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形迹诡秘、变幻莫测的人物，换一个姓名，如同换一顶帽子,董健吾时而姓王，时而姓周。

跟随董健吾而来的这位小伙子时而姓黄，时而姓张，而他的真实姓名王绪祥反而变得鲜为人知。

如今，人们通常称呼他张子华，虽然这也是他的化名，但是这个名字一直延用了下来。

张子华是宁夏中宁人氏，年仅十六岁就入了党。

在上海期间，他担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秘书，中央特科成员。

谌小岑从南京到上海，住在四马路（今福州路）上一所不起眼的旅社“惠中旅社”。

张子华奉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之命，与谌小岑接头。临时中央局认为张子华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立场坚定，能力出众，还是西北人，又去过陕北，人地熟悉，条件最为理想。

谌小岑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们面对面坐下来，他答复我他姓黄。缄默了几秒钟，我说明了来意，请他代为转达中共中央，派一位正式代表，同南京谈判，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他答应说：“愿为此事奔走。”

第二天，他又来了，我们在一所清静的房间里谈了两个小时，主要是他提出南京政府是否抗日的问题，由我答复。黄君听了之后，再次表示他愿为此事奔走。

张子华

他派了一个交通员来同我联系,交通员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印刷工人,三天后，黄君来对我说，希望南京派一个人到陕北去。”

很快“红色牧师”董健吾开始了陕北之行，于是，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决定让张子华与董健吾同行来到西安。

当张学良从南京方面得到证实，知道“王牧师”来头不小，乃是行前见过蒋介石的人物，于是决定用飞机送“王牧师”及其“随员”黄君前往肤施。

也正因为从南京方面得到证实，张学良知道了蒋介石的绝密信息，知道蒋介石开始与中共之间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也就更大胆地与中共暗中来往了。

一时间，张学良也成了“桥梁”。他在与南京联络之后，又与陕北瓦窑堡联络。来自陕北的复电表明，红军同意接待“王牧师”及其“随员”。

当地东北军接到张学良的命令，派出一个骑兵连，护送两位幕后密使，前往瓦窑堡。

董健吾和张子华千里迢迢，终于到达中共中央的所在地，红军边防司令李景林，亲自迎接他们。

当天，林伯渠、吴亮平、李维汉、袁国平在窑洞里设宴，为两位密使洗尘。

两位密使要见毛泽东，但不巧，毛泽东正和张闻天、彭德怀在山西石楼前线指挥东征。

当时周恩来也不在瓦窑堡。他和刘志丹正在瓦窑堡东面的折家坪，只有博古在瓦窑堡。当晚，两位“远客”由林伯渠陪同，前往博古那里。

博古仔细听取了董健吾的报告，而张子华作为“随员”并未多言。然而，在与“红色牧师”谈话结束之后，博古却单独会晤了张子华，听取了他的汇报，而董健吾并不知道张子华也是中央特科的同志，但是张子华是知道董的真实身份的。

夜深，博古马上向山西石楼发出“关于南京来人谈话结果”的密电，报告毛泽东、张闻天。

电报中，博古说明了董健吾的身份系“上海特科人员”。也正巧，就在毛泽东接到电报时，那位中共北方局情报部部长王世英正在毛泽东那里，汇报关于和杨虎城十七路军密谈的情况。

隔天，毛泽东致电博古及周恩来，要求他们和董健吾等一起赶往山西石楼，与他见面。

但是董健吾因急于要回南京复命，未能去石楼。张子华表示，他可以留下来去石楼。

这样，毛泽东与张闻天、彭德怀联名给周健吾（即董健吾）发来一份电报：同意吾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终于开始对话，虽说是间接通过“桥梁”对话。

“红色牧师”离开了瓦窑堡。临走时，博古和林伯渠托他带了礼品赠宋庆龄：三枚刻着镰刀斧头图案的银币，那是当年江西苏区铸造的。另外，还有一套红区的纸币。我党用这样特殊的方式，向宋庆龄表示敬意。

对于我党来说，宋庆龄是在国民党高层中真诚地表示支持的重要人物。那些日子，一个秘密电台便设在宋庆龄的友人路易·艾黎家中，使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能够与陕北保持联系。

“红色牧师”一路奔忙，风风火火赶回南京，董健吾回到上海的当天，便向宋庆龄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和问候。宋庆龄非常高兴，称赞董健吾做了一件“益国非浅”的大事。

董健吾

当“红色牧师”欲再从南京前往陕北之际，风声走漏，“山西王”阎锡山不知从什么途径，获知蒋介石派人去了瓦窑堡，当即致电南京责问：为什么联合红军打晋军？蒋介石知道此事声张扬出去大为不妙，从此不再起用“红色牧师”董健吾这一“桥梁”了。

然而“红色牧师”的那位“随员”，张子华却不声不响，继续穿梭于陕北和南京之间。

张子华东渡黄河前往山西前线，去见我党领导人，向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作了详尽汇报。

毛泽东郑重对张子华说：“你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第一次国共合作，我们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如果能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我们定能打败日本侵略者。”

听了毛泽东的夸奖，张子华谦虚地说：“我只是在党的领导下，做了应该做的具体工作。”

毛泽东笑着说：“每个党员都做好自己的具体工作，我们党的伟大历史任务就胜利完成了。”

接下来，毛泽东在山西石楼附近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问题。

之后，张子华离开陕北来到南京，秘密会晤了曾养甫，转达了党中央毛泽东的五项条件，希望南京方面就联共抗日也提出条件。

不久，陈立夫在听了曾养甫的报告，作出反应。曾养甫打电话约谌小岑来家里，谌小岑进去见到陈立夫也在座，陈立夫当场口授了四项条件，由谌小岑抄录后，转交给了张子华。

另外，覃振还交给张子华一封信，托他转给林伯渠。覃振和林伯渠有着旧谊，他们同是湖南人，都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此后，覃振担任国民政府司法院代理院长。

覃振致函老友林伯渠，重叙友情，亦是为了国共再度携手。张子华深知肩负的使命重要，便星夜兼程，从南京奔赴陕北。

他赶到陕北延川县大相寺，中央正在那里召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等都在那里。张子华向毛泽东等人当面作了汇报。

周恩来副主席听完汇报，表扬张子华道：“你的工作意义是重大的，你做得也很有成绩。”

之后，张子华为了完成国共两党互换电报密码、电台呼号，直接通讯联系的任务，又第三次来到党中央所在地保安，就是今天的陕西志丹县，促成两党直接通电，随后携带周恩来分别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和曾养甫的信件，改赴广州将信件送交谌小岑。

当张子华第四次来到陕北时，已结束了国共密使任务，被任命为统战部联络局副局长，而留在了陕北。

而在此之前，李杜从上海也给返回西安的张学良发来电报：“寻找的朋友，已经找到。”

张学良苦苦寻找的这个朋友又会是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