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快要步入退休生活的老检察官，夜深人静时却饱受失眠之苦。

在他耳畔回荡着一个罪犯的呼喊，那哀婉的声音让他翻来覆去无法入眠：只因为一次善举，载着同乡的路途，结果却惹来祸端，叔侄二人竟被错判为奸杀罪犯，一个被判了死缓，另一个则背负着长达15年的刑期！

这一桩冤案，十年如一日地缠绕，他内心深处何尽辩解的渴望？

2005年一个晴朗午后，位于新疆戈壁深处的石河子监狱。

这座坚固的牢狱，囚禁着来自四方的重罪犯，被誉为“罪恶的收容所”。张飙，石河子市检察院监所科的一名老检察官，如往日一般前来进行月度视察。

他是那批于1979年迈进检察院的元老，职务已满25载，即将面临退休。然而，这一天，一则消息打破了他平静的日常：一名囚犯情绪异常，频频声称无辜，抗拒改造，严重干扰监狱秩序，影响其他囚犯的进步。

对于一个从事检察工作数十年的张飙来说，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对于某些罪犯来说，为了减刑无所不用其极，随便喊冤，好像公检法就是他们的软柿子。

然而，张飙从未想过，接下来的这次会面将彻底颠覆他对罪犯的印象，改变两个人的命运。

会见室内，他第一次见到了张高平。

这个瘦弱、面容憔悴的中年男子，初次见面就展现出了一股不羁的气息。

“我不是罪犯，也没有什么可汇报的。”张高平压根没抬眼看检察官。

然而，张飙以温和的态度回应：“没关系，不必汇报，坐下来说说吧。”他为张高平倒了一杯水。

张高平愣了愣，平日里他们只能在地上说话，从未有人如此和蔼地对待过他，不禁瘫坐在椅子上，泪水涌现。

“我真的是冤枉的，我和我的侄子根本就没有犯罪，我们只是好心帮了那个姑娘一把，没想到竟被冤判为杀人犯……”张高平将自己的冤情诉说了无数次，这一次，没有人打断他，更没有人嘲笑他。

在短短一年的监禁里，他写下了一袋子的申诉材料，如同祥林嫂般，日复一日地述说着自己的遭遇。

然而，与祥林嫂不同的是，张高平或许遇到了能够改变他命运的人。

即便张飙见过无数重罪犯的痛苦哭诉，但面对张高平嘶哑的声音和满脸的泪水，他仍然难以置之不理。然而，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检察官，他始终保持着怀疑的态度。对于张高平所述的“冤情”，他始终抱着怀疑的态度。毕竟，叔侄俩的案子已经定案，办案团队的专业素养毋庸置疑，何况案件的主审法官还是杭州的“女神侦探”聂海芬。

回到检察院后，张飙坐在办公桌前陷入了沉思：到底该不该着手调查这个案子？

他即将退休，职业生涯已经漫长，他在系统内结交的朋友和后辈众多，一旦展开调查，必将得罪众多人。

是选择安享退休，平稳度过最后的岁月？还是利用自己在职位上的影响力，为张高平敲响冤屈的警钟？

他脑海中不断回响着张高平离开时的那句话：“无论你信不信，我相信你，我相信法律，总有一天会还我清白！”

沉思片刻后，张飙伸手拿起了桌上的案卷。

就在这一刻，他和张氏叔侄的命运开始了新的转折。

随着手边堆积如山的卷宗，张飙的眉头也越拧越紧。这起案子，远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张高平，作为石河子监狱的A类顽危犯，以其执拗和反抗管教的名声闻名。因此，当石河子检察院得知张飙将着手调查张氏叔侄案时，他们感到十分错愕。尽管如此，检察院的工作人员仍然决定与老上级一起彻查。然而，当查阅卷宗时，张飙才发现其中的纰漏之处实在太多，有些甚至能直接影响定罪程序。

这起案件的经过表面上看并不复杂，就是一起典型的强奸杀人案。然而，2003年5月，正值非典疫情肆虐，大车司机张高平和他的侄子张辉，想要趁机多跑几趟长途，挣些额外的钱。张辉即将结婚，急需多挣些钱来确保新婚生活的美好。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一趟出车将是他们生命中最黑暗的一段经历。

5月18日晚上9点，两人驾驶着货车开往上海，途经老竹铺镇的非典检查站时，遇到了同乡少女王冬，请求搭车去钱江三桥。张氏叔侄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并将王冬送到了距离钱江三桥不远的一个立交桥。送别了女孩后，他们顺利到达上海，完成了卸货、洗车等工作，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

然而，在23日晚上，当他们再次前往上海时，在老竹铺的非典检查站被拦下来了。车窗一打开，一群全副武装的警察立刻涌上前，枪口直指着他们。原来，就在与王冬接触的第二天上午，女孩的尸体被发现，下身赤裸。而张氏叔侄被认定为“最后见到王冬”的头号嫌疑人，立即被拘留。按理来说，事情进行到这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接下来的卷宗内容，却让张飙大感诧异。

这起案件中只有26条证据，而唯一一条指向张高平、张辉强奸致人死亡的证据是一名与张辉同监的犯人袁连芳的间接证言。这个“证据”虽然重要，但其他证据呢？张飙发现，从死者指甲中提取的一名男性的DNA，经鉴定排除了张高平、张辉的可能性。然而，这对张氏叔侄有利的证据，却被认定为“与案件无关”。至于剩下的24条所谓“罪证”，要么无用，要么直接证明了叔侄的清白。即便如此，他们依然被判刑：张高平15年有期徒刑，张辉死缓！

一个被关在北疆监狱，一个被关在1200公里外的南疆监狱里。仅凭同监犯人之口就认定他俩有罪？

这绝不是什么诈骗盗窃案，简单却危害巨大，而是一场残酷的恶性奸杀！

这样的匆忙，真的符合警察的执法理念吗？

他又一次翻看着张高平的申诉材料，里面的内容更让他的眉头皱得更紧，神情愈发沉重。

这些申诉材料是张高平的妻子找到的律师，王父代表委托人整理出来的。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律师，第一个案子就敢接下如此复杂的案件，因此时刻提醒着自己不能有丝毫马虎。

申诉资料里清楚地写着，5月19日凌晨，张氏叔侄的卡车驶出杭州收费站，当时站点提供了票据，上面的时间可以证明二人根本没有空闲作案抛尸的时间。

然而，当王亦文去收费站要监控和发票记录时，却被告知原始数据丢失，无法查看！至于叔侄二人收到的发票，也在回程收拾车子的时候扔掉了。

更让人震惊的是，在杭州市看守所与张高平单独会见时，王律师还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自己的委托人，很有可能被刑讯逼供，屈打成招！

张高平胳膊上密密麻麻全是烟头烫出来的疤痕。他含着眼泪，告诉王亦文律师，自己从5月23日到6月17日整整三周半几乎没吃过一顿饱饭。看守所里的警察，不给他吃饭喝水上厕所，逼着他认罪，稍有不从就用烟头烫，要么就是罚他蹲几个小时的马步，蹲不住就打。

这些还算是轻的惩罚，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张高平咬牙忍受着。

然而，在上面的指示下，牢头将张高平倒吊在房梁上，等他脑袋充血意识模糊时再放下来，让他金鸡独立，站不稳就是抽！

这些被王亦文律师记录下来的信息，原封不动地呈现在张飙的面前。他沉思片刻，决定直接打电话向上级汇报。

很快，石河子市检察院以一级检察机关的名义，正式向浙江省检察院发函。当然，他们彼此都是同事，再加上案件已经宣判，直接指责对方“你们办错案了”显然不太合适。因此，石河子市检察院只是委婉地提醒对方“希望贵院予以重视”。

函件中，还另外附录了张高平的申诉材料和谈话的详细笔录。然而，这份凝聚了张飙、张高平、王亦文律师和整个石河子检察院努力的调查材料，却如同泥牛入海，毫无回音。

这次的失败，直接将张飙扔进了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作为驻监检察官，他虽然听取了犯人的申诉、查阅了卷宗、核实了信息、逐级上报了情况，获得了同事和领导的支持，但无形之中已经与当时的办案单位形成了对立。工作中最忌讳的，就是找同事的麻烦，尤其是涉及足以让对方翻车的大问题。

另一方面，他辜负了张高平的期望。目前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张氏叔侄无罪，张飙也确实努力了，但就是没有结果。他将如何面对监狱里那个苦苦等待着救世主的男人呢？

在接下来的两年多里，张飙几乎不敢去监狱巡视，他每日被失眠所困扰，话语也变得越来越少，身体状况也日渐恶化。

直到2008年夏天，他再次到监狱例行巡视时，鼓起勇气同意了张高平见面的请求。当两人相对无言，眼中都闪烁着泪光的时刻到来时，一股难以言表的情感涌上心头。

过了好一会儿，张高平才抹去了脸上的汗水，将一本被汗水浸湿的杂志递给张飙：“张检察官，您看看这篇文章。”

那篇文章的标题是《被疑“灭门杀手”终判无罪释放》，讲述了一个名叫马廷新的河南农民被控制犯下灭门案，最终在一位律师的帮助下昭雪冤屈，无罪释放的故事。而唯一定罪马廷新的证人，竟然也叫袁连芳。

看到袁连芳这个名字，张飙不禁怔住了。这个名字和指控张辉犯案的那个人，竟然一模一样！这种巧合实在是太离奇了！

在确认了这两个袁连芳确实是同一个人后，石河子检察院在接下来的三年里，5次将张高平案件的相关资料和检察院对案件疑点的意见寄往4000公里之外的浙江方面。最初是寄平信，后来更走上了内部加急通道，然而却依旧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张飙知道，自己和同事的努力已经到了尽头。2008年的寒冬，全国各地都飘起了鹅毛大雪。59岁的张飙望着窗外的白雪，长叹一口气。

临近年关，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团圆的气氛被厚厚的积雪衬得更浓。在这样的日子里，他深知除了自己，张高平叔侄和他们的家人也备受煎熬。

张飙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了张高平之前给他看的那篇文章。那位帮助马廷新逆转局面、洗清冤屈的律师朱明勇，能否也成为这家人的最后希望呢？想到这里，张飙快步走回家，一个电话打给了张高平的哥哥，也就是张辉的父亲张高发：“张老哥，记住我的话，你弟弟和儿子是冤案，千万不能放弃，即使砸锅卖铁也要坚持下去！去找朱明勇律师，他是你们家的最后希望。”

“记住我的电话号码，等见到了人一定告诉他！”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朱明勇律师还浑然不知，他即将和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和一位快要退休的陌生检察官，一同迎接一场硬仗！

2010年11月24日，再次寒冬降临。

朱明勇律师正在与一位涉及冤案的当事人讨论国家赔偿事宜，这时，手中的电话突然响起。

看着来电显示是来自"安徽冤案"，朱律师匆忙接起电话，却传来一声苍老而疲惫的声音：“朱律师，我已经到北京了，现在在您的办公室，您的同事说您又出差了，您现在在哪里呢？”

朱律师回答：“我在河南这边。”

"那我来找您，离得远没关系，只要能见到您就行。”对面的声音说。

朱明勇略微沉思了一下，随后叹了口气：“你真要来就来吧，现在还能赶上最后的火车。”

告知自己的地址后，朱明勇挂断电话，心中涌起一股深深的思绪。

此时，电话那头的人，正是张高发。

从两年前开始，张高发一直在想方设法找到朱明勇律师，但信息闭塞，路途遥远。然而，他一直未放弃，在无数次打听之后，千里迢迢赶来河南，终于要见到朱律师本人。

已是深夜12点，朱明勇律师终于完成了手头的工作，一路七拐八绕，找到了张高发住的宾馆——一个简陋的路边汽车修理部。

昏黄的灯光照亮了“客房上楼”的牌子，但楼梯却不知所踪。朱律师在老旧的小楼周围转了几圈，终于发现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梯，缓缓地爬上去。

在弥漫着浓重霉味的走廊尽头，朱明勇终于找到了张高发所说的“201”号房，推开虚掩的门，与一个面露警惕的老人对上了眼。

老人激动地站起身来：“您就是朱律师吗？”

“是的，我就是朱明勇。”朱律师回答。

他花了两三秒打量着这狭小的房间，不到五六平米的空间，没有卫生间、桌椅，甚至连门锁都没有。

转过头来，张高发已经颤抖着拿出一叠折痕的材料。

“你把这些材料带在这样一个连锁都没有的地方，实在太不安全了。如果材料丢失了，怎么办？”朱明勇担忧地问道。

“这里便宜，一个晚上只要30元。”张高发嘎喏着回答。

朱律师心中一阵不忍，二话不说，直接带着张高发到市里的快捷酒店开了一间房。

张高发曾经并非如此窘迫，他一家靠着大车生意攒下了数十万的存款，那时已算得上家境殷实。

然而，为了给弟弟和儿子平反，他四处奔波，信访办、地方政府，资财散尽却屡屡碰壁。五年时间，一个意气风发的男人，沦落到了两叠斑白、穷困潦倒的境地。

在朱律师泡的茶水中，张高发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述说着案情的原委。

朱明勇一边查看材料，一边频频点头，直到张高发说：“新疆有个检察官也很关心这个案子，是他叫我们来找你的，我们找你找了两年多了！”

"说着，他把一张写有张飙姓名、手机座机电话和上班时间的纸条递给朱明勇。尽管朱律师见多识广，但对这个素未谋面的检察官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一般情况下，公职人员只会留下办公电话，很少会提供手机号码。这个检察官，是不是有什么不良企图呢？案子已经判了，人也在服刑，一个检察官为何如此倾力关注一个冤案？难道他不怕得罪体制内的大佬吗？

房间的灯亮了整整一夜，两人都有些疲惫。而袁连芳这个名字的出现，让朱明勇瞬间瞪大了双眼：这个袁连芳，竟然和作伪证陷害自己前一个委托人马廷新的人是同一个人！朱明勇曾尝试过找到这个人的踪迹，然而不知道是被保护得太好还是根本不存在，最终也没能找到。而接下来的证词记录，则让朱明勇确信张氏叔侄案也是一起毫无念头的冤案！

在马廷新案中，袁连芳曾经作证：‘同号犯马廷新神态自若地向我讲述了他的犯罪经过。’而在张高发出示的材料中，袁连芳说了一模一样的话：‘同号犯张辉神态自若地向我讲述了犯罪经过。’话术一点没变，还有什么好说的？

‘材料我先拿回去看看，你放心。这眼看时间已经很晚了，’朱明勇站起身告别：‘个案子我会想办法，明天上午我再来看你。’

长期的劳苦奔波，已经消耗掉了张高发全部的精力，听到朱律师的话，他甚至一时半会没反应过来，直到朱律师走到门口他才急急起身：

‘那谢谢朱律师啊，我从老家带了一条火腿专门送给你的，您拿走吧。’

那条火腿，装在一个黄色的编织袋里，封口扎得很紧，绑着一个小木棍子。张高发就是挑着这份心意，从安徽到北京再到河南，一路风尘仆仆。

再三推辞后，朱明勇律师还是收下了这条火腿，和张高发告别后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坐在办公桌前，他陷入了沉思。

实际上，朱明勇律师曾经也是体制内的一员。他在纪检委工作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还在研究生毕业时拿到了公务员考试笔面双第一的优异成绩，可以直接进入检察院工作。但他并没有接受这个机会，因为纪检委的工作经历让朱律师深知：在公务员的体制里，他骨子里的侠义精神和远大抱负是无法实现的。马廷新案的成功可以复刻吗？自己的能力，足够对抗连老牌检察官都束手无策的杭州警界和司法界吗？

他看着沙发旁倚着的编织袋，脑海里全是张高发苍老的脸和声泪俱下的恳求，还有那张寄托着张飙信任的纸条。天光从窗帘的缝隙中隐隐透出，照亮了桌上承载了许多人努力的案件材料。朱明勇下定决心：这个案子，非接不可！要做无罪辩护！"

审阅了案卷好几遍后，整夜未眠的朱明勇再次找到了张高发，坦言：“这案子我接了，你回去吧，别再四处奔波上访了。既然我接手了，我会全力以赴，只是时间可能会有些长。”

张高发听了这番话，似乎有些难以置信。多年来，他找了无数律师，除了最初的王亦文律师一直支持他外，其他要么含糊推脱，要么干脆回绝。

他紧紧握住朱明勇的手，激动地问道：“朱律师，真的吗，你肯帮我们打这官司？”

“是的，我接了，我真的接了。看你们这么多年的艰辛申诉，我觉得应该帮你们一把。”

朱明勇很清楚，张高发根本承担不起高昂的律师费，但这又如何呢？义无反顾，只要能洗清冤屈，就是值得的！

送走张高发后，朱明勇在自己的微博上连续发布了几条消息，对张高发表示心疼，对张氏叔侄表示关怀，对张飙检察官致以感谢，但更多的是对不公的谴责。

执业生涯中，他曾被抬出法庭，被电话威胁，甚至曾经是同事的人也劝他退缩。但这些都不能阻止他对正义的追求。

“感谢那些跨越省份的辗转，感谢追寻，感谢挑战，感谢对话，感谢监视，这一切都让我们学会成为一个充满风险与魅力的、真正坚韧的战士。”

“为了真相而激动，为了正义而疯狂！朱明勇率领着团队深入叔侄冤案，他们将矛头对准了负责侦办此案的杭州女神探聂海芬。”

巧合的是，就在2005年，聂海芬的团队破获了一起大案。这起案件的嫌疑人勾海峰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因与一名年轻女大学生发生口角而将其杀害，将尸体抛弃在垃圾箱。

而他作案的地点，正是王冬要去的目的地——钱江三桥。受害者都是独居女性，遇害时间都在晚上，都是被扒光了衣服后弃尸路边。

这样的巧合，不禁让人怀疑，勾海峰是否是杀害王冬的真凶。但勾海峰早已被执行死刑，想要调查两起案件的关联几乎是不可能的。

尽管如此，仍然可以进行这样的猜测：

实际上，在侦办王冬案时，聂海芬就已经知道叔侄二人并不是真凶。但由于案件的影响恶劣，破案的压力很大，真正的凶手又迟迟未露面，因此她特意安排了袁连芳作伪证，将杀害王冬的罪名强加在张氏叔侄头上。

直到2005年勾海峰落网，聂海芬才意识到他才是两年前王冬案的真凶。但出于个人私利和名声考虑，她选择了沉默。

朱明勇不敢多想，他决定立即动身，前往杭州。

2011年初，朱明勇带着张高平前往浙江高院，想了解张家七年来申诉的进展。他心想：七年啊，就算进展不大，也比重新开始强。

然而，浙江高院的法官告诉他们：电脑里竟然没有这个案子的申诉资料！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张高发七年的努力几乎白费了。

法官委婉地说，案子在院里很有名，但证据显示无罪，谁也不敢贸然受理申诉。朱明勇努力压抑怒火，告诉工作人员，就当这是第一次来，现在按法定程序办理登记。

至少，要迈出这第一步。他立刻写了一份申诉状，填写了《信访登记表》，确保工作人员将申诉信息录入计算机后才离开。

然后，他让张高平回家等消息，自己则和团队一起，开始每月一次的“杭州之旅”，密切关注检察院和法院，督促案件进展。

在这个过程中，朱明勇收到了自己素未谋面的同伴，张飙检察官的短信：“我马上就要退休了，有关张辉、张高平的案件，只能拜托你了。申诉很难，你千万别放弃。每到深夜，想起张高平哭诉被刑讯逼供的情景，我就整夜难以入眠。”

朱明勇看着这样的文字，也不禁哽咽。他见过许多检察官避而不见冤案，但张飙竟然能为一位劳改犯如此投入，令人感动。

正是这条短信，让朱明勇坚定了继续奋斗的信念。

半年过去了，但整个申诉进程依然停滞不前。

直到夏季的某天，朱明勇的一位朋友介绍了一位《东方早报》的新手记者鲍志恒。朱明勇对这个年轻人并不抱太大希望，因为现在团队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媒体披露袁连芳这个“专职证人”，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

当其他手段都无效时，舆论压力成了最后的希望。朱明勇之前也联系过许多经验丰富的记者，但要么婉言谢绝，要么束手无策。

然而，鲍志恒接下了这个棘手的任务，并获得了报社的支持，准备和朱明勇一起前往新疆采访。更意外的是，张飙检察官直接同意接受采访。

此时，张飙很清楚，当体制内的程序无法解决问题时，媒体的介入或许是唯一的机会。

接下来是千里迢迢的行程，前往新疆找到两名当事人了解情况。张高平和张辉叔侄分别在北疆的石河子和南疆的库尔勒，相隔1200余里。为了节省时间，朱明勇决定团队分头行动。

名律师前往新疆，会见当事人，接触检察院；另一名律师前往杭州，继续督促再审。而《东方早报》也决定增派记者协助调查。

坐镇北京调度团队的朱明勇找遍了业内所有的朋友，就为了一件事——找到袁连芳！

各条线纵横交错，彼此不相干扰，七载寻求正义的路途仿佛一场雷霆战役，奋力向前推进。

短短几周，袁连芳的全部资料就摆在朱明勇的办公桌上。

袁连芳，男子，本地人，时年49岁。2001年因销售淫秽光盘与女友被捕，遭判六年有期徒刑。

初被关押在杭州市看守所，袁连芳便起了歹念，企图逃避监狱之苦。他口若悬河，机智过人，善于讨好监官，成为当时警方急需的“得力助手”。

于是，他成了警方的“线人”，首个任务是前往河南，解决一桩死不认罪的案子。

2003年4月8日，袁连芳圆满完成任务，帮助河南警方取得了嫌疑人马廷新的认罪录音和亲笔书写的自首书，随后回到了杭州。

不久，他收到了回报：减刑一年半。

一个多月后，他再次出现，悄无声息地进入了张辉的牢房。或许时间紧迫，他没有来得及准备新的说辞，就匆匆去讨功劳了。

2004年8月，杭州中院再次宣布减刑，称：“袁在服刑期间，认罪服判，认真遵守监规，服从分配，勤奋工作，多次协助公安机关，成绩突出，准予减刑10个月。”

至2004年9月12日，袁连芳刑满释放，告别了牢狱之灾，从此消失在人间。

获得这些资料，朱明勇和他的同事们激动得泪流满面。

他们经历了太多困难：鲍志恒在杭州中院采访袁连芳的立功减刑问题时遭受警告，若报道此案将无法离开杭州；《南方周末》记者刘长的报道引起公安部对报社的追责。

这一切，仅是冰山一角。

如今，反击的时机终于到来！

2011年11月22日，一份来自《东方早报》的长篇报道如鲸鱼探出海面，撕破宁静的天空：

《跨省作证的神秘囚犯》和《一桩没有物证和人证的奸杀案》。

这一指向，直逼[女神探]聂海芬，乃至整个浙江公检法体系！

一时间，高层领导心惊肉跳，下令彻查。因为众所周知，如果这起案子的真相如报道所言，那么不只是一群人将丧失职位，甚至可能要坐牢！报道发出的第二天，杭州市公安局紧急行动，重新提取了王冬指甲中残留的DNA样本，并在警方数据库中进行比对。

八年前就应该进行的工作，如今才开始，自然结果不堪设想——王冬指甲中残留的DNA，与勾海峰的DNA高度一致，而勾海峰早已被执行死刑八年！

真正的罪犯早已逃脱惩罚，而那些冤屈叔侄却一直在牢中默默忍受着非人的折磨，失去了自由和尊严。这是否有天理？是否有法律？

然而，这一结果让杭州警方、乃至整个浙江政法系统都难以置信，他们依然怀有最后一线希望：也许是检测仪器出了问题？

于是，他们再次将样本送到上海司法部门的物证鉴定机构进行检验，但结果依旧不变。

他们甚至派出高层人员前往公安部亲自求证，询问在保存了十年的王冬指甲中提取出的男性DNA是否可能被污染。

鉴定专家的回答却很明确：不可能！

尽管证据确凿，浙江政法系统却选择了躲避风头，试图将这个问题压过去，不了了之。

朱明勇怎么可能不了解这一点？舆论的时效性，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既然一次不够，那就再来一次！

18天后，《南方周末》的报道《狱侦耳目》直击公安部，震动了整个体制。

确认报道属实后，压力转移到了杭州以及整个浙江的法院和检察院。

2012年2月，浙江省政法委专案组远赴新疆，听取张辉、张高平的申诉，浙江省高院正式立案复查。

此后的一年里，浙江省检察院和最高法加速进程，彻查案件的每一个细节。

2013年3月20日，浙江省乔司监狱临时法庭正式开庭再审。

此刻，再审结果已毋庸置疑，无罪早已是定论。

那天，朱明勇站在自家的院子里，凝视着眼前的石碑，母亲曾经的教诲如潮水般涌入他的心间：“见穷苦亲邻，须加温恤”，“施惠无念，受恩莫忘”……

内心复杂的情感再也无法被压抑，他用力将手机摔在地上，泪水涌出，哽咽着唤出：“苍天啊，大地啊。苍天啊，大地啊……”

再审法庭上，朱明勇的辩词如激流般汹涌：“这个案子已经有七次机会纠正，但都被错过了。十年的冤狱需要反思……”

而张高平朴素而又震撼人心的陈述更是让在场的人感到心悸：“你们是大法官、大检察官，但你们的子孙未必也是。如果法律无法保护和制度不完善，他们也可能像我们一样，蒙受冤狱，徘徊在死刑的边缘。”他看了看已经泪流满面的张辉，声音哽咽但坚定：“站直了，别哭！”

六天后的上午十点，浙江省高院再审宣判，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浙江省高院副院长向他们鞠躬致歉。在戈壁上被太阳暴晒了无数个日夜的张氏叔侄第一次感受到阳光的温暖和振奋。

整整十年，张氏叔侄的冤案终于获得平反。全新的人生正等待着他们。

余波微微荡漾着。

最后的最后，张高平和张辉获得了220万元的国家赔偿和一笔可观的法院补偿。这些钱买断了十年的彩色人生，换来了一辈子的心理阴影，虽然不算多。

而作为耳目人物的袁连芳，独自租住在一个只有10平方米的房间里，中风偏瘫，病痛缠身。他向一位与他同吃同住半个月的记者祖露倾吐心声：“我现在就像是在这间屋子里等待死亡……外面发生的一切与我无关，也没有人理会我。”“曾经帮过的那些人，现在都不理我了……我很想说当年的事，但是现在不能说。我没有怨恨，我走的是自己选择的路，没有希望，也没有过去。”

尽管利欲纷扰，责任应由自取，但看到袁连芳这样的结局，人们不禁叹息。

至于冤案的始作俑者之一，女神探聂海芬，结局却出人意料。

在媒体的追问下，浙江省政法委多次表示要追查责任，但是直到2015年，媒体爆出其即将晋升为警监的消息，此后的进展令人难以预料。

而这起案件的先锋王亦文律师依旧坚守在小城县，偶尔与张家人擦肩而过。

张飚检察官已经退休，荣获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系列荣誉，成为全国范围内备受尊敬的法治人物。此后，全国范围内冤假错案的当事人纷纷寻求他的帮助，石河子检察院重新聘请张老先生，为他专门准备了一间办公室。

鲍志恒则一跃成为澎湃新闻法治报道部的主任，站在为冤案当事人发声的最前线。

被问责的《南方周末》记者刘长在这个案件中领悟到了律师的力量，因此放弃了记者身份，通过司法考试，开始了律师生涯，一直努力朝着榜样朱明勇律师的方向迈进。

至于这起案件中，接过最后一棒并成功完成比赛的朱明勇律师，依然在全国各地来回奔波，为马廷新、张高平等人平冤翻案。

以张氏叔侄冤案为原型的电影《无罪》于2018年上映，将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呈现给更多观众。黑暗仍然存在，但仍有人在为光明的到来不懈努力着，不冤枉任何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司法实践依然在不断前行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