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3050元被枪决,负伤87处的老红军写信求情,毛主席:拥护判决

木艺人的历史 2024-11-08 16:04:45

贪污3050元被枪决,负伤87处的老红军写信求情,毛主席:拥护判决

1941年春寒料峭的一天,林伯渠手持一封信快步走进延安窑洞。信上署名是一位浑身留有87处伤疤的老红军战士,此刻正在狱中等待最后的审判。这位老红军参加革命多年,曾在佳县城下炸开城门,在白刃战中以肠穿肚烂之伤仍坚持杀敌,更是得到过毛主席亲自送牛奶慰问的英雄战士。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老战士,如今却因贪污3050元面临死刑。他在狱中写下这封信,恳请毛主席救他一命。当林伯渠将信递给毛主席时,谁也没想到,这竟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历史案例。这位老红军为何会走上贪污的道路?毛主席最终会如何处理这个案件?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考量?

一、英雄本色:从贫苦农民到战斗英雄

1933年的陕西马家村,一个饥寒交迫的清晨,年轻的肖玉璧放完地主家的羊,站在村头望着远方连绵的黄土高原。这片土地上,穷苦农民世代为地主耕种,却连饭都吃不饱。就在这一年的春天,陕甘游击队来到了马家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讲述红军为穷人打天下的故事。

肖玉璧听后心潮澎湃,当即决定参加革命。4月的一天,他背着简单的行囊,加入了工农红军陕甘游击大队清涧支队。从此,这个年轻的放羊娃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初到部队时,肖玉璧什么都不懂,但他勤学苦练,很快就掌握了打仗的本领。在一次次战斗中,他表现出非凡的勇气。1934年春,陕甘游击大队在吴堡县与国民党军队遭遇,肖玉璧担任突击队员。战斗中,他不顾敌人的密集火力,带领突击小组成功炸毁了敌军的一处碉堡,为部队的胜利立下首功。

然而,真正让肖玉璧名声大噪的是佳县战役。当时,游击大队奉命攻打佳县,以牵制国民党军队的主力。佳县城墙高大坚固,敌军在城头架设了数十挺机枪,游击队多次进攻都未能突破。战斗进入胶着状态,伤亡不断增加。

就在这危急时刻,肖玉璧主动请缨。他带着四捆手榴弹,在战友们的掩护下,冒着枪林弹雨冲向城门。当时距离城门还有二十多米时,他左臂中弹,鲜血直流。但他咬紧牙关,继续向前冲锋。终于,他将手榴弹精准地投向城门。随着一声巨响,厚重的城门被炸开一个大洞,游击队趁机突入城内。

这次佳县之战,肖玉璧不仅炸开了城门,还在巷战中亲手消灭了多名敌军。战斗结束后,清点伤势时发现,仅这一战他就负伤十余处。但他毫不在意,简单包扎后就投入了战后的清剿战斗中。

1935年的一场遭遇战中,肖玉璧再次展现了他的英雄本色。在与敌军的白刃战中,他腹部被刺穿,肠子都流了出来。然而,他用衣服随便裹了裹伤口,继续与敌人搏斗。这一战后,他被送往后方医院,统计伤疤时发现,短短两年的战斗生涯,他的身上已经留下了87处大大小小的伤疤。

二、转折命运:从前线战士到后方干部

1935年深秋,延安中央医院的窑洞里,肖玉璧躺在简陋的木板床上。那场白刃战中的腹部贯穿伤让他卧床不起,连续三个月的高烧不退。医生诊断后认为,他的伤势已经严重影响了内脏功能,再也不适合继续战斗。

就在这时,毛主席来到医院慰问伤员。当看到肖玉璧的病情和伤势后,毛主席立即安排给他送来了一罐牛奶。这在当时物资极度匮乏的延安,是极为珍贵的营养品。随后,组织上决定将他调离前线,改任延安县城郊区供销社主任。

1936年初春,经过半年的休养,肖玉璧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他接手供销社工作后,立即投入到支援前线的物资调配工作中。当时的延安县城郊区供销社,担负着为前线部队筹措粮食、布匹等重要物资的任务。

在供销社工作期间,肖玉璧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物资调配网络。他带领工作人员走遍了延安城郊的每个村庄,统计百姓家中可供调配的余粮。为了确保前线供给,他还组织社员开垦了几十亩荒地,种植蔬菜和粮食。

1937年末,由于工作成绩突出,肖玉璧被提拔为延安县物资调配处副处长。这个职位使他开始接触更多的物资调配事务,也有了更大的权力。每天都有大量的物资在他手中周转,从粮食到布匹,从药品到日用品,都需要他签字审批。

1938年夏天,毛主席第二次来到延安县物资调配处视察工作。看到肖玉璧仍在坚持工作,毛主席对他的敬业精神给予了肯定。这次会面后不久,组织上决定让他全面主持延安县物资调配处的工作。

然而,随着职位的升迁,肖玉璧开始接触到更多的商人。这些商人中,有些是专门做军需物资生意的,有些则是专门收购农副产品的。他们经常带着礼物登门拜访,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生意机会。

1939年,延安地区遭遇严重旱灾,物资更加紧缺。作为物资调配处的主要负责人,肖玉璧掌握着大量物资的分配权。一些投机商人看准这个机会,开始频繁与他接触,通过各种方式拉拢他。

到了1940年初,肖玉璧已经完全适应了后方的工作。他的办公室常常会有商人出入,有时还会收到一些礼品。这种情况引起了一些同志的注意,有人开始向上级反映这些异常情况。但由于他过去的战功和现在的工作成绩,这些反映并未得到及时处理。

三、蜕变过程:从廉洁奉公到腐化堕落

1940年春节过后,延安县一位姓张的商人来到物资调配处,向肖玉璧提出了一个合作建议。当时延安地区物资紧缺,而这位张商人说他在西安有门路,可以低价购进大批物资。他提出由物资调配处出面采购,然后以高价转售给其他地区,所得差价双方分成。

起初,肖玉璧以公务繁忙为由婉拒了这个提议。但张商人并不死心,隔三差五就来拜访,每次都带着一些稀罕物件。一次,他带来了一块上海产的手表,声称是感谢肖玉璧在工作中的照顾。这是肖玉璧第一次收下商人的贵重礼物。

随后,张商人又带来了一个更大的生意。他发现边区部队急需一批皮鞋,而他在西安认识专门做军用皮鞋的工厂。于是,他建议由物资调配处出面订购五百双皮鞋,对外标价每双12元,实际成本只要8元。这笔生意做成后,肖玉璧分得了500元的好处。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1940年夏天,延安遭遇严重干旱,粮食产量锐减。张商人又找到肖玉璧,说陕西关中地区有大量余粮,可以低价收购运来延安。这一次,肖玉璧直接动用了公款1000元,以调配处的名义购进粮食,然后高价卖出,获利颇丰。

到了1940年秋天,肖玉璧已经完全陷入了与奸商勾结的泥潭。他开始利用职务之便,频繁经手各种物资买卖。有时是布匹,有时是药品,甚至连军用物资也成了他牟利的对象。短短几个月时间,他就贪污了3050元公款。

这些钱的去向大致可分为三类:一部分用于个人挥霍,比如购买了一件上等的呢子大衣,还买了一双进口皮鞋;一部分用于宴请商人,在延安最好的饭馆设下酒席;剩下的则被他存了起来,准备日后在西安市区买房。

在这期间,物资调配处的几位老职工开始发现账目上的异常。有一次,一批运往前线的布匹数量明显少于账面记载,但收据上都有肖玉璧的签字。还有一次,一笔用于购买药品的资金去向不明,账本上却做了模糊处理。

1940年冬天,边区财政部门开始对各单位进行例行审计。审计人员发现物资调配处的账目存在多处疑点,都与肖玉璧经手的业务有关。他们仔细核查后,发现多笔资金往来无法说明去向,而且还发现了几份可疑的合同文件。

就在审计即将结束时,一位供销社的老职工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他说见过肖玉璧多次深夜与商人在后院密谈,每次谈完,那些商人都会留下一个包裹。顺着这条线索,调查人员很快就掌握了肖玉璧贪污受贿的确凿证据。

四、求情写信:从囚室苦候到最终判决

1941年1月15日,延安县看守所的一间窑洞内,肖玉璧正在写一封信。这是他被关押后写的第三封求情信。此前的两封分别寄给了他的老战友和曾经的部队首长,但都未能得到回应。这一次,他决定直接写信给毛主席。

信中,肖玉璧详细回顾了他参加革命的经历。他提到了在佳县城下炸门的壮举,描述了那次白刃战中肠穿肚烂仍坚持战斗的场景,还特意提及了毛主席曾两次看望他的情形。他在信中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也恳请组织考虑他的革命功劳,给他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这封信经过看守所主任审阅后,交到了林伯渠手中。林伯渠看完信后,立即带着信件前往毛主席的窑洞。当时,延安正在开展整风运动,对于干部队伍中出现的贪污腐败现象,中央领导非常重视。

1941年1月20日,边区高等法院对肖玉璧案进行了开庭审理。公诉人出示了大量证据,包括账目记录、合同文件、证人证言等。这些证据清晰地显示,从1940年春节后到被捕前,肖玉璧利用职务之便,通过虚假采购、高报价格等手段,累计贪污公款3050元。

在法庭上,检察官还揭露了一个重要细节。就在肖玉璧被捕前一周,他正准备将贪污所得转移到西安,打算购置房产。这说明他的行为已经具有明显的预谋性和长期性。

审判长当庭宣读了多位证人的证言。其中包括供销社的老职工、与他有业务往来的商人,以及物资调配处的同事。这些证言相互印证,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1941年2月1日,边区高等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肖玉璧犯贪污罪,判处死刑。判决书指出,肖玉璧身为革命干部,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性质恶劣,影响极坏,应依法严惩。

判决作出后,肖玉璧提出上诉。他的辩护人强调了他的革命功劳,特别是他身上的87处伤疤,都是为革命流血牺牲的证明。此外,辩护人还提出,相比其他贪污案件,3050元的数额并不算特别巨大。

然而,第二天,毛主席在批示中明确表态:拥护判决。毛主席指出,正因为肖玉璧是一个有功劳的老红军,更应该以身作则。在抗日战争时期贪污军需物资,性质比一般的贪污更为严重。

1941年2月10日,边区高等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死刑判决。判决书特别强调,革命队伍要保持纯洁性,对于贪污腐败分子,不论其历史功劳如何,都要坚决惩处。肖玉璧的革命功劳确实值得肯定,但这不能成为姑息贪污行为的理由。

五、最后时刻:从死刑执行到历史警示

1941年2月15日清晨,延安城外的刑场上,肖玉璧穿着一身旧军装,站在雪地里。他的军装上还留着当年作战时留下的弹痕。执行死刑的队伍由他曾经战斗过的部队派出,这是组织对一个老战士最后的尊重。

行刑前,按照惯例,肖玉璧获准发表最后陈述。他说了三件事:第一,他请求将自己的遗体埋在当年战斗过的佳县城下;第二,他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玷污了红军战士的称号;第三,他请求组织照顾好他年迈的母亲。

执行死刑的队伍由五名战士组成,他们都是近期从前线轮换下来的。在宣读完判决书后,一名代表走上前,摘下了肖玉璧胸前的红五星。这颗红五星是他1935年在陕北参加红军时,亲手缝在军装上的。

枪声响起的那一刻,延安城内的钟楼正好敲响了七下。当天,边区报纸用整整一个版面报道了这个案件。报道中既肯定了肖玉璧的革命功绩,也严厉批评了他的蜕变过程。这份报纸被发往陕甘宁边区的每个县,成为当时整风运动的重要教材。

1941年2月16日,延安各机关单位召开大会,传达肖玉璧案件的审判过程和处决结果。会上,专门邀请了与肖玉璧共同战斗过的老战友现身说法。他们讲述了肖玉璧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也讲述了他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堕落的。

一周后,边区保安处专门派人清查了肖玉璧的关系网。在他的住所里,搜出了大量单据和信件。这些材料显示,除了已经查实的3050元贪污款,还有一些赃款已经转移到了西安。保安处随即派人前往西安追查,但因当时西安是国统区,这些赃款最终未能追回。

1941年3月,延安专门召开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以肖玉璧案为例,讨论如何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会议认为,肖玉璧的堕落不是偶然的,而是革命队伍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必须警惕的一个问题。

会议期间,有人提出了一个建议:在延安干部学校的教材中,增加肖玉璧案例的详细分析。这个建议得到了采纳。从1941年春季学期开始,延安干部学校的学员们都要学习这个案例。

1941年4月,延安县决定将肖玉璧案的全部卷宗存入档案馆特藏室。这些材料包括他的革命历程、立功记录、贪污证据、审讯记录、判决书等完整档案。这些档案后来成为研究延安时期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史料。

同年夏天,按照肖玉璧生前的请求,他的遗体被安葬在佳县城下的一处山坡上。那里正是他当年炸城门时负伤的地方。坟前立了一块普通的石碑,碑文很简单:革命战士肖玉璧之墓,生于1910年,卒于1941年。碑的背面刻着一行小字:警钟长鸣,永作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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