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是作品的灵魂,确立主题是艺术构思的中心环节。文学创作要意在笔先,以意为主。文无意不立,没有主题,材料就不能有机地组织起来,主题不深,文学形象的教育作用、认识作用和审美作用必然减弱。
所谓主题,就是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在作品形象中表露出来的一种思想认识,是对生活本质的艺术概括,它集中体现着作者的创作意图及对生活的理解和评价。
主题不等于写作对象、题材、内容范围,同一客观事物可以表现出不同的含义,主题也不等于干巴巴的概念,它是贯穿流动于整篇作品的生命所在。
题材本身的含义不是单一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作者往往会有不同的理解。主题不仅应跟题材的含义相称,而且应是这种内在含义的“最高点”。所以在构思中,对主题要“磨”要炼。
主题的确立有一个认识生活的过程。提炼主题一般应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1) 从生活本身进行探索
主题从作者的生活经验中产生,实际生活是提炼主题的依据;主题又是作者认识生活的结果,体现了作者理解生活的深度。主题决不是凭空虚想的产物,而是现实生活暗示给作者的一种思想,那种离开生活想点子,让感性材料来凑合某种概念的构思途径是不可取的。
从生活中提炼主题,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指生活材料所包含的意义是客观存在的,作者需要去发现它、把握它,而不是任意外加某种思想教义,强贴一些政治标签;一是指主题应与作品中要反映的全部生活吻合一致,它应是全局的统帅,而不应是只能包容某个局部的含义。
因此,提炼主题首先要从分析研究丰富的生活材料入手。作者不是先有了主题然后才去检验生活,而是生活给了他某种启发,才觉得需要去反映。那么,从哪一点上来显示生活的意义呢?这就必然要思考、分析,力求把握生活的本质。
魏巍在抗美援朝中,志愿军战士的英雄事迹“很久以来就在脑子中翻腾着”,他努力去追寻其中“最本质的东西”,终于认识了战士们许多可歌可泣的壮举的“最本质的动力”,来自伟大深厚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从而确立了《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主题,而且这个主题包容了这篇作品中全部英雄故事的含义。
茅盾从小生长在蚕桑业发达的杭嘉湖地区,对蚕乡的生产情况和蚕农的生活十分熟悉。当他看到蚕茧丰收而蚕农反而相继破产的现实,就以敏锐的思想和政治眼光发现了其中的社会问题。
他在《我怎样写<春蚕>》中说:“先是看到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及国内的政治混乱造成了那时的农村破产,而在这中间的浙江蚕丝业的破产和以育蚕为主要生产的农民的贫困,则又有其特殊原因——就是中国厂经在纽约和里昂受了日本丝的压迫而陷于破产,丝厂主和茧商为要苟延残喘便加倍剥削蚕农,以为补偿,注定了蚕农的亏本,而在中间又有‘叶行'操纵叶价,加重剥削,结果是春蚕愈熟,蚕农愈困顿。从这一认识出发,算是《春蚕》的主题已经有了。”作者正是从蚕农破产的现实中,经过探索研究,找到了造成破产的根源,才凝成了这篇小说深刻的主题。
生活对于主题的确立决不是被动的,就是说作者不能任意扭捏生活,而是生活本身包含着某种规律,作者认识到了,把握住了,才形成了符合生活规律的主题。
高晓声说他写《李顺大造屋》,“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他“千百次体验到造屋是农民生活中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这种要求极其普遍,极其迫切”,从大量生活经验中,他看到了“每一座房子都装满着心酸,每一座房子都是一部受难史”。那么,这“受难”的根源何在?为什么李顺大三十年来造不成屋?粉碎“S人帮”后他找到了答案:“三十年中我们遭到两次灾难,这灾难害苦了李顺大,害苦了整个国家和民族。它何止阻碍了李顺大造成房子,更严重的是阻碍了社会主义大厦的建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确立了这篇小说的主题。他由此得到一个创作经验:“生活在干预作者,作者竟不能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可见,主题来自生活,是作者认识生活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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