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为数不多的唐代白瓷，一只为唐代邢窑白釉穿带壶，另一只则是唐代晚期定窑印花鱼纹杯。显而易见，两只器物的造型都并非陶瓷原创，这也正是唐代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各种不同材质的器物经常会相互模仿。

安史之乱前，大唐帝国繁荣富强，昌明发达，因此有了万邦来朝的盛况。那时，西北有陆路沟通中外，东南有海道联络东西，使团相望于途，商队络绎不绝。空前畅达的交通引出了空前频繁的文化交流，尤其是与西方的密切联系造就了工艺美术的融合。

西方文明大国以萨珊波斯（今伊朗）、大食（阿拉伯）和拂菻（拜占庭）为代表，那里地饶珍异，俗尚工巧，制作精丽。居处中亚的粟特人，他们生活在两大文明区之间，左右逢源，不仅工艺制作繁盛发达，还在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唐人眼中，粟特人巧语甘言，似乎天生就具备着经商天赋。在唐代疆域内，西域胡人几乎随处可见，更有西域人士长期居留。玄宗时期，来唐胡人的数量达到高峰，一些有西方背景的人还能居高官、任显职，最著名的就是安禄山与史思明。这两位叛乱的祸首，都是有中亚血统的“混血胡人”。

胡人是唐代社会关注的一大热点，人们普遍相信，胡人怀异能、雄资财、通机巧、识奇宝，在来自西方的物品中，织锦、金银器、玉石器、玻璃器备受青睐。因此，唐代的工艺美术创作，如我们看到的这两件唐代古陶瓷，也被染上了浓郁的西方色彩。

既然对文化的兼容并蓄早已蔚然成风，帝王家首先就是表率，太宗李世民便自用胡瓶，还郑重地以其赏赐大臣，帝王之家尚且如此，唐代前期工艺美术的胡风弥漫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安史之乱持续八年之久，终于把强盛的大唐拖向衰亡，同西方交往的骤减与工艺美术关系密切。至中唐，虽然胡风依旧流行，但已较少有新内容，更像是盛唐的回音，到了晚唐，时代愈去愈远，这回音自然也就越发低微了。归根结底，凡西北丝路畅通之日，即中国工艺美术受西方影响较大之时，如汉代、唐前期、元；凡西北丝路阻隔之日，即中国工艺美术受西方影响较小时，中国风便越发明朗，如唐后期、宋。当然，这又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唐代晚期的定窑印花鱼纹杯，就是根据西方金银器造型演变而来，但有更大可能是模仿早期邢窑精品制作而成，其工艺还尚未如邢窑般尽善尽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