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16军改”进程中，我军的编制体制、军兵种部队、领导机构等领域都发生了很多的变革，要说感受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原来的七大军区变成了现在的五大战区。

从表面上看，战略区的改革，似乎就是军区到战区的名称差异，以及从七到五的数量差异，其实从机构编制、职能任务、指挥体系等等各个方面来对比的话，还存在深层次的不同。

那么大军区到战区的差异具体表现在哪里呢？我们可以从多个维度来剖析。

我们知道，大军区的司令员或政委，按建制理应授予上将衔，辅助军衔才是中将，对比以往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成都军区、广州军区、南京军区、济南军区历届军政主官的军衔晋升情况可以发现，绝大部分的司令员或政委并非一上任就被晋升为大军区级上将衔，而是任职两三年后才晋升的。

比如南京军区司令员朱文泉任职近4年后才升的上将；沈阳军区政委黄献中任职近3年后升上将……

不仅如此，还有少部分的军政主官在任职完大军区主官后，也没能晋升上将，直到转任第二个大军区级岗位，才升的上将。比如我们熟悉的陈炳德将军，当了4年的南京军区司令员始终是中将，直到转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2年后才升上将衔；还有杨德清将军，当了4年半成都军区政委没授上将衔，在转任广州军区政委的次年才晋升的；类似的将军还有沈阳军区司令员李新良中将、济南军区政委杜铁环中将、济南军区司令员钱国梁中将、沈阳军区司令员梁光烈中将、北京军区司令员张仕波中将、兰州军区政委刘冬冬中将、兰州军区政委苗华中将、沈阳军区司令员常万全中将……

然而，进入战区时代后，就没有再出现中将担任战区军政主官的，通常都是履新战区司令或政委，随即升上将衔，这也意味着战区司令不再低配中将，严格按照一职一衔的规则。

在大军区时代，陆军没有独立领导机构，通常由四总部管理，具体由分配到各个大军区实际领导，再加上陆军兵力相比其他军种部队又多，使得陆军成为大军区的主体编制或者核心编制，海军和空军主要协同陆军作战，这也是为何大军区的司令或政委只能由陆军将领担任的重要因素。

可到了战区时代就不一样了，战区被定位为主战，是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所有的军种都是平等的，不分谁主谁次，这种集多军种编成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成为战区的一大特色，所以才会出现空军、海军将领担任战区主官的情形，尤其是沿海的战区，主官偶尔会配备一位海军系统的将领。

大军区时代，也就是四总部时期，总参、总政、总后、总装分别领导管理全军的军事、政治、后勤、装备工作，因此大军区需要接受总部的指挥；而我军的最高领导机构是军委，彼时由各军种部队的军事主官、四总部的一把手担任军委委员，共同组成军委领导班子，所以大军区还得接受军委的指挥。

大军区这种受军委和四总部双重指挥的体制在战区就不存在了；改革后，四总部被撤销，划分成了15个军委直辖的职能部门，这些单一的职能部门不能干预战区的指挥问题，只有军委委员和军委的副主席组成的军委班子才有权限，所以战区只听令于军委来指挥战区部队的作战行动。

以前的大军区任务繁杂、管理繁重，既下辖一线的陆海空作战部队，又下辖二线的省级军区、民兵等守备力量，根据大军区的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等领导机关，统一负责辖区内各军兵种部队协同作战的指挥和所属部队的军事训练、政治工作、行政管理、后勤保障等工作，同时又领导辖区内的民兵、兵役、动员工作和军事、战场建设等等。

一旦到了战时，平时的军区指挥机构，就会立即转变为战时的战区指挥机构。

相比大军区同时行使部队的战和建的双重职能，战区丢掉了“建”，直接选择“战”的职能，按照“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原则，部队的军事训练、思想政治、日常管理等建设任务统一由各军种领导机构负责；战区就专门负责战略方向的联合作战指挥，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原来属于大军区管辖的各省级军区，在战区时代开启后，没有再纳入到战区的管辖范围，而是交给了国防动员部管。

过去，大军区都会编列训练大纲，所属部队则按照军事训练大纲负责从兵一直到师旅团部队的训练，侧重于各个军种部队自身的战斗力提升，有点“各自为阵”的意味，协同作战的效果不明显。

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的战争环境，联合作战成为当今世界战争的主流，所以战区诞生后，专门赋予战区一种职能，就是“战”；因此，作为负责战役指挥的最高机构，战区严格按照实战化、实案化要求来训练多军兵种联合体系协同的作战能力，战区的战役指挥训练特别注重增加训练的频度、强度和力度，军兵种联合训练的效果更明显。

由此可以看出，改军区为战区，是世界军队指挥体制的一种发展趋势，我们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并强化战区建设，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一个终极目标——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