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林

每每忆起当年的下乡插队生活，往往感慨不已。还曾为此写了一首诗，作为纪念：

梦中又现桃花庄，

桃花掩映人影忙。

荷担浇水禾苗秀，

顶尘扬场麦粒黄。

少油暮饭暂果腹，

多烟秸柴可暖房。

如今忆起如隔世，

每遭雨旱念老乡。

那是平舆县的马营村，村子小河环绕，村中遍植桃树。每到清明前夕，桃花盛开，灿若云霞，“桃树倒映到明净的水面，桃林环抱着秀丽的村庄。”我在那里生活了一年零十个月，这在漫长的一生中，无疑是短暂的，但留给我的记忆，却是刻骨铭心，再也无法抹去。现在终于有机会开启那尘封已久的记忆之门，那退到记忆深处角落的、曾经熟悉的鲜活面孔又重新闪现在自己的面前。想起以往，我总要说一句：感谢我的“插友”，感谢朴实的乡亲。

一

1968年底，我注定是一名下乡知青。对于劳动，我并不打怵。66年学校组织我们到兰考劳动，后来，开封西郊的教育农场由我们开垦，位置就在如今的西外环到黄河大街电视塔一带。当时的劳动强度并不小，用铁锨和抬筐，平整土地，打畦、挖渠，到后来插秧、薅草。有一段时间，几乎天天要步行七八里去西郊劳动。冬天，我们每人还分了几斤大米呢。

对于下乡，我没有犹豫。68届高中生“一锅端”。就这样，我带着简单的行李来到几百里外的马营村，这里距县城18里，距驻马店120华里。可竟有老人一辈子没去过县城，有些青壮年还没去过驻马店，不知道火车什么模样。

到马营去的大部分是同班同学，其中两男两女分到第八生产队，我在其中。老队长约摸50岁左右，黑黄脸皮，额头和腮帮皱纹颇深。在他的安排下，给我们腾出了两处房子，新做了几张床。有了锅、灶、案板、面杖等。第一顿饭，是邻居大娘给我们做的。

我们的工作、生活和农民几乎一样。除了雨雪天气，每天都下地干活，也不知道哪一天是星期天，哪一天是五一节、国庆节。吃的饭也和农民一样，面要自己磨，饭要自己做。一切从头学起。好在我们已经是十九、二十岁的青年，遇到难处也要顶着头皮去克服。拿磨面来说，先要联系有磨的人家，找到磨子，再去借毛驴。借不来毛驴，就要人来推磨。推磨是谁也不情愿干的，因为太费力气，两人推才好一点。为了能吃上饭，真是咬着牙也得推。箩面是个细致活，讲究头遍箩、二遍箩。第三遍箩出的面就粗糙了，剩下的就是麸。麦子三遍箩还能吃，杂粮到第三遍就太难吃了。麦子打下来，能吃上一个多月的白面，但还不能吃白面馒头。吃馒头太奢侈，吃不到一个月白面就得吃光。天热活重，当地流行吃“蒜面”。这是过凉水的捞面，然后浇上蒜汁，就这么简单。这可是热天最实在的美味了。麦子吃完，只有吃红薯、红薯干、红薯面。当地黄豆产量较低，种得少，还要喂牲口，分给人的就很少。用少量的豆面，搀上大半红薯面，可以考虑擀面条。这样的面条下到锅里，再放些芝麻叶，拌以油盐，就成了当地有名的芝麻叶面条。当时觉得非常好吃，能撑得肚子滚圆。现在还怀念这样的面条。不过，这样的面不好擀，需要技术和耐心。因为豆面少，面片常常会碎裂成若干块。要把每一块都擀成薄片，分别切成面条，集合到一块，才算大功告成。擀一回面条，往往要累得腰酸背痛。面条是午饭，早饭、晚饭就惨了，就是红薯或红薯干。现在每天吃一块红薯，觉得香甜，可当时以红薯为主食，一天吃两顿，谁受得了？可天天如此。我就吃伤了，离开农村十多年，还不敢吃，甚至不想看。

做饭自然是轮流。干完地里的活，人困马乏，回到家里，谁都想吃上现成的热饭。可该谁做？还得打起精神去做。我们4个同学配合默契，谁也没有偷懒耍滑，因此，我还没有饿过肚子。想到这里，就非常感谢其他三位同学。邻队的同学就不行了，经常没人做饭，又不好意思说，只好到处“蹭饭”。到我们这里“蹭”是经常的，大家只好都少吃点，匀 一匀罢了。

二

每天的劳作无疑是辛苦的，常年干得最多的是锄地。那锄把加上锄板足有两米长，五六斤重。什么庄稼都要锄，俗话说“锄头底下三分水”，一为除草，二为保墒。锄得时间长了，腰都直不起来，好象不是自己的了，手也磨起泡。干一段时间，手磨出老茧，就好些了。地里没有轻省的活。拿给棉花打药来说，正赶上大热天，穿一身衣服，戴上草帽，把自己捂严实，背着十几斤重的药筒，一干就是几小时。棉花棵已经齐胸深，地头也没有树荫休息，只有不停干。汗水顺着脊梁前胸往下淌，也顾不上擦，大晌午头一大片棉花地就我一个人在打药，我只想着早点把活干完。

钻到高粱地里砍高粱，更是对体力和意志的考验。那天下午，我一个人拿着刀来到地里，砍分给我们知青的高粱。高粱秆两米多高，钻进去不见一丝风，还没干活就出一身汗，热得喘不上气，就像现在的“洗桑拿”。挥刀砍根部，每一刀都很费力，手上一会儿就起了泡。豆大的汗珠摔在土坷垃上能碎八瓣。真不知道我是怎么把活干完的。到了地头，顿觉凉爽，舒服多了。休息片刻，把秫秸打捆，扛到肩上试一试，死沉死沉，几乎到了能承受的极限。可是四顾无人，离家有2里地，怎么办？没办法，只有咬牙扛。忘记歇了几次才扛回去的。这些劳动场景，现在仍记忆犹新。真是一辈子也忘不了。

三

村子桃树多，结的果也多。到了夏天，每棵桃树都挂满了既好看又诱人的桃子。可老百姓都舍不得吃，全部拿来换钱了。我从来没有摘过一个桃，也没见过其他知青吃过老百姓的一个果子。村民们太穷了，他们不舍得花一分钱。像盐、煤油必须置办的，也是拿鸡蛋去小卖部换。我们手里有几块钱，买个油盐什么的，偶尔也买个鸡蛋。这钱从哪儿来？

麦秸秆儿拉到集上卖，秋天高粱秆也卖一部分。其实这事儿我干不了，我也没这主意。有个副队长叫马虎，高挑个，光头，一脸朴实相。他给我出主意，给我找架子车，帮我捆扎，带我到集上卖。那个集叫个什么“店”，在村南面，要走十几里路，马虎说，那里的价钱好一些。

女同学房子后边是块闲地，有一分左右。邻居赖孩给出主意：“种上黄瓜，不就有菜吃了？”还说：“种上黄瓜，只管浇水就行，别的不用操心。······边上挖个井。挖井你找小庵啊。”小庵也是邻居，大龄青年，在林场工作，二十五六岁了，还没娶上媳妇儿。他人品极好，古道热肠。跟他一说，爽口答应，拿把铁锨就同我来到屋后。这口井，直径不足一米，深不足两米，不到一小时就挖成见水了。他干完活后，拍拍手就走了。我虽不吸烟，也应该买盒烟给他啊！想起来我都后悔不已。到了夏天，屋后满地爬的都是黄瓜。有天夜里，醒来口渴得很，就摸黑来到黄瓜地里，摸着两根黄瓜，拽下来，洗洗就吃起来，顿时心清气爽，躁热全消。这些事搁现在简直是神话故事，没有经过是很难相信的。后来，还听说女同学让他挖红薯窖，他也挖了。写到这儿，小庵的模样又浮现在面前：墩实个，不高，稍驼，小眼睛，脸上有几颗杂面星······不知后来成家了没有？真是一个好人哪！

四

淘气父子俩的故事也值得一说。淘气那年40岁左右，一大堆孩子，最小的孩子还在怀里抱着。他的大儿子也有几个月大小的孩子。他爷俩抱着孩子同时在我们门口出现也曾有过。淘气常到知青点串门，蹲到屋里，拿出纸条卷烟，用火镰打火。有时候别人快把烟抽完了，他就过来要烟屁股，接着抽。地上的烟头也都捡起来。我们也说过他，干嘛非要那么多孩子？多作难。他却说出自己的一番道理：地里出产的粮食等东西，70％按人头分，30％按挣的工分分。还是多个小孩子划算。我们只有感慨，马营咋不落后？中国的农村咋不落后？有一次锄地，正好和淘气的大儿子紧傍着，他就教我如何“省劲”：锄一下，把锄起来的土盖住近 前的一片土，近前的这块就不用锄了。又省力，速度又不落后，别人谁也看不出来。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我自然不以为是。老百姓还说过“人哄地皮，地哄肚皮”哪！当时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叫“上工一条线，下工如放箭”。该上工了，队长先是敲钟几分钟，接着扯破嗓子喊：都上工啦！上工啦！人们开始陆续往外走，先到的在地头等着，有的已经慢慢千着，慢的才出村口，上工的队伍能拉扯半里多地。等队长一说“收工”，一个比一个走得快。尤其家有小孩，还要回去做饭的妇女，更是急急往家赶。当时麦子亩产普遍不到200斤。听说6队好一点，也就300多斤，哪像现在，亩产千把斤不足为奇。后来的农村改革，我非常理解，不改革农民就没有出路，就永远守着贫穷和落后。

1970年10月，工厂招工，马营20多个知青我第一个被抽到工厂。离开那里，再也没回去过。时光荏苒，插队的知青生涯已经过去了46个年头。那是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回忆那一段非凡的经历，我只有感谢，感谢那一个个朴实的老乡。老乡，你们还好吧？

（作者简介：朱林，男，1949年元月出生，开封十四中退休教师。开封高中68届毕业生，1968年底到驻马店平舆县杨埠公社马营村下乡插队，1970年10月招工到平舆县，1970年底参军入伍，1975年返汴，在开封毛纺厂工作，1978年调到开封十四中任教，直至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