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徐向前元帅晚年的回忆录中，有这么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记录：

当时西路军事变，徐向前辗转千里回到延安。“刚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见了我。他简单问了问西路军的情况，我如实做了火大。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这话使我很受感动。”

徐向前话锋一转接着写道：“张闻天见到我则不同，责备了一番，我没吭气。打了败仗嘛，批评、撤职、杀头都应该，没有什么好说的。”

一个“则”字，写出了张闻天和毛主席对西路军（红四方面军）态度上的不同，也引出了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的一段尘封往事。

据徐向前回忆，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不久，一些不利于团结的现象与日俱增。一方面，张国焘四处活动，散布流言，破坏团结。而在此同时，博古、凯丰等人则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还批评四方面军存在“军阀主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的现象，“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

一般来说，人们在描述这段历史时，惯于站在红一方面军的角度去看，因此只注意到张国焘的野心，如果站在红四方面军的角度看，我们就会看到，博古等人在这件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负面作用。徐向前元帅晚年的回忆比较侧重后者，这为我们观察历史提供了更全面的角度。

博古在这期间做了什么？据《杨尚昆回忆录》记载，在两河口会议讨论过程中，博古等几个同志不讲方法和策略，挖苦张国焘的西进主张是麻雀飞进阴沟里，进得去出来不来，只有死路一条。这让自以为资格老又有“本钱”的张国焘一下子就跳了起来，气势汹汹地质问：你说我是麻雀，你博古懂得什么？你把中央苏区那么大的根据地都丢了；你们打了败仗，不能说要由李德负责，他是外国人，你们都要负责任。

徐向前说有的同志“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虽然没有指明这事是张闻天所为，但在《杨尚昆回忆录》中，我们确实能找到此事的记载。

据杨尚昆回忆，右路军走出草地后，在潘州等左路军前来，在这期间，总政治部办了一份油印刊物《干部必读》，主编是张闻天，编委有陈昌浩和凯丰等人。正式刊印前，每篇文稿都要在编委会上宣读通过。

有一次，张闻天在编委会上念自己写的一篇文章，讲南下没有出路等等，文章还没有念完，陈昌浩就拍桌大骂，话说得非常粗鲁，还说你要是敢发表这篇文章，我就发动四方面军的干部和战士来斗你。张闻天为了避免冲突扩大，最后把这篇文章抽了出来，没有发表。

最关键的是毛主席在事后的态度，他批评张闻天说：你简直是书生气，这样不懂事，现在写这个文章干什么，一点用处也没有。

应该说，博古、张闻天等人的这种“书生气”的做法，确实在四方面军内引起了不小的风波，不仅影响到了张国焘、陈昌浩等高级领导的心态，也让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难以理解，产生了不小的抵触。

在长征这样重要和危险的历史关头，排除分歧、化解矛盾、维护团结的重要性毋庸赘言。大家都应该在坚持原则性的同时尽量地维护团结是很重要的，就算有问题，也应该采取灵活性的办法去处理，而不是仅凭自己的意愿去任由矛盾扩大。应该说，在这件事，博古、张闻天就犯了这样的错误，不仅没有弥合矛盾，反而激化了矛盾，给张国焘制造分裂提供了借口。

徐向前元帅在回忆录中是这样评价的：他们的这种“左”的做法，与当初刚到中央苏区时，对待毛主席和一、三军团差不多，只能激起四方面军干部的反感。许多指战员想不通，憋了一肚子气。这也给了张国焘以挑拨的借口。

对于这一点，作为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深有体会。既然张国焘把四方面军当成自己的“本钱”是大错特错，那么，博古等人也应该把四方面军和张国焘分开，不能因为张国焘错了，就连带认为四方面军也通通错了，这实际上是犯了和张国焘一样的错误。

下面这段话是徐向前元帅的肺腑之言，说得非常动感情：

“再往后，教条主义者对红四方面军的指责就更多了，不少干部都向我反映。我虽然教育干部不要向底下散布这些东西，但说老实话，心理是不痛快的。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300来人的游击队伍发展起来的，打了那么多硬仗、恶仗，是党领导的队伍，发展到八万多人，很不容易。

尽管不对存在这样的或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好的，是坚决打蒋介石的，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是拥护第三国际的，是听党的话的，是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是竭诚拥护同中央红军会合的。怎么又是军阀，又是土匪，又是落后，又是逃跑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得漆黑一团，对两军团结对敌，没有任何好处。我确实想不通。”

徐向前都是如此，下面的那些干部的想法可想而知。了解了这些历史，我们再来看文章开头张闻天对徐向前的态度，以及徐向前对张闻天的态度，便能有新的体会和思考。

后来，徐向前和彭德怀两位元帅回忆起这件事时，彭德怀告诉徐向前：这是教条主义那些人搞的，会合的时候毛主席就主张讲团结，团结第一，大局为重。

徐向前听后感慨道：要是按毛主席的意见办就好了。

还是《杨尚昆回忆录》，草地分兵之后，中央率领一、三军团连夜到了俄界，并召开了临时会议。在会上，很多同志都很气愤，主张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主席认为这样不可取，他说：“还是希望他们出来，你们这样就做绝了，开除了他的党籍，后面没有文章可做了。”他坚持对张国焘的处理要有限度，就连师一级的干部都不要传达。

后来张国焘还通电，不许北上的队伍称“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冷静地回答：我们可以称西北局，你张国焘也不要称“中央”。

对比那种情绪化的主张，毛主席在这样的时候还能坚持“团结第一，大局为重”的方针，实在高明太多了，也是因为他的这个主张，为后来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如果真的开除张，后来的情况会复杂很多。

杨尚昆同志在回忆录中评价说：当时如果沉不住气，后果就将不堪设想。

据师哲回忆，张闻天是个有远见，善于思考和有独立见解的同志，他不迷信，不盲从，也不固执。他在理论研究方面非常擅长，有“老教授”之称。而且他为人正派，在同志中有着比较大的影响力和威信。

遵义会议前，毛主席用了很大的耐心做张闻天的工作，开导他说服他，陈述自己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观点，最终成功地把张闻天争取了过来。再通过张闻天的影响，说服别的同志，最终才有了遵义会议这次具有历史转折性的大会。

但按师哲的说法，张闻天同志在理论研究方面强，但在实际工作中，也有“抓的不够细不具体，显得大而化之”的问题，他很少找人来汇报问题谈工作，别人来了他就听，不来他也不过问。为此，毛主席曾提出批评说：“凡是抓而不紧，等于不抓。”

时间和历史会证明谁对谁错，也会把合适的人推到适合他的位置。六届六中全会后，毛主席正式确立了在党内的领导核心地位，张闻天的工作也转移到了领导马列学院、中央宣传、教育这些方面，并在这个位置上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