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是敢负我，我就守在厂门口，让全厂职工都知道他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母亲说这番话时，眼眶里噙着泪水。
我叫李晓春，1955年出生在辽宁丹东一个边境小镇。在那个艰苦的年代里，我们家也算小康，父亲是镇上唯一的赤脚医生，和苏联专家打过交道，能说几句俄语，母亲在供销社当营业员。
1975年，我被分配到县医院当护士。那时候，每到傍晚，总有一个叫孟铁柱的小伙子骑着"红旗"牌自行车从纺织厂下班路过医院。每次路过，他都会用那双深邃的眼睛望向急诊室的方向。
他是纺织厂的机修班长，老职工了，一身蓝色的工装上常沾着机油。在那个年代，男女之间的感情都是藏在心里的，可他那双充满真诚的眼神，总是让我的心怦怦直跳。
记得第一次说话，是因为他送来一个摔断腿的老师傅。那天大雨滂沱，他推着自行车，连裤脚都湿透了。"要不是铁柱同志，我这条腿就保不住了。"老师傅躺在病床上感激地说。
"李护士，这是我们厂一等劳模，张师傅啊。"他结结巴巴地介绍，脸都红了。从那以后，他隔三差五就来医院，时而送病号，时而给工友打针。
"晓春同志，这是'五一'劳动节厂里发的工作服，能不能请你帮忙改一下？"有一天，他捧着叠得整整齐齐的新工装来找我。看着他手足无措的样子，我心里泛起一阵甜蜜。
那个年代的恋爱很单纯。周末，他骑着自行车带我去看露天电影，《闪闪的红星》、《青春之歌》，那些充满理想和激情的故事伴随着我们的感情日渐升温。
1978年深秋，在医院后面的杨树林里，他紧张地递给我一封信："晓春同志，我是个普通工人，没有多少文化，但我有一双能干的手，一颗真诚的心......"字里行间透着质朴的真情。
可是好景不长，1979年初，我收到了他的分手信。信中说他母亲患了重病，需要大笔医药费，他觉得无法给我幸福的生活，要和我分手。
打听之下才知道，他母亲得了尿毒症，每周要做两次透析。为了凑医药费，他卖掉了心爱的自行车，还跟人家借了不少钱。
"你这个傻小子！"我含着眼泪斥责他，"你以为我是贪图享受的人吗？我爸是医生，我是护士，咱们一起想办法治好阿姨！"
那天晚上，我跟父母摊牌。父亲抽了一晚上的烟，最后叹了口气："闺女，你要是认准了，爸爸支持你。"母亲却坚决反对："那家光景，你嫁过去不是遭罪吗？"
"妈，您放心，铁柱是个好人，咱们一起帮他渡过难关。"我坚定地说。母亲看着我执著的眼神，最后红着眼圈说出了开头那番话。
1979年五一劳动节那天，我们领了结婚证。婚礼很简单，在厂区礼堂摆了四桌酒席。我穿着借来的红色连衣裙，他穿着新做的蓝色中山装，我们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标语下照了结婚照。
日子虽然清苦，但我们互相扶持。每次婆婆去医院做透析，铁柱都会背着她爬五楼。我则利用在医院的关系，想办法减免一些费用。为了补贴家用，我们还在宿舍走廊种了几盆韭菜。
让我没想到的是，婆婆的病情突然恶化，需要住院治疗。那段时间，铁柱白天上班，晚上守护在病房。我则在医务室值完班，就去医院照顾婆婆。
"对不起，让你受苦了。"有一天晚上，他突然抱着我哭了。我轻抚着他的后背："傻瓜，咱们是一家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全家人的精心照料下，婆婆的病情渐渐稳定。厂领导也很照顾我们，把我从县医院调到了纺织厂医务室，铁柱也提拔为车间副主任。
日子慢慢好起来。1980年，我们有了自己的第一件家电——一台"红灯"牌收音机；1982年，添置了一台"飞鸟"牌电风扇；1985年，我们终于有了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
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但我们的感情却越来越深。生活中的磨难，反而让我更加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感情。
今年是我们结婚四十周年。铁柱已经退休在家，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照顾他那几盆兰花。我虽然也满头白发，但每次看到他认真侍弄花草的样子，心里依然会泛起涟漪。
前几天，翻出了那封泛黄的分手信，他不好意思地抓了抓头："还好当初你拦住了我。"
我笑着说："你要是真跑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说完，我们相视一笑，那一刻，仿佛又回到了四十年前的杨树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