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与明朝的仇恨，缘于一场“误杀”。

明万历十一年（1583），建州右卫的古勒寨城主阿台联合蒙古部落，欲寇辽东。辽东总兵李成梁得知消息后，发兵围攻古勒寨，但因此城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只能采取火攻，迫使阿台困守城中。

建州各部的关系盘根错节，努尔哈赤一家跟阿台曾结为亲家。眼见古勒寨被围，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为了解救被困在城内的孙女，和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冒死入城。

此时，为李成梁担任向导的图伦城主尼堪外兰献计，诱骗城内人杀死阿台，并开城投降。城破后，觉昌安、塔克世死于乱军之中。

悲伤的努尔哈赤带走祖、父的遗体，安葬于故乡。日后，努尔哈赤起兵，又将其祖、父的遗骨和六世祖孟特穆、曾祖福满等，一同迁葬“永陵”。

永陵，位于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号称清朝“祖陵”。此外，清朝入关之前，在盛京（今辽宁沈阳）一带修建有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福陵、清太宗皇太极的昭陵。

这三座陵墓，见证了爱新觉罗家族建立的政权，从部落到汗国，再到帝国的崛起之路，合称为“关外三陵”，也称“盛京三陵”。

清永陵，在后金“兴京”赫图阿拉故址的西北，背靠启运山，南临苏子河，位于一片山明水秀的平阳之地。这里埋葬了努尔哈赤的四代先祖及其各自的配偶。

启运山，本来叫做“乔山尼雅满山岗”，清朝入关后才封为“启运山”，意思是开启清朝国运之山。陵园中的享殿也被命名为“启运殿”，顶上两端的鸱吻剑把分别雕有“日”“月”二字，取“日月同辉”之意，也有人说，是“破明”的意思。

启运殿前曾有一棵巨大的榆树，据说早在努尔哈赤安葬其父塔克世时就已经存在。这棵树活了近三百年，乾隆皇帝到此谒陵时，封其为“神树”。到了同治年间，这棵树突然被暴风雨吹折，把启运殿的大梁压断了，引起皇室恐慌，当时人们传言，大清要完了。

永陵，是清代关外三陵中规模最小的一座，却保留了帝陵“前朝后寝”的宫室格局。陵园四周有红墙围绕，园内分为陵前神道、下马碑、前院、方城、宝城等几个部分，神道南端的下马碑上用满、蒙、汉、回、藏五种文字写着：“诸王以下官员人等至此下马。”

永陵动工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陵中所葬的清朝先祖，没有一个在生前当过皇帝，或是称过汗，只不过因为他们的后代称帝建国，才被追尊为帝，葬于“帝陵”。努尔哈赤修建这座陵墓时，或许也无法预料，他所建立的政权将在日后发展成一个大一统的王朝。

努尔哈赤画像。图源：网络

史载，清朝对永陵进行过多次修缮、扩建，历代皇帝多次东巡祭祖，即便是在平常，每年也要举行大祭6次、小祭24次，香火不断。

经过多次修缮后，带有满族建筑风格的永陵才具有了帝陵的规模。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永陵，是清朝统治者想要让后世看到的，甚至连有关觉昌安、塔克世之死的史料，也曾经过清朝的篡改。

清朝的史书说，觉昌安、塔克世为了营救亲人，冒然进城，被无辜地卷入乱战，遭到“误杀”。

明朝的史料却表明，觉昌安、塔克世很可能和献计破城的尼堪外兰，一同担任了明军讨伐古勒寨的向导，才会死于此次战役。如《明神宗实录》载：“奴之祖父教场（觉昌安）、他失（塔克世），昔李成梁用为乡导，并掩杀于阿台城下。”《东夷考略》载：“初奴儿哈赤祖叫场（觉昌安），父塔失（塔克世），并从征阿台，为响导，死兵火。”

晚明时期，辽东豪酋并起，相互兼并，不排除觉昌安、塔克世欲依附明军、从中牟利的可能性。

但按照这一说法，觉昌安、塔克世就成了背亲弃友、暗通明军的小人，后来努尔哈赤含恨起兵时，将尼堪外兰视为仇敌的观点也就不成立。

对此，孟森、吴晗等学者认为，清代官修史书有意掩饰了满清先世和明朝的关系，在编撰史书时累修累改，采用对清朝更有利的史料。所以才出现了觉昌安、塔克世在围城时冒死营救亲属的矛盾说法。

事实上，在明代史书中，觉昌安虽然有着建州左卫指挥使的头衔，也不过是部众不多、势力不大的小酋长而已，他的后代努尔哈赤也如“孤豚腐鼠”一般，起初并没有引起明朝的注意。

而今，清永陵仍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中国古代陵寝之一，墓主们当年名不见经传，却已在地下安眠四百余年。历代王朝正是在这样一次次的波谲云诡中兴衰更替，谁也不知道，天命最后归属何方。

古勒寨之战后，明朝交回觉昌安、塔克世父子的遗体，赐25岁的努尔哈赤“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并让他袭任觉昌安的建州左卫指挥使之职。

所谓“敕书”，是一种许可证，表示允许他的进贡使团入朝，进行贸易、朝贡活动。当时，建州各部首领都要遣使朝贡。早年的努尔哈赤，既是明朝的臣属，也是边境的商人，经常亲自上山采人参、松子，运到抚顺去贩卖，换取物资。

一些史书记载了努尔哈赤与辽东总兵李成梁的亲密关系。据说，努尔哈赤年少时曾在李成梁帐下充当家丁，李成梁待他如子，努尔哈赤得以读书识字，而且最爱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从中学到不少兵法知识。努尔哈赤经常陪同李成梁到各地出差，有些学者认为，他可能到过北京。

努尔哈赤回到建州左卫统领祖、父旧部后，一颗“复仇”的种子日渐萌芽。他以祖先留下的13副铠甲起兵，历经近三十年的时间，带领部众实现了对满洲各部的征服和统一。

为了“铸造一个满洲的实体”，努尔哈赤建立了八旗制度：规定三百人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或称旗），总共四固山，分为黄、白、蓝、红四旗，后来，固山增加了镶黄、镶白、镶蓝、镶红四色，成了八固山。在八旗之上，设置五大臣和四贝勒，前者由值得信任的重臣担任，后者封给努尔哈赤的子侄。

历史学者魏斐德认为，“八旗制度是大汗努尔哈赤对全部军队的直接控制权和各贝勒之贵族特权的一种调合物”。

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建国号为“金”（史称“后金”），建元“天命”。三年后，他发表了著名的“七大恨”，正式向明朝宣战，其中第一恨，便是明朝杀其祖、父之仇。

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的第二天，便率军1万直扑距离沈阳仅几十里的抚顺。努尔哈赤在城下致信抚顺守将李永芳，大致意思是：“你若要战，我的箭矢不长眼，可能一不小心就要你的命。你若举城投降，我可以保你平安，就你那样卑微的禄位，拼什么命啊？”

结果，后金军只发动了一次进攻，李永芳就投降了，与他一同降金的还有秀才范文程等知识分子。

抚顺等地接连失陷，明朝大为震惊，赶紧起用老将杨镐，命其指挥大军讨伐后金。四路大军集结于沈阳，分别由杜松、马林、刘綎、李如柏率领，总兵力号称47万，实际只有9万人左右。按计划，这些军队将分头出动，10日后会师于后金的“兴京”赫图阿拉。

但四路军队都没有按照预定时间抵达。杜松的军队提前一天抵达赫图阿拉附近，在萨尔浒为后金军所歼灭；次日，马林部在尚间崖前的开阔地带和后金军展开厮杀，被击溃；刘綎部及朝鲜援军在布达里冈遭到重创；李成梁之子李如柏率领的军队，却始终未遇敌。

努尔哈赤召集了八旗兵约六七万人，主打一个“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这就是著名的萨尔浒之战。

此战，明军惨败，损失兵力45800余人，将领杜松、刘綎战死沙场。

惨烈的萨尔浒之战。图源：剧照

萨尔浒之战后，努尔哈赤多次进犯辽东的明军重镇，将都城从赫图阿拉迁到辽阳，再迁到沈阳，约100万汉人落入后金统治之下，其中很多人沦为奴隶。后金通过残酷的征服登上历史舞台，努尔哈赤立下心愿，要打入山海关，进军中原，但这个计划在他生前未能实现。

明天启六年（1626），68岁的努尔哈赤结束了他的戎马生涯，在距沈阳40里的叆鸡堡逝世。一说，他在此前攻打宁远时被明军炮火击伤，继而染痈疽而卒。

努尔哈赤死后，葬在今辽宁沈阳东北郊外的福陵，这是关外三陵的第二座陵墓。

福陵前临浑河，背依天柱山，规模比此前的永陵进一步扩大，按照古代帝王陵墓规制，建寝殿、植松树、置石像等。

福陵建于清太宗皇太极在位时。陵初成，皇太极迁其生母孝慈高皇后叶赫那拉氏与父亲努尔哈赤合葬。皇太极的母亲来自海西女真叶赫部，名为孟古哲哲，当初，努尔哈赤与叶赫部联姻，容貌姣好的孟古哲哲被选中，随后生下了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

但努尔哈赤和孟古哲哲联姻后，两部的战争仍未停止。29岁的孟古哲哲病逝前，想要再见母亲一面，努尔哈赤向叶赫部提出请求，未能得到同意，孟古哲哲便在双方的仇恨中去世。后来，努尔哈赤对皇太极说，你是“为父我之爱妻所生之唯一之后嗣，故不胜爱悯”。

努尔哈赤一生纳的福晋太多了，关于她们的八卦不胜枚举。但说到努尔哈赤的身后事，就不得不提他的最后一任大妃（大福晋）阿巴亥殉葬之谜。

阿巴亥出自乌喇那拉氏，12岁便嫁给了努尔哈赤，后来生下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子，备受荣宠。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却火急火燎地逼迫这位大妃殉葬。

一说，阿巴亥殉葬是出于努尔哈赤的遗嘱，因为她跟努尔哈赤的第二子代善传出了绯闻。当时，阿巴亥是个美貌少妇，不甘宫中寂寞，偷偷给代善送各种礼物，包括绸缎、银子等。努尔哈赤得知此事，便动了杀阿巴亥的心思，只是顾及到他和阿巴亥所生的几个孩子还小，才没有痛下杀手。

努尔哈赤临死前留下遗嘱，说：“大妃心怀嫉妒，常常使我不开心，她虽机智聪明，但留着必定会作乱，希望各位贝勒待我死后，命她殉葬。”阿巴亥仍对人生有所留恋，根本不愿殉死，于是不停地求情，但皇太极严格遵守努尔哈赤的遗言，阿巴亥只好穿戴好衣服自尽。

然而，阿巴亥殉葬一事，可能另有隐情。

努尔哈赤临终前，四大贝勒中的代善和皇太极功勋卓著，是汗位最有力的竞争者。其中，代善更为年长，且智勇过人，为后金立下汗马功劳。代善和大妃传出绯闻，不仅让大妃与努尔哈赤的感情出现破裂，代善也会因此名声受损、遭受打击，此时，最有利的就是皇太极。

面对遗诏，阿巴亥百口莫辩，被迫以身殉葬，后来，其子多尔衮成为摄政王，恢复了母亲的名誉，尊为孝烈武皇后。

作为大贝勒的代善，尽管在皇太极继位时鼎力支持，但皇太极继位后，为了坐稳汗位，仍然找各种理由打压代善，迫使代善赋闲在家，远离朝政。

福陵还有另一个疑团，按照《清实录》的记载，皇太极迁叶赫那拉氏与努尔哈赤合葬是在后金天聪三年（1629）。按照后来确定的清朝陵寝制度，帝陵要随葬香册、香宝，前者是记载皇帝、皇后功业和德行的册文，后者刻有其谥号，随葬时由嗣位的皇帝亲自送入地宫。

但《清实录》载，努尔哈赤福陵直到顺治元年（1644）才“恭上册宝”，此时，努尔哈赤已经死了18年了。有学者推测，努尔哈赤的遗骨此前可能没有葬入地宫，而是按照习俗存放于享殿。后来，清朝统治者入关，才模仿中原王朝的制度，对福陵进行扩建，并将努尔哈赤葬入地宫，奉上宝册，以此掩盖关外时期的陋习。

从嫔妃的殉葬和册宝的混乱中可见，此时后金帝陵制度并不完善，仍带有满族早期旧俗的影子。

清福陵。图源：摄图网

35岁的皇太极接过后金的汗位，随后进一步将满洲人的汗国，建立为中央集权的帝国。

对此，《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将皇太极建立“帝国”的举措分为两大方面。

首先，是“政治帝国的建立”。

按照努尔哈赤留下的八旗制度，四大贝勒位高权重，整个汗国如“十羊九牧”。皇太极继位之初，与其他三位贝勒共同执政。各贝勒都支持皇太极继承汗位，但心里各有各的算盘。

二贝勒阿敏（努尔哈赤之侄）有一次直截了当地对皇太极说：“我和其他贝勒都支持你当大汗，但是你继位后，让我离开这里，我要自己到边境生活。”

皇太极当即拒绝阿敏的请求，说：“你如果离我而去，那么，两个红旗、两个白旗和两个蓝旗都可以自行离去，我将失去整个国家，我还算哪门子的大汗呢？”

于是，皇太极凭借政治的铁腕，不断削弱三大贝勒的权力，先后将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努尔哈赤第五子）、大贝勒代善驱逐出政治中心，直至废除大汗与三位贝勒上朝并坐的制度，由皇太极一人“南面独坐”，取得专权。

皇太极又仿照明朝，逐步完善国家政治机构，如设立六部、都察院、理藩院、文馆等，不断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

其次，是“观念帝国的建立”。

1636年，皇太极在群臣的拥护下称帝，改国号为“清”，年号为“崇德”，从后金的“天聪大汗”摇身一变，成了“大清皇帝”。

皇太极建立清朝，并不是简单地改国号而已。此前，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时，以曾经建立金政权的女真人为祖先，但皇太极放弃了这个狭隘的名称，采用一个新的国号，不再强调与金的关系，他所要建立的帝国不仅包括自己的部族，还包括了众多的非建州女真人，比如汉人、蒙古人等。

皇太极重视汉族士大夫的作用，他说过一句话：“文武并用，以武功戡祸乱，以文教佐太平。”于是对当时清政权统治下的汉人进行“量才录用”。

有学者认为，满族统治者之所以能入主中原，与他们迅速地认同儒家的意识形态有关。他们通过不断加强与汉族士大夫的联盟，实行所谓的“满汉两头政治”。已投降的汉族士大夫和明朝官吏也乐于与他们合作，在维护儒家道统的事业中形成共同的利害关系。

魏斐德在《洪业：清朝开国史》中举了一个广西巡抚马雄镇家族的例子，还原了马氏家族从明朝忠臣到清朝忠臣的身份变化。

清康熙年间，爆发了三藩之乱，叛乱的将领将时任广西巡抚马雄镇幽禁起来，逼迫他一起造反。马雄镇宁死不屈，被囚禁三年，天天著书赋诗明志。后来，吴三桂的部下打到桂林时，押着马雄镇到阵前，要求他投降，并当着他的面，杀了他的妻儿。马雄镇大骂：“吾义守封疆，不能寸斩汝以报国，死吾分也！”一家老小被杀后，马雄镇慷慨赴死。

从这个故事中可知，马雄镇是清朝的忠烈之臣，铁骨铮铮的汉子。

但如果将其家族史往上追溯，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马雄镇的父亲马鸣佩曾以明朝诸生的身份归降皇太极，得到清廷的赏识，后来官至江西总督，多次与南明抗清将领交战。若以明人的观点来看，马鸣佩就是不折不扣的“汉奸”。

再说马鸣佩的父亲马与进，曾是明朝的官员，后金攻打辽阳时，马与进随军出征。马与进的妻子听说夫君战死沙场，带着部分家眷和仆人42人集体自杀。这么一看，马家的奶奶又忠于明朝。

由此可见，这是一个清朝取代明朝，取得“天命”的漫长过程。追根溯源，与皇太极当初仿照明朝，建立“帝国”的一系列措施不无关系。

皇太极画像。图源：网络

皇太极和努尔哈赤一样戎马倥偬，武功不下其父。

后金与朝鲜为邻，为了剪除明朝羽翼、解除后顾之忧，皇太极两次挥师攻打朝鲜；皇太极又利用蒙古林丹汗西迁之机，出兵吞并了漠南蒙古；在对明朝作战方面，皇太极五次发动大军寇边，不断侵吞明朝的城池，招降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明朝将领；在武备方面，皇太极不断扩充兵源，并命人仿制了明军的“大杀器”红夷大炮。

在皇太极去世的前一年，历时两年的松锦之战（1640-1642）落下帷幕。这是明清在山海关外的最后一次大战。

当时，明军在辽西走廊东端的锦州周围，设有松山、杏山、塔山等重镇进行拱卫。皇太极先是发兵对松山城发动猛攻，但遭遇明军坚守，占不到便宜。

于是，皇太极听从部下建议，一边在锦州北面的义州筑城、屯田，囤积粮草，一边对锦州采取围而不攻的持久战略，深挖战壕。

明朝派蓟辽总督洪承畴前去解锦州之围。洪承畴本来打算采取稳扎稳打的策略，但朝中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上书崇祯帝，力主速战速决，以便集中兵力去镇压关内的农民军。洪承畴在朝廷的反复催促下加速进军，抵达松山后安营扎寨，几度击败了多尔衮率领的清军。

洪承畴画像。图源：网络

皇太极得知前线吃紧，心急如焚，甚至“忧愤呕血”，但还是赶紧调集可供差遣的人丁，带病亲征，极大地鼓舞了士气。随后，皇太极命八旗劲旅切断松山和杏山之间的粮草供应。在粮草不济的劣势下，洪承畴率领的13万大军不到十天就溃不成军，困守在松山城。

不久后，松山城破。崇祯皇帝以为洪承畴已经“殉国”，不禁震悼痛哭，说：“我不曾救得承畴。”

崇祯帝已经准备亲自设坛祭奠洪承畴了，但事实是，洪承畴并未战死。

清军攻下松山后，洪承畴被清军俘虏，起初绝食数日拒绝投降，对前来劝降的使者大骂不止。

皇太极派出吏部尚书范文程前去招降。范文程见了洪承畴，没有说招降的事情，只是闲聊。谈话间，梁上掉下来一块灰尘，落在洪承畴衣服上，洪承畴反复拂拭。善于察言观色的范文程回来后，告诉皇太极：“洪承畴不会为明朝殉国的，他对自己的衣袍都这么珍惜，何况自己的生命呢！”

等到皇太极亲自接见洪承畴，也不跟他说劝降之事，只是嘘寒问暖，当时辽东天气寒冷，皇太极故意将自己身上的貂裘脱下，披在洪承畴身上。结果，洪承畴头一天见到皇太极还立而不跪，第二天便向皇太极下跪称臣。

松山陷落后，锦州城内的明将祖大寿见大势已去，也献出锦州降清。至此，明朝在关外的军队被消灭殆尽，只剩下吴三桂带着3万残兵退守孤城宁远，辽东防御体系完全崩溃。

松山、锦州城破之时，皇太极兴奋地对诸将说：“取北京就像砍大树，要先从两边开始斫削，这样大树自己就会扑倒。我如今取了关外四城，明国精兵已尽，北京可得矣。”

说出这番豪言壮语的一年后，1643年，皇太极去世，葬于清昭陵——这是关外三陵中的最后一座陵墓。

清昭陵。图源：摄图网

昭陵坐落于沈阳北郊，因在清朝盛京城北，故也称“北陵”。

昭陵的形制与福陵相似，在风水上也参考了努尔哈赤的福陵。据《桥山圣纪》的说法，昭陵是由福陵“后龙”起伏，转换落脉结局，“同干分支，二陵为一体”。从山形走势来看，昭陵选址的“来龙”出自福陵所在天柱山的“后龙”，表明两位墓主的父子关系。

史载，昭陵周围曾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而今，这座曾经庄严肃穆的帝陵，已被开辟为北陵公园，除了陵园本身的建筑外，还增建了亭台楼阁、人工湖、游乐场，是沈阳的著名景点。埋葬在地下的皇太极，也算是“与民同乐”了。

从部落，到汗国，再到帝国，从一次改变命运的“误杀”，到萨尔浒之战后的攻守易形，再到清军入关前夜，明亡清兴的风风雨雨，埋藏于关外三陵之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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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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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喆，李鸿彬，孙方明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 第一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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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新星出版社，2017年

(美)裴德生：《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上卷）: 1644-180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