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四载的华清宫，玄宗正观赏《霓裳羽衣曲》，杜甫却在长安城南陋室中写下"朱门酒肉臭"的诗句。这个日后被尊为诗圣的文人，终其一生未能施展政治抱负，其仕途坎坷折射出盛唐转衰的深层危机。
开元二十四年的科举放榜日，二十五岁的杜甫在曲江畔黯然神伤。祖父杜审言"文章四友"的盛名，未能助他跨越科举门槛。此后十余年间，他辗转于岐王府与崔驸马宅邸，献诗《雕赋》《三大礼赋》，终于在四十四岁那年得授兵曹参军。这个掌管甲仗的微末官职，却让杜甫写下"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的自嘲，道尽寒士的辛酸。
马嵬驿之变的烟尘中，杜甫携家小穿越叛军防线，千里奔赴肃宗行在。凤翔朝堂上，新帝对这位蓬头垢面的谏官印象深刻。右拾遗的职位虽仅八品，却可直奏天听。此时的高适已凭淮南节度使的军功崭露头角，而杜甫本可借此步入权力核心，却因文人意气错失良机。
至德二载的陈涛斜兵败，成为杜甫仕途转折点。当房琯的古车战法导致四万将士殒命，满朝文武皆知这是肃宗剪除玄宗旧臣的契机。唯有杜甫连夜草就《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执意为房琯辩白。肃宗震怒之下，将杜甫贬谪华州。这个决定背后，不仅是帝王权术的考量，更预示着寒门士人在党争中的脆弱处境。
被贬后的杜甫漂泊西南，在"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呼号中走向创作巅峰。与官运亨通的高适相比，诗圣的失意恰恰成就了其现实主义诗篇的深度。当我们重读"三吏""三别"时，不应忘记这些血泪文字背后，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用仕途换来的历史见证——在盛唐光环消散处，诗歌成为最后的，也是最有力的史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