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对策
爱农者看闻
2025-01-31 17:30:33
摘要:在总结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统活化利用价值的基础上,依托现有的成就和经验,针对实地调研过程中发现的从业人员老龄化严重、农业文化遗产良品效应不明显、农业文化遗产良品技艺有待加强等问题进行分析,提出盘活传承“脐带血”、开发与利用生态产品、优化生态保护与文化环境等一些活化利用对策,以期为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统的活化利用指明方向,同时对农业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和活化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概念的提出,为我国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国际性的视野与方向。截至2023年11月,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已批准86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我国拥有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这些农业文化遗产不仅体现了我国农业生产方式的独特性,还承载着深厚的农耕文化。挖掘农业文化遗产中有益于现代农业的农业要素和知识,结合现代农业的信息化、科学化可持续体系,有利于让传统的农业经验在新条件下得到发展,让农业文化遗产“活”在当下、“活”在未来[1]。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2022年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意见》及对全球农业文化遗产大会的贺信,均凸显了我国对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活化利用的日益重视与加强。
庆元是全球人工栽培香菇的发源地和重要产业摇篮。庆元林-菇共育系统是以合理利用森林资源为基础形成的山地林农复合体系,包括可持续发展林业、香菇栽培与加工技术、香菇文化与地方传统工艺等。香菇始祖吴三公发现了真菌孢子在朽木刀痕处能繁衍出香菇,开创了古法栽培的“剁花法”[2]。庆元菇民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香菇文化,主要包括生活习俗、生产习俗、文化观念、共同语言、信仰以及菇神庙会等。2022年,庆元林-菇共育系统荣获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凸显了其在食用菌领域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卓越贡献[3]。文章对庆元林-菇共育系统进行实地调查、对相关从业人员、产业负责人进行深度访谈,以活化利用为切入点进行研究,无疑是一种切合实际需求的有益尝试。
1 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统现状与成就庆元林-菇共育系统以庆元整个县域作为保护区范围。庆元菇民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森林资源,从事香菇生产延续至今,形成了包括森林可持续经营、林下产业发展、香菇栽培和加工利用技术、香菇文化和地方民俗在内的农业文化遗产系统。
1.1 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统现状庆元是世界人工栽培香菇的发源地。800多年前,香菇始祖吴三公(庆元县龙岩村村民吴昱)在劳作中无意发现了空气中弥散的真菌孢子驻留在朽木刀痕上能长出香菇,经过屡次试验,探索总结了古法栽培香菇技术“剁花法”,开创了人工栽培香菇的先河。香菇产业一直是庆元人民赖以生存的传统产业。
1995年,庆元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授予“世界人工栽培香菇最早”“全国最大的香菇生产地和集散地”两项中华之最;2002年,庆元的香菇正式获得国家原产地域保护;2010年,全国首个食用菌产业基地落户庆元;2014年“浙江庆元香菇文化系统”成功入选第二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庆元成为全国第一个食用菌方面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地;2015年初,投资15.67亿元的庆元香菇小镇及物流中心正式投入使用;2022年“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统”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成为全球首个食用菌领域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4]。
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统是一种以林生菇、菇养林为核心技术的山地农林复合生产系统,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念,是庆元菇民千百年来智慧的结晶。其是一种森林可持续经营技术和生态循环理念,将庆元香菇的发展与创新、可持续的生态发展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紧密联系在一起[5]。该系统巧妙地将森林保育、菌菇栽培和农业生产融为一体,构建了一个以森林、梯田、村落和河流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土地利用模式和生态景观。其独特之处在于成功实现了对生态环境的零污染。根据2022年相关统计数据,庆元的活立木蓄积量已攀升至1 697万m3,与十年前的数据相比,增长了851万m3。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林菇共育区域内,森林覆盖率已突破90%,充分证明了该系统在维护生态环境和保障物种多样性方面的卓越表现。
为了进一步引领食用菌产业的现代化转型,截至2023年12月,庆元已成功建立30余个菌棒生产厂,基本达成菌(料)棒工厂化生产的全面覆盖,持续推动了食用菌生产设施化与标准化的进程,使得每户农户年均栽培规模接近3万袋。建立了“菌棒全自动生产中心”“食用菌热泵节能集中烘干中心”“食用菌数字化未来农场”等示范点,为食用菌栽培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生产设备场地的现代化、数字化建设为庆元食用菌产业的经济开发夯实了物质基础。同时,庆元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体量和较完善的产业链,能满足市场需求,拥有4 200余户食用菌种植户,可以生产1.3亿余袋菌棒,食用菌产量达到11.5万t(鲜),创造产值达到7.09亿元。全产业链产值已达到55.4亿元,其中第二产业产值为22.38亿元,第三产业产值为25.98亿元。此外,庆元汇聚了377家与食用菌相关的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个体工商户达到1 002家,为4万余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1.2 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统成就1.2.1 传统与创新和谐共存1)香菇文化的普查与挖掘。庆元持续加大对庆元香菇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投入力度,并重点关注农业文化、民间工艺、文艺创作、风俗习惯、诗歌创作以及各类古建筑的研究与资料补充工作。对香菇文化进行再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健全的保护体系,保证香菇文化的有效保护和传承。2)传统文化的保护与恢复。经过对香菇文化的深入调研,有计划地恢复和举办一系列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民间活动以及香菇节庆活动。同时,致力于维护那些与香菇文化息息相关的文化村落、古建筑和农业生产设施,并且努力推进其修复与保护工作,以确保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
1.2.2 多方资源整合共促发展庆元编纂专业书籍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知识读本,展示香菇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成果。定期举办与香菇文化相关的节庆活动,提升全国知名度和影响力。利用多种媒体渠道广泛宣传,吸引更多的关注。定期举行研讨会,促进交流与合作,注入新活力。同时,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挖掘香菇文化,搜集相关资料和实物,丰富博物馆藏品;优化展览布局和提升展示技巧,增强吸引力和教育意义;积极申报重要非遗,确保文化遗产得到维护和传承;计划设计和建设香菇文化主题公园,举办活动和展览,让游客深入了解和体验香菇文化。
2 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统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当前庆元菇民依靠着优越的生态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蘑菇生产体系和菇文化体系。但由于缺乏系统有效的活化利用,庆元独特的香菇文化正面临着不可忽视的挑战。
2.1 存在问题2.1.1 从业人员老龄化严重传统的农耕方式具有劳动力成本高昂、效益低下的特点,导致从事该行业的劳动力数量大幅减少。在农业文化遗产方面,许多技艺仍依赖于传统的手工制作方法,这些技艺的传承和应用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劳动力,对从业者的体力和耐力要求颇高。以庆元剁花法香菇栽培为例,尽管该技艺在当地有一定的传承,但绝大多数年轻人因选择外出务工而难以继承这一传统技艺。同时,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遗产地大量农民离村进城,居村农民特别是青壮年农民大量减少,传统农业文化失去了人口的代际传承载体,逐渐走向衰落和消亡。2012—2019年,食用菌种植农户数从8 009户降至4 020户。抽样调查显示,食用菌种植者多在40岁以上,其中41~50岁占36%,51~60岁占49%,而40岁以下仅占5%,香菇行业种植者呈老龄化趋势。
2.1.2 农业文化遗产良品效益不明显“庆元香菇”作为中国食用菌第一品牌,品牌价值近50亿元,但品牌形象的社会认知度不够高,品牌价值未能真正体现在产品销售价格上。品牌宣传力度不够,没有形成整体合力,地理标志品牌使用率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认定为当地带来了一张“金名片”,但由于缺少对农业文化遗产的系统性认识,导致品牌推广和利用不够。发展规划、投入资金、机构建设都需要进一步提质提标。市场竞争激烈,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拥有丰富的林木资源和低成本的劳动力,以“一步工程”的方式将食用菌产业作为“短、平、快”项目来加速发展。食用菌产业和市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消费者需求不断提高,同时还面临着贸易壁垒等各种问题。
2.1.3 农业文化遗产良品技艺有待加强近年来庆元在食用菌产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根据庆元香菇指数,2021年发展潜力指数始终保持上行态势,第四季度的指数上升至615.00点,同比增长了105.00%。2021年,与食用菌相关的专利数指数稳步上升,第四季度达到1 750.00点,同比增长了150.00%。但庆元食用菌基础研究相较于全国大专院校显著不足,这主要体现在研究能力相对薄弱以及新技术缺乏,特别是深加工研究范畴的局限性和栽培品种的单一性。当前庆元的食用菌生产还是以香菇、黑木耳、灰树花为主,其他品种占比较低。2017年,产量超过万吨的食用菌主要集中在香菇,其产量高达6.47万t,而黑木耳的产量仅1.59万t。由于产品种类的局限性,庆元食用菌产业在面对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时显得较为脆弱,菇农们的经济收益也因此受到市场波动的显著影响。
2.2 原因分析浙江庆元的林-菇共育系统在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化与发展之后,已经构建起了独树一帜且效率显著的资源循环利用模式。然而,伴随着时代的演进和外部环境的变动,这一体系正逐渐遭遇若干新的挑战与难题。这些困难的出现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多方面因素错综复杂作用的结果。1)交通滞后与人才流失。随着科技进步和城市化步伐的加速,众多年轻人纷纷离开农村涌向城市,寻求更丰富和现代化的就业机会。这一现象使得传统农业技艺的传承面临严峻挑战,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愈发突出,也直接导致了从业人员老龄化严重。庆元地处浙江北部山区,以复杂的地形和林立的山峰而著称,这使得该地区的交通发展相对滞后。这一地理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庆元的发展,并对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统的活化利用产生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由于交通不便,先进技术和理念无法迅速传播至该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系统的活化利用。同时,不完善的基础设施也严重阻碍了高新技术人才的引进。另一方面,受地理条件限制,该地区的林木资源和菌物资源无法得到充分利用,这进一步影响了经济效益的提升,直接影响到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统的发展。2)环境恶化与市场需求不对称。在全球气候变化和国内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浙江庆元的林-菇共育系统正遭遇越来越多的挑战。这些变化对食用菌类和林木的生长周期及其生产环境产生了影响,进而威胁到该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人类活动引起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林-菇共育系统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利影响,严重威胁到产品质量,导致相关产品收益不尽如人意。同时,随着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传统的食用菌类农产品越来越难以满足市场的需求。受地理位置和交通不便的限制,市场营销和品牌建设的不足,使得这些产品缺乏必要的知名度和竞争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这些优质农产品未能获得理想的市场表现,从而影响了其经济效益。3)资金不足与传统技艺的传承中断。庆元受限于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因素,其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这一现实情况直接导致了当地居民在林-菇共育活动中普遍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使得他们难以实现规模化的投资与设备更新换代,并难以引入先进技术。同时,长期以来受传统观念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束缚,当地居民在使用菌类资源的过程中,普遍缺乏科学规划和合理利用的方法。虽然技艺得以代代相传,但优秀技艺的传承却逐渐减少甚至中断,导致传统技艺的传承出现断裂。
3 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统的活化利用对策源自庆元地区的林-菇共育系统历经漫长岁月的沉淀与演变,已逐渐进化为一个综合林木可持续管理、食用菌产业蓬勃发展和资源循环利用的山地林农复合体系。2022年,庆元深入贯彻《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秉持发掘中保护、利用中传承、动态中活化传承、传承中活化利用的原则,有效释放农业文化遗产的社会、经济和生态价值。
3.1 盘活传承“脐带血”在庆元香菇产业发展中,应对从业人员老龄化问题至关重要。一方面,借助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平台及其资源优势,为产业规范化、品牌化、高端化发展奠定基础。构建检验检测和产品溯源平台,确保产品质量和独特性,提升品牌价值,吸引优秀人才。通过品牌推介活动、国际博览会等扩大知名度,利用新媒体挖掘文化内涵,吸引年轻人关注。另一方面,为吸引年轻人投身香菇产业,采取提高工资、完善社保、提供晋升机会和提升社会地位等措施。普及产业知识,激发从业热情。挖掘老年人才资源,设立“导师”制度,推动知识传承与发展。
3.2 开发与利用生态产品一方面,推进有机香菇种植基地建设,保障产品优质安全,挖掘林下产品资源,提升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扶持龙头企业和香菇品牌建设,加强技术指导与监管,创建质量高、信誉好的香菇品牌。同时,加强产品宣传,打造食用菌销售集散中心,利用多种渠道宣传香菇产品,建设“庆元香菇网”,实现信息共享。这些措施将带动农业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和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打造有机食用菌重要产区,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良性循环。
3.3 优化生态保护与文化环境1)在农业生态保护工作中,资源的收集与保护至关重要。为此,对传统生态农业技术进行深入研究,明确资源保护的责任机制,并选定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产保护区域开展示范与推广工作。为确保野生及人工引入的食用菌菌种得到妥善保存,为其后续的繁育、研发及生产提供遗传稳定的优质种源,应建立种质资源库,并在自然保护区内划定珍稀真菌保护区,为保护该区域真菌种质资源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进一步推动农业生态保护工作的深入发展。2)在遗产保护区域内,核心问题是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应完善责任保护机制的监测体系,同时对具有较低生态作用的疏林、残次林、低效林等进行系统性改造,使其更好地发挥生态作用和经济作用。还应加强对阔叶林后备资源的开发,以保持生物多样性,发展林下经济,促进香菇产业的发展。这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结束语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统是全球首个食用菌领域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填补了全球食用菌领域遗产类型的空白。文章在总结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统活化利用价值的基础上,针对实地调研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对策,以期促进农业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原标题: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对策:以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统为例
作者:方梦佳 张晋鹏 浙江农林大学
作者简介:方梦佳(1999—),女,汉族,浙江宁波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发展。*张晋鹏(2000—),男,汉族,山西柳林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发展。
来源:《山西农经》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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