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赐履按：上一回，我们讲了主政的太傅司马越，与想亲政而不得的怀帝司马炽之间的斗争，这一回，我们讲司马越和手下大将苟晞的关系。
公元306年，三月，东莱郡（山东省莱州市）惤县（山东省龙口市东南。惤读如坚）县令刘柏根（一说刘伯根）起兵造反，本郡人王弥举家投奔，刘柏根任命王弥为长史，王弥的堂弟王桑为东中郎将。刘柏根攻击临淄（青州州政府所在县，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青州都督、高密王司马略，派手下干部刘暾（读如吞）迎击，刘暾大败，逃往洛阳，司马略撤往聊城（山东省聊城市）。晋朝的安北将军王浚派军讨伐，斩刘柏根。刘柏根死后，王弥率一帮人聚于一个海岛，被兖州刺史苟晞的老弟苟纯打败，于是，王弥逃到长广山（山东省莱阳市东）做了强盗。
之前，我们讲了张昌之乱，陈敏之乱，实际上，我感觉，这哥儿俩加起来都赶不上这位王弥。
王弥大概就是那种唯恐天下不乱的人。
【唯恐天下不乱的王弥】
你要以为王弥是土匪出身，那就错了。这位爷，正宗的“家世二千石”，他祖父王颀（读如齐）做到魏国的玄菟（辽宁省沈阳市）太守，到晋武帝司马炎时，做到汝南郡（河南省息县）太守。王弥很有才干，博览群书，在州、郡机关任过职，熟悉机关运行的那套东西。
王弥年少时，到京师洛阳去长见识（“游侠京都”），遇见隐者董养。这位董养，也是在《晋书》上有传的，颇有点预言家的意思，他见到王弥后，说：
小兄弟你，声音如豺，目光如豹，看到哪里出了乱子，你就抑制不住地兴奋，如果天下骚动，恐怕公务员系统就装不下你了，你小子肯定要搞事情（“不作士大夫矣”）。
衣赐履说：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在《》那一回中讲过，大约在公元280年左右，刘渊在洛阳做人质，有个好基友打算离开洛阳到东边儿去谋发展，刘渊为他饯行。哥儿俩边喝边聊，面对不可知的未来，都流下泪来。刘渊纵情长啸，引起了当时的齐王司马攸的注意，司马攸于是建议老哥司马炎把刘渊杀掉，以绝后患。刘渊为他饯行的，就是这位王弥。二十多年过去了，刘渊搞得挺大，王弥搞得也不小。
似乎，有大志向的人，一早儿就有共同语言。
王弥善权变，多谋略，是一个智谋型强盗，但凡决定抢掠某地，事先一定作详细的分析推演，每个细节，各种可能遇见的情况，全都考虑到了。王弥膂力过人，精于骑射，来去如风，在青州地界儿上，他被称为“飞豹”。
做了一年强盗，王弥再次出山，公元307年，二月，王弥率军寇掠青州（山东省北部）、徐州（江苏省北部）一带，斩杀好几个二千石级别的官员。司马越派公车令、东莱郡人鞠羡，做本郡（东莱郡）太守，讨伐王弥，鞠太守刚到，就被王弥给做掉了。
王弥还没得意多久，兖州刺史苟晞攻击，把王弥打得大败。
于是，王弥归附汉赵帝国，汉王刘渊任命他为镇东大将军，青州牧、徐州牧，都督缘海诸军事
青州出的这个王弥，已经够猛了，兖州出了个更猛的！
早在公元304年年底，皇太弟、成都王司马颖被弄到长安之后，又被剥夺了皇太弟的身份。公元305年，七月，司马颖的老部下公师藩等人，在赵、魏地区（河北省南部及河南省北部）举兵造反，声称要迎回司马颖。公元306年，八月，公师藩被兖州刺史苟晞斩杀，他的手下汲桑，逃回到茌平（山东省东阿县西北。茌读如迟）牧马场（茌平是汲桑的老巢，他在此起兵投奔公师藩）。十月，司马颖被缢杀。汲桑自称大将军，声称要为司马颖报仇，以羯族（羯读如洁）人石勒为先锋，所向披靡，又封石勒为讨虏将军，进攻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
衣赐履说：羯族，是匈奴的一个分支。羯人石勒，称为晋末第一猛人，估计不会有人反对。他建立了后赵帝国，我们以后会着重讲述。
当时，邺城府库都已空虚，镇守邺城的新蔡王司马腾却很奢侈。司马腾是个大塞皮，平时对部众相当吝啬，现在情况紧急了，他割心割肺一样，给将士们每人几升米，丈把长的布帛，指望大伙儿抵挡汲桑。
公元307年，五月，汲桑大败魏郡（郡政府设邺城）太守冯嵩，攻入邺城，司马腾此时也顾不得他那些金银财宝了，跳上电单车狂奔逃命，被汲桑手下李丰追上斩杀。
汲桑把成都王司马颖的棺材挖出来，装到大车上，不管做什么事儿，都要对着棺材祷告之后才行动。紧跟着，汲桑一把火烧了邺城王宫，大火十天都不灭。汲桑又杀害官民一万余人，抢钱抢物抢女人，之后南下，在延津（河南省卫辉市东古黄河渡口）渡过黄河，攻打兖州（山东省西部）。太傅司马越派兖州（州政府设廪丘，山东省郓城县西北）刺史苟晞和将军王赞前往讨伐。
衣赐履说：汲桑攻下邺城之后，并没有占据，而是烧杀抢掠之后离开，到别的地方继续烧杀抢掠。称霸一方的人物，必须建立根据地，没有根据地的队伍，只能称为流寇。自古以来，没有流寇能够取得天下的，此为定式。
汲桑手下将领石勒与兖州刺史苟晞，在平原（山东省平原县）、阳平（河北省大名县东北）之间相持对垒几个月，大小三十余战，互有胜负。
七月一日，太傅司马越屯兵官渡（河南省中牟县东北），支援苟晞。
八月一日，苟晞在东武阳（山东省莘县南）大破汲桑，汲桑逃往清渊（山东省临清市）。
苟晞继续追击，攻破汲桑的八座大营，斩杀一万多人。汲桑与石勒收拢残部，打算投奔汉赵帝国（首都黎亭，山西省壶关县西南），被冀州刺史、谯国（安徽省亳州市）人丁绍，拦截于赤桥（山东省临清市境），又大败。这回，汲桑和石勒大约是被打散了，汲桑逃回茌平牧马场，石勒则逃奔乐平（山西省昔阳县）。
太傅司马越大为高兴，率军返回许昌（此时，太傅司马越和怀帝司马炽已经产生隔阂，司马越率军离开洛阳，镇守许昌），以苟晞为抚军将军，都督青、兖诸军事，封东平郡侯，食邑万户；丁绍为宁北将军，监冀州诸军事，全都假节。
衣赐履说：汲桑和石勒此次分离，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汲桑继续做流寇，最后的归宿当然是被人灭掉。实际上，本年十二月二日，司马腾手下将领田甄等人起兵，为司马腾报仇，在乐陵斩杀汲桑。而石勒可能已经发现，自己现在还不成气候，单干是没有出路的，必须要找个平台，借助平台的力量壮大自己，才能最终做大做强。
石勒的想法，可能就是所谓的格局、大略。
在这一时期，中国北方，晋朝的大将中，特别能打的，大约有三位，一个是并州刺史刘琨，一个是安北将军王浚，再一个就是苟晞。刘琨、王浚之所以能打，除了本身确实有两把刷子之外，很大程度上还借助了鲜卑、乌丸等外部军团的力量，而苟晞率领的，则是百分百汉人队伍。我个人认为，苟晞称得上是当时的晋朝第一悍将。
【西晋末年第一悍将】
我们简单摆几句苟晞。
苟晞，字道将，河内山阳人。年轻的时候，在司隶做事，司隶校尉石鉴（后做到晋朝司空），非常器重他。东海王司马越做侍中的时候，引荐苟晞为通事令史，后来做到阳平（河北省大名县东北）太守。齐王司马冏辅政时，任命苟晞为参军事，又做尚书右丞、尚书左丞，纠核机关各曹，八座（“八座”指尚书省的八位官员，包括尚书令，左右仆射，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五尚书）以下的干部都不敢拿正眼瞧他。
公元302年，司马冏被诛杀，苟晞就下岗了。长沙王司马乂升任骠骑将军，征苟晞为从事中郎。公元304年，惠帝司马衷亲征成都王司马颖，任命苟晞为北军中候。结局咱们都知道，王师大败，司马颖把皇上司马衷给活捉了。之后，司马颖又被安北将军王浚打败，带着司马衷逃回洛阳，苟晞则逃离洛阳，投奔范阳王司马虓（读如肖）。司马虓打着惠帝的旗号，任命苟晞为行兖州刺史。
此后数年之间，苟晞败公师藩、救邺城，又大破汲桑、石勒、王弥，等等，就没打过败仗，威名大盛，时人将其比作大晋朝的韩信、白起（时人拟之韩白）。
苟晞处理公务非常干练，各种成堆的文件资料，苟晞一眼扫过，就能知道事情原委，判断从不出错，手下没人敢欺瞒他。苟晞的姨妈前来依靠，苟晞对她非常照顾。姨妈有个儿子，是苟晞的表弟。她见苟晞做了这么大的官，就要求苟晞给表弟个官儿做做。苟晞不肯，说，姨妈，不是我不近人情，我为政治军，全靠法度，表弟平时稀里马哈的，如果他以后违犯军法，我不会因为是亲戚而网开一面的，到时候，您可不要后悔。姨妈当然觉得外甥是在吓唬她，坚持要给儿子派个差事。苟晞只好任命表弟为督护。后来，表弟果然犯法，苟晞取出符节，将其问斩。姨妈惊惶不已，跪下叩头，痛哭哀求。苟晞还是下令行刑。之后，苟晞换上素服，对着表弟的尸体痛哭说：
杀你的是兖州刺史，哭你的是表哥苟晞。
苟晞用法，就是这么严。
苟晞眼见朝政一日乱过一日，担心祸事降临，广泛结交各种关系。每得到稀罕之物，就运至洛阳送给朝廷亲贵。兖州到洛阳五百余里，苟晞担心运输时间太长，有的食材失去鲜美，就专门买了一头千里牛，派专人以牛车送往洛阳，早晨去，晚上就能回来。
衣赐履说：原文是“每得珍物，即贻都下亲贵”，我猜可能主要指海鲜，要的就是一个“鲜”字。戚继光镇守北疆时，为了维系与朝廷的关系，也经常以快马送各种各样的特产给首辅张居正等人，有一次，还给张居正送了两个“胡姬”。看起来，边将与朝臣的关系，晋朝如此，明朝也是如此。
最初，太傅司马越与苟晞相当亲密，互相拜见对方的老娘（“升堂拜母”，表示亲如兄弟），结拜为异姓兄弟。
随着苟晞的声望越来越高，司马越就有些不放心了。司马越的司马潘滔等人趁机说：
兖州是战略要地，魏武帝曹操以兖州为根据地，才能够成就大业。苟晞这个人，志向很大，不可能永远做别人的臣子，一直让他呆在兖州，恐怕以后会成为心腹大患啊。如果把他调往青州，提高他的名号，他一定高兴。王爷您自己担任兖州牧，控制各个郡国，捍卫中央，这是防患未然之举。
司马越觉得很有道理。
十二月二十七日，司马越自任丞相，兼兖州牧，都督兖、豫、司、冀、幽、并诸军事。擢升苟晞为征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假节，都督青州诸军事，领青州刺史，封为东平郡公。
从此，两人出现裂痕。
衣赐履说：《通鉴》上说，司马越自任丞相，云云。《晋书·司马越传》载，寻诏越为丞相，领兖州牧，督兖、豫、司、冀、幽、并六州；越辞丞相不受，自许迁于鄄城（山东省鄄城县北）。
曹操做了汉朝的丞相，司马昭做了魏朝的相国，都是谋反的前奏。因此，我不认为司马越做了西晋的丞相。
因为，司马越是不会谋反的。
为啥？
很简单，司马越没有儿子，他为毛要谋反？他为谁谋反呢？呵呵。
【晋朝扛把子司马越】
苟晞到了青州，以严刑酷法建立威严，见天儿杀人，“流血成川”，青州人谓之为“屠伯”。顿丘（河南省清丰县）太守魏植，被流民裹挟着造反了，聚了五六万人，跑到兖州大肆抢掠，苟晞率军讨伐，屯驻无盐（山东省东平县东）。苟晞走前儿，让弟弟苟纯代理青州刺史，苟纯用刑杀戮，更甚于乃兄，百姓都说，小苟酷于大苟。
苟晞进攻，大败魏植变民集团。
衣赐履说：看到苟晞出兵攻打魏植，我长叹一声。
为什么呢？因为苟晞乱管闲事嘛！
无盐属哪个州？
兖州。
谁是兖州老大？
以前是兖州刺史苟晞，现在是兖州牧司马越。
苟晞现在什么职位？
领青州刺史，都督青州诸军事。
无盐有人抢掠，与你青州刺史苟晞有个毛线关系？你自作主张率军进入兖州，你什么意思？你是想告诉司马越，没有我苟刺史，兖州就乱了，是吧？你来嘲笑我的，是吧？
有读者可能会说，也许是司马越下令苟晞来的啊？
不会。刚把人赶走，兖州就乱了，又把人请回来帮着擦屁股，一是司马越丢不起那人；二是当朝扛把子，岂可犯错！
因此，苟晞率军解救无盐，是犯了大忌的。
而从苟晞的角度来考虑，他也不见得是在巴结司马越，率军入兖州，明面儿上是平乱，实际上是向司马越示威。
战火遍地之时，大晋朝的扛把子和大晋朝最能打的将领，天天就在搞这种东西。
我们对比一下司马越对另外几个人的任命。
和郁。本年（公元307年），十一月八日，朝廷任命尚书右仆射和郁为征北将军，镇守邺城。
衣赐履说：前面说了，邺城被汲桑攻破，抢掠一空，镇守邺城的司马腾，也被汲桑手下给杀了。邺城这么重要的地方，司马越派和郁去镇守，就很有些荒唐。
《晋书·和郁传》基本上就一行字：
和郁……以清干称，历尚书左右仆射、中书令、尚书令……
也即是说，和郁是个文官，在机关呆了十几二十年，一天兵也没带过。
司马越任命和郁唯一的原因，大约就是，不必担心和郁造反。
然而，和郁上任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308年，王弥、石勒进攻邺城，镇守邺城的和郁同学，二话没说，跳上电单车就逃命去了。你是不用担心和郁造反，可这位爷，一听说敌人来犯，跑得比苏炳添还快，就说不过去了吧！
说白了，司马越是个挼货，没有信心和底气使用苟晞这样的人，奈何奈何！
刘邦能用韩信，司马越不能用“晋朝韩信”苟晞，事态的发展就会截然不同。
王敦、王澄。十一月二十九日，朝廷任命王衍为司徒。王衍对司马越说：
王爷啊，全国混乱，地方长官责任重大，我们必须选用文武双全的人诶。
于是，王衍的老弟王澄做了荆州都督，族弟王敦做了青州刺史，王衍对他们说：
荆州有长江、汉水的屏障，青州有大海的险要，你二人在外，我在朝中，狡兔的三窟，咱就算是齐活了。
衣赐履说：看看大晋朝的三公王衍，国难当头的时候，他在考虑什么，呵呵。不过呢，王澄和王敦也都算是一号人物，特别是王敦，也是个猛男，后来差不点儿把东晋朝廷给推翻了。
《通鉴》把对王敦、王澄的任命，记在了公元307年的十一月，我认为可能有误。一是《晋书·王澄传》载，惠帝末，衍白越以澄为荆州刺史、持节、都督，领南蛮校尉，敦为青州。而惠帝司马衷死于公元306年的十一月，故哥儿俩的任命应在此前。二是公元307年，十二月，司马越以王敦领青州刺史，王敦上个月刚上任，下个月就被免职，说不过去。《晋书·王敦传》载，永嘉初，征为中书监。应该是苟晞领青州刺史之后，王敦就回朝当中书监了。
王澄上任（都督府设襄阳，湖北省襄阳市），以郭舒为别驾，将都督府的事务全部交他。王澄自己日夜纵情喝酒，啥都不管，虽然变民贼寇满天飞，王澄从不放在心上。郭舒常常劝谏，说都督你得抓民生，搞生产；抓队伍，搞训练哪！王澄举起酒杯，说，兄弟，你那么紧张干嘛，来，走一个！
柏杨先生评论：王澄所以对战乱日逼而不在意，并不是他不怕死，也不是他有奇计良方，而是他认为自然会有人为他洒热血、抛头颅，保护他的安全。这类人物一厢情愿地思考结论是：自然会有人！永远想不到：自然不会有人！所以才出现颟顸的场面（颟读如馒，阴平；顸读如罕，阴平。意思是“糊涂而马虎”）。
衣赐履说：我不是太同意柏杨先生的观点。为啥呢？现在镇荆州的是谁啊？司马越的老弟、高密王司马略诶，人家是征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诶（公元306年，八月任职）。有司马略在，王澄不喝酒干嘛？难不成还要教司马略该怎么带兵打仗吗？
有的读者看到这里，可能会对我的说法相当不齿。
抛开国家大义，仅从个人生存角度考虑，王澄是对的，苟晞是错的。话说回来，主政的是司马越、王衍这帮挼货，底下人又怎么讲国家大义呢？
实际上，从历史记录来看，王澄虽然不是大将之才，但也没有这么不堪。
天下将倾，君臣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还在勾心斗角，敷衍应付，岂不哀哉！
公元308年，三月前后，汉赵帝国镇东大将军王弥，派将领攻掠青州、徐州、兖州、豫州，大军所过，攻破郡县，诛杀郡守县令。
晋朝廷派征东大将军苟晞迎战，双方会战多次，苟晞不能取胜。
四月十三日，王弥攻入许昌，剑指洛阳。
衣赐履说：本来无往不胜的苟晞，现在连王弥都打不过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兵员、后勤保障，甚至在与其他将领的协同上，苟晞一定受到了掣肘。事实上，从此以后，苟晞再也没有打过什么像样的仗。可悲否？可叹否？
之所以说历史不可借鉴，不是后人看不清事物发展的规律，而是在衡量历史事件时，有个潜在的假设，即，当事人是理性的，什么人干什么事儿，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本事大的干本事大的事儿，本事小的干本事小的事儿，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然而，真正经历期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因了“权力”这个魔棒，几乎没有人是理性的。除非是刘邦、刘秀这样的，所有人都服气的人当老大，或可作出正确决策；倘若没有这样的人，当事人谁都不服谁，那么，对权力的觊觎，将使所有人都变成盲人。即使有个别明白人，也会眼睁睁看着形势从低谷跌入更低的谷，从糟糕走向更糟糕，无能为力。
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对手更烂。
我个人认为，汉赵政权后来击溃了西晋政权，并不是汉赵政权励精图治，君明臣贤，他们也很烂，这个新兴的深度汉化的匈奴人建立的政权，学会了汉人所有的毛病，甫一建立，就病入膏肓，只不过，西晋比他们更烂而已。
司马越是庸主，苟晞是能臣，从两人的关系，我们似乎可得出一个悖论——
庸主能臣悖论：能臣管用不敢用，庸人敢用不管用，危局必然演化为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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