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年（1941年）1月，日本陆相东条英机在两院发表演讲时，对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仍然心有余悸：“1940年，重庆方面敌之抗战特点，作战非常消极，至今未曾出现主力部队的反击作战，只有共产军去年八月在华北发动的大规模攻势”。从敌人嘴里得到的评价才是最真实的，八路军放弃与自己实力相适应的分散式山地游击作战方式，跟装备绝对优势的日本侵略军在华北平原上死拼，是绝不可以否定的民族壮举！

许多军事历史爱好者未必清楚，“百团大战”并非战役正式称谓，并且这场战役还分为三个阶段整整持续了五个多月，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夏季一直打到民国三十年（1941年）初。战役的三个阶段分别是：第一阶段的正太铁路沿线破袭战，第二阶段正太铁路外围地区的运动作战，第三阶段应对华北日军报复的“反扫荡”作战，仅在前三个半月的时间里，八路军就进行大小战斗共1824次，沉重打击了华北日伪军。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武汉会战结束以后，侵华日军实施了“以战养战”的战略思想转变，在华东和华中与重庆政府的正规军进行对峙、以及局部的“短切突击”作战，而把华北则视为战争后方，大肆掠夺粮食、煤炭、棉花等战略物资，以支撑其长期的侵略战争。面对广泛活跃的八路军和其他游击武装，日寇华北方面军则采取了封锁和分割的“囚笼政策”。

日军的作战特点是机械化程度和机动性要高于中国军队，如此便可以在整体兵力劣势的情况下，往往可以在某一局部形成兵力以及战斗力优势，而装备和弹药的优势也使其后勤压力很大，这也意味着日军作战非常依赖于铁路和公路等主要交通线。同样，为了在华北掠夺资源和维持占领，日军也离不开交通线，所以交通线成为抗日武装和日军争夺的焦点。

到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初，华北日军已经利用铁路、公路线和大批的据点、碉堡，完成了对华北平原的封锁和压缩，仅在冀中地区，交通线两侧的据点和碉堡就达到了500多个，这种方式不仅利于日军运输兵力和物资，也极大限制了八路军的作战范围。华北之敌有日军有27万人和伪军14万人，如果任由这种态势发展下去，八路军的回旋余地会越来越小。

彭清宗

尤其是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5月间，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叛变投敌后，公开组建了汪伪政府，致使国民党高层和重庆军政内部出现大幅撕裂，“速胜论”又被部分人的“亡国论”所取代，国际国内的不利局势，都使抗日战争进入了最黑暗的时期。既要破坏日军的封锁，又能打击投降派的论调，因此第18集团军副总司令、八路军前方指挥部总指挥（这两个职务要理解）彭德怀决心发起的“正太铁路破袭战”，其实兼具军事与政治的双重意义。

这一阶段即是围绕正太铁路（河北正定到山西太原，晋冀两省之间重要交通线）进行的破袭战，在全长249公里的铁路沿线上，八路军发起了全面的攻势，攻占敌人碉堡据点、破坏铁路公路、消灭日伪军有生力量等等。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在作战计划中，拟定的出击兵力为第129师八个团（附总部炮兵营）、第120师六个团和晋察冀军区十个团，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分头对敌人实施打击。

不过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初到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初，也是八路军第一次大发展的时期，在华北的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总兵力已突破40万人，因此在战役发起后，各大军区、军分区所辖部队纷纷参战，已经形成了在华北5000公里交通线上的全面大破袭，包括正太路、平汉路、津浦路、北宁路、平绥路、德石路等几乎全部华北铁路网。截至战役第三天，八路军总部接到的战报中，查明番号的就有105个团。

其中包括刘邓第129师的46个团、贺龙120师的20个团和聂荣臻晋察冀军区的39个团，总计105个团的20余万兵力，尚不计配合作战的游击武装和民兵，交通线沿线日伪军遭到沉重打击，彭总和左参谋长遂高兴地将战役命名为“百团大战”。所以百团大战的实际范畴已经超过了原来设想的正太路破袭作战，是席卷整个华北的一次大规模交通破袭战。

百团大战第一时间把日本人完全打懵了，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接到的报告是：“小队以下据点一夜之间不复存在”，方面军司令部则把此役称为“挖心战”，以致把每年8月20日作为挖心战纪念日，可见是刻骨铭心之痛。

这一期间八路军乘胜扩大战果，开始对日军分割我根据地的主要据点、甚至部分县城发起了攻坚作战，所以战役第二阶段已经不再局限于铁路线两侧，而是重点打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除相当数量的村镇据点外，八路军还决定攻占榆社、涞源、辽县等四座日军重兵把守的县城，这几个县城都位于敌占区和根据地的交错地带，对我威胁甚大。

但是由于八路军装备简陋弹药缺乏，攻坚能力很弱，因此在原定拿下的四座县城中，只有陈赓的386旅一度攻占了榆社县城（后来在日军反攻时放弃），其他三个县城都未能攻克，并且付出了较大伤亡。事实证明，在当时的条件下，缺乏火炮和重武器的八路军，并不具备大规模攻坚的实力，所以战役第二阶段略显勉强，歼敌和自身伤亡数字比较起来不太划算。

八路军也低估了日军修复和恢复交通线的能力，日军在对主要交通线抢修完毕后，随即调动部队进行反扑，多田骏将其命名为“百万大战”，日军不仅企图恢复交通沿线的盘踞，还对我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扫荡，于是百团大战进入艰苦的“反扫荡”阶段。恼羞成怒的日军在这一阶段特别疯狂，对根据地实施“三光政策”来泄愤，因此各根据地军民的生命财产损失巨大。

百团大战形势图

关家垴战斗就发生在战役第三阶段，意味着日军的报复性作战，已经深入我抗日根据地的腹心地区，晋察冀、晋冀鲁豫、冀中等军区的八路军部队，一边抵御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一边出击外线，深入敌占区进行袭扰和破袭。战至民国三十年（1941年）1月下旬，日军被迫全面撤退，历时五个多月的百团大战才告结束，战役期间八路军伤亡20000余人，而日军的伤亡也突破了17000人（另有相当数量的伪军伤亡）。

百团大战极大鼓舞了中国抗日军民的信心，提振了全国抗日军队的士气，迫使日军从各地增兵华北，也极大减轻了其他战场的压力。更为重要的是，百团大战发起于中国抗战危机四伏的“一刹那”，打击了日本方面一切诱降、劝降的阴谋毒计，震慑了一批企图对日妥协的软弱分子，政治意义重大。重庆政府不得不给八路军发来嘉勉电，在此期间，重庆方面与日本人在香港的秘密接触也戛然而止。

胜利是有代价的，百团大战期间不仅八路军各部付出了较大伤亡，同时也暴露了人数上的实力变化，从最初的三师15团到105个团，自然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和重庆政权的双重警惕，日本人开始研究对付八路军的办法，而重庆政权也开始了限制八路军、新四军发展的一系列手段，比如停发军饷、封锁陕甘宁边区、频频制造摩擦等等，还强令江南新四军北移，为民国三十年（1941年）初“皖南事变”的爆发做好了军事准备。

瑕不掩瑜，无论怎么说，百团大战都是八路军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双重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