 白釉“官”字款盘口长颈瓶 中：辽代 白釉盘口长颈瓶 右：辽代 白釉剔划牡丹纹盘口长颈瓶 辽宁省博物馆藏

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辽代牡丹纹长颈瓶，古朴大气，采用剔划工艺，在肩部剔划下垂花叶，腹部剔划两朵四叶牡丹花，露胎处的灰色与釉色的白营造一种素雅之美，灰地白花，纹饰线条舒展流畅，在长颈瓶这种器型的配合下，凸显挺拔秀丽，美的不夺目却很吸睛。

辽代 白釉剔划牡丹纹盘口长颈瓶 辽宁省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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