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怀王朱申鈘：开蜀藩刊印文集之先河，为何要刊印先王文集贡品，也就是古代的“皇家特供”，多为各地的名优珍稀特产。《禹贡·疏》载：“贡者，从下献上之称，谓以所出之谷，市其土地所生异物，献其所有，谓之厥贡。”历经数千年发展，贡品文化已成为融物质和非物质文化于一体文化遗产。现如今许多商家在广告宣传中，动辄就宣称自己的产品曾是贡品，历史悠久，品质保证。古装宫廷剧更是将此视为卖点，在彰显皇家尊贵的场景中植入相关广告，进行反复展示、渲染。事后这些被皇帝、娘娘吃过用过的东西往往会备受追捧。

明代贡品：洒金川扇

殊不知在古代，贡品是一场帝王的狂欢，百姓的劫难。在明代有一位藩王目睹“贡品”二字给百姓们带来的惟有泪千行之后，上疏朝廷主动将地方朝贡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请缯锦香扇之属，从王邸定为常贡，此外悉免宣索”，百姓因此得以安居乐业，日益殷富。他便是蜀献王朱椿。

自此以后，进贡川扇成为历代蜀王应尽的义务，也成为他们交好帝室的一种手段。比如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二月，时任蜀王朱奉铨一次性进贡川扇五百柄，明神宗在赐书答谢之外，又加赐白银一百两、大红罗常服一袭。

本次我们来聊聊蜀王朱奉铨的故事。

朱奉铨，为蜀端王朱宣圻的嫡长子，生母蜀端王妃史氏。生于隆庆年间，具体生年不详，万历六年（1578年）四月受封蜀世子，万历十一年（1583年）四月册封刘氏为蜀世子妃。

万历四十年（1612年）十一月初三，蜀端王朱宣圻薨逝，他在位长达半个世纪，是历代蜀王中在位时间最长的蜀王。雍正版《四川总志》评价他说：“天姿敦厚，敬神恤民。”在位期间助工、助饷主动帮朝廷排忧解难，关心地方建设，建立宗学教育重视子弟，也是一位贤王。

万历四十一年七月，蜀世子朱奉铨上疏朝廷，请求准许他为先王扶灵送葬，获得朝廷允许。可见此时他为人也算孝顺，且已经在主持蜀藩日常事务。

可是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违反相关程序。

中国古代，建立政治制度被称为“立文字”。历经数千年发展，及至明代相关政治制度已经十分完善。对于宗室，想要获得相应的政治待遇，必须提前向朝廷打报告，获得批复后才可行事，于是有了诞生、请名、请封、请婚、讣告等需由藩府奏报朝廷的一系列制度。

成都浣花溪‍

英宗朝以后，宗王袭封需等到服阙，也即为先王服丧期满，少有例外者。但此前历代蜀王皆属于例外，先王去世次年便可袭爵，然而打报告、走流程，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比如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七月，朱奉铨的曾祖蜀康王朱承爚（音yuè），就以王府已经穷的揭不开锅为由，在蜀成王去世仅仅半年的情况下，奏请准许他提前袭爵，获得朝廷准许。

朱奉铨呢？蜀端王去世后，王府群龙无首，没有承袭爵位之前，自然应当由他这个蜀世子来管理府事。但前提条件是，必须由蜀藩长史司向朝廷奏请，获得恩准后，才能行使这一权利。一般来说这就是一个形式，朝廷没有不批准之理。可他仗着自己是名正言顺蜀王继承人、先王丧主，连这个形式都不愿走，不经奏请就直接上手，属于典型的擅自执掌藩王大权。

送葬、报灾等都属于急需处理的大事，在这些事上朝廷也无意为难朱奉铨。估计还会认为蜀藩叠遭打击，世子殿下新手上路，一时间忘了有奏请这一回事。

结果朱奉铨见朝廷没有动静，变得愈发肆无忌惮。当年十二月，以蜀藩话事人的身份，通过长史司上疏朝廷，为本支宗室讨取名封。

这下，负责主管宗室事务的礼部彻底炸了。虽然这项权力本来就是要给你的，但你这样不告而取，让我们很难办啊。泥菩萨还有三分火气呢，不给你点厉害瞧瞧，就不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了。礼部就此弹劾朱奉铨这等违制举动是在蔑视祖制，请求对其施以停发数月禄米的惩戒。（注：蜀端王去世后其岁禄本当住支，而世子没有岁禄，估计是朝廷赐予过他居丧期间的养赡禄米）

青羊宫

朱奉铨得知自己被弹劾，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马上疏请罪。明神宗对这位远房族弟还算顾念亲亲之谊，没有同意礼部的提议，对他做出处罚。但长史司所属就倒了血霉了，因此被夺俸半年。

“癸巳……蜀王宣圻薨。世子奉铨居丧未请敕管理，遽奏名封。礼部劾其蔑违祖制，宜停禄数月，稍示惩创。奉铨寻具疏请罪。上姑贳之，仍夺辅导官俸半年。”（《明神宗实录》）

虽然获得了皇帝的谅解，可朱奉铨的冒失之举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直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三月，朝廷才遣使册封他为蜀王，世子妃刘氏为蜀王妃，成为蜀藩第一个服阙才得以袭爵的亲王。

火，是一个令人又爱又恨的存在，它可以被人们利用，却无法别驯服。自人类学会用火的那刻起，火便成为一柄人类祸福相伴而生的利刃，不说战火纷飞的年代，即便是在和平时代，火魔肆虐的消息也常有耳闻。我国古建筑以木结构为主，因此极容易遭受回禄（火神吴回与陆终的合称，引申为火灾）荼毒。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华夏民族的精神写照，久病成医，形成了独特的防火文化，早在商周时期就已有相当成熟的防火理论。《易经·济卦》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周代还设立了专门负责火政的官职宫正、司宣、司贯。汉代设立直金域，负责火灾的应对。唐代设立专门的消防组织：武后铺，还诞生了最早的防火水枪，其后各朝因沿相袭。

可大火肆虐依然如故，不说其他，单说作为国家象征的紫禁城，在明代就接二连三的被祝融所光顾，前朝的核心三大殿三次被烧成白地。

地处成都府城中央的蜀王府，始建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以蜀先主旧城水绕处为外垣，中筑王城”，历时八年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落成，面积达38公顷多，规模雄伟，处处殿阁楼台、金碧辉煌。建成200余年间，王府虽然历经过不少灾祸，但总体还算安稳。可万历年间，具体来说是在朱奉铨袭封前后，王府连遭回禄。

第一次发生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此时还是蜀端王朱宣圻在位，命犯祝融的是东府，当为朱奉铨的世子府，一阵火光过后东府化作白地。

云南某古城火灾

不成想东府的善后还没开始，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五月还是蜀世子的朱奉铨突然上疏朝廷，哭诉王府又遭回禄了，这次陷入烈焰之中的是以承运殿为首的王府外朝部分，门殿俱毁，护卫军的印信也一并被毁，损失可谓是惨重。

短短半载，先是蜀王仙逝，后有王府的门面被焚烧一空，这蜀藩也算是多灾多难，连数十年如一日在后宫躲清闲的明神宗都不禁为之怜悯，一反只出钱不动手的惯例，命四川方面负责修缮王府。

可当年十一月，四川方面的奏疏，让明神宗和蜀王府陷入尴尬境地。朝廷方面内有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紫禁城大火，焚毁前三殿、后三宫，正在重修，外有万历三大征、明缅战争等长期征战的消耗，财政早已崩溃，地方所存各种银钱物资几乎被征调一空，为维持正常运转，明神宗都派出矿监税使到各地找钱了。所以四川方面对重建蜀王府也心有余而力不足，提出能否先只兴建承运殿这座核心建筑，其余的缓缓再说。明神宗无奈只得同意。

“癸酉……四川抚按官奏：‘蜀府六载之内连遭回禄，东府未修，西殿继毁。值此兵木交困，帑藏空虚，诚难措处。但承运正殿营造势不可缓，及护卫六所管百户印信须急铸颁。’发章下所司。”（《明神宗实录》）

既然没法完全修缮蜀王府，那么得从其他地方进行补偿，以慰蜀藩之心。

自蜀献王朱椿起，历代蜀王都很会看眼色，想方设法的交好皇室，嘉靖初年，皇帝加尊生父兴献王为献皇帝，兴献王坟园为显陵之后，当时在位的蜀成王朱让栩不顾没有相关先例，主动派人跋涉千里从成都赴承天府（今湖北钟祥市）向显陵进香。其后年年如此，成为了蜀藩的传统。

万历四十二年五月，礼部右侍郎孙慎行表示，蜀藩向显陵进香本就属于特例，两地相隔甚远本就跋涉艰辛，现在又叠遭回禄，物力上更是困难，请求就此予以免除。明神宗允之。

“丙寅……礼部右侍郎孙慎行题覆：‘蜀府进显陵香帛，起于嘉靖初年，始于成王。祖制原所未有，各府亦非通例。况楚蜀地方相距，跋涉之艰；本府回禄频，仍更苦物力之绌。皇上恩先敦，睦当有特加，轸念准从停免者。’上允之。”（《明神宗实录》）

火神祝融

然而朱奉铨的蜀王宝座还没捂热呢，王府又被祝融光顾了。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四月，四川按臣徐良彦向朝廷急报，蜀王府刚完工的承运殿又化作巨大的火炬没了，四川方面实在难以承受再次重建的费用，请求朝廷伸出援手，依照益藩之例，将部分需要上缴朝廷财物截留，作为重修蜀王府的费用。

然而次年九月，朱奉铨上疏称王府又双叒叕被祝融光顾了。这次殃及范围更广，连累朝颁给《大明会典》、《皇明祖训》等重要典籍，及王府田籍资料统统化为灰烬。是以他提出请求朝廷重新赐予相关典籍，同时命四川方面重新制作田籍资料。

“礼部又言：‘蜀王奉铨府第四罹回禄。其先世累朝颁给，如《大明会典》、《皇明祖训》、《王国典礼》、《宗藩要例》等书，与夫田地册籍，举为煨烬。乞敕补给被毁诸书，俾藩有所考证。至山田地土，下所司清查疆界，亦所以崇藩体，而恤其私也。’”（《明神宗实录》）

不到十年时间，蜀王府接连爆发四次火灾，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这等概率也是没谁了。而且每次都与朱奉铨有关，烧的他估计都要怀疑人生了。

不知是因不经奏请擅自执掌藩王大权，遭礼部弹劾之故，还是王府叠遭回禄，声誉受到质疑之因，导致君纲不振，不管是王府所属，还是地方官员，都对他这个蜀王不那么恭敬，甚至反遭对方挟制。

历代蜀王都很重视王府所属子嗣的教育问题，通过设立义学等进行启蒙教育。在王府的关照下，虽然没有出现如张居正这般横空出世的旷世大才，可因此鱼跃龙门成为士人的也为数不少。成都左护卫百户杨琨之子杨桂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这杨桂属于十足的白眼狼，仗着自己已经“倚藉青衿”，也即成为秀才，有功名在身，完全不将朱奉铨这位蜀王殿下放在眼里，竟然返身噬主，名为租种王府田地，实为将王府名下的田地占为己有，前后积欠田租逾千石。

眼见原本一介军中莽夫，受王府的恩赐，实现阶层迁跃之后，胆大包天的以下犯上，朱奉铨自然气不打一处来。不过还是留了余地，没有直接处置杨桂，而是命承奉缉拿其管事的仆人，进行追责，意图敲山震虎。结果，那仆人不久竟病故。

明代生员巾服：襕衫

这下事情闹大了。杨桂假借人命官司，纠集数百党羽围攻冲击王府，蜀王府顿时鸡飞狗跳，王府承奉、典仪等惨遭洗劫，世子妃彭氏更是惊惧而亡。

即便如此，杨桂依然不肯放过蜀王府，纠集同窗好友在成都市井繁华之地当街喊冤，并编撰王府秘事，凡隶名王府者被一网打尽，连蜀端王妃史氏和蜀王妃刘氏这两位王府最尊贵的女性都不放过。府官稍持正论，立即有传奇故事向其兜头撞来。

或许有人会说，朱奉铨堂堂一个亲王，怎么可能会被手下百户之子欺凌到这个地步。可事实就是如此。这与蜀藩一向的表现大有关系。明代贤藩人数众多，恶宗也为数不少，很多宗室甚至带头欺压百姓，挤压民众的生存空间，是明末乱象的导火索之一。可在以“礼乐治西川”思想指导下，蜀藩对待百姓的态度还算比较平和，没对民众施以重压。说穿了就是蜀藩手段不够强硬，王府受此飞来横祸，都没有动用护卫军反击。百姓都是欺软怕硬的，王府不狠，地方势力认为好欺负，屡屡欺上门来，所以本是王府治下的杨桂才敢如此猖狂。

朱奉铨满肚子冤屈无处发泄，只能向皇帝哭诉，自称“弱藩”，请求明熹宗这位侄孙为其主持公道。以木工为乐的朱由校见堂堂藩王被人欺负到这般田地不禁大为震惊，对生员动辄以破靴阵聚众为恶、干扰地方提出严厉批评，要求四川抚按官参照蜀王奏疏按图索骥将一干为恶生员缉拿归案，“从重拟罪，不得徇情偏护，一应侵占田土悉行清查退出，听本府自行佃种，抚按官仍亲诣王宫安慰”。

皇爷远处紫禁城内，不惧破靴阵，但地方官怕啊，是故在调查过程中对生员依然有所偏袒，将调查时限拖长，把案件的性质调低，最终只有七名为首的秀才收到黜降、配杖等不同的处置。

“（天启元年二月）甲子……久之，抚按遵旨提讯言：‘查传奇原无指实，惊薨世子妃亦难悬罪。惟是杨桂等以世隶而逋藩府之租，倚青衿而忘冠履之分，始与承奉为难，諠声直彻宫闱，继紏通学兴词谤帖遍黏城市。披猖若此，法纪谓何！因将奏内有名七生问，拟黜降、配杖各有差，仍将田土退还听王自行佃种。’部覆如抚按所拟。上从之。”（《明熹宗实录》）

明熹宗剧照

天启六年（1626年），朱奉铨又因成都左护卫指挥何起登不法行为，与四川巡按御史陈睿谟发生冲突。按《皇命祖训》规定，藩府属于诸侯王，王府属员独立于常任官员体系之外，其犯有不法行为当由藩王亲自处置，只有皇帝降下敕命，地方官才可以介入。然而陈睿谟完全无视蜀王权威，既不通告王府，也不向朝廷奏请，直接将何起登缉捕。自觉被地方官蔑视了的朱奉铨为此上疏朝廷，弹劾陈睿谟，要求按照既有制度处置何起登。

刑部尚书薛贞给陈睿谟站台，表示“今蜀府援例奏请，亦欲存藩体耳”，但藩体是靠遵纪守法取得的，蜀藩官员众多，守法者有之，不法者也为数不少，当借此机会进行纠偏。同时提出今后但凡有王府属员违法乱纪，地方官执法前必须向王府启请，如此既兼顾了宗藩的藩体，也可让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惩治。

明熹宗对蜀王的愤怒感同身受，否决了薛贞意见，强调朝廷自有制度在，王府属员违法乱纪，当交给亲王约束，有关部门不得擅自处置，何起登作为蜀藩属官当交由蜀王自行惩治。

“（十二月己亥朔）……得旨：‘皇祖笃念亲藩，赐之侍卫，其贤否奖戒，听之该府。何起登著王自行惩治，以后王府员役有不法的，还祖制启王钤束，有司官不得擅自访拏。’”（《明熹宗实录》）

自秦始皇开创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后，大一统成为主流，可西南地区地形复杂、少数民族众多，故两汉以降对西南边陲的民族，大体采取了设立土州、土县，任命土官治土民，史称羁縻。元代更进一步设立宣慰司等，其长官往往是世袭的土司，比之土官权力更大。

明代继承了这一制度，比如当时的贵州，由思州、思南田氏，播州杨氏，水东宋氏，水西安氏等大土司统治，终明一世当地土司叛服不定。因此改土归流，让土司辖地彻底融入大明通知体系，是历代皇帝与朝臣有志一同的心思。永乐十一年（1413年），因思州、思南田氏同族相残，被明成祖借机将两个宣慰司改土归流，新设八府，建贵州布政司管辖。万历年间又有播州之乱。

朱奉铨在位期间，则爆发了横跨四川贵州的奢安之乱。“奢”指四川永宁（今四川叙永县）宣抚司奢氏，“安”指贵州西北部的水西宣慰司安氏。奢氏与安氏比邻而居，世代联姻，著名的奢香夫人就出自奢氏，嫁入安氏，一度执掌水西。

奢香夫人剧照

明末，随着后金崛起，明军在辽东屡战屡败，损兵折将之于，还被迫退出辽东，为解燃眉之急，朝廷四处调兵奔赴辽西，西南土司也在征召之列。

时任永宁宣抚使奢崇明性情阴鸷，久蓄异志，凡有征调，从不应命。可天启元年（1621），奢崇明却一反常态，主动上疏请求提兵三万赴援，得到朝廷准许后，派其婿樊龙、部将张彤率领步骑兵二万作为先期部队至重庆。

九月十七日，奢崇明暴起发难，自其军中点验将士的四川巡抚徐可求以下29余名政官员被杀，重庆陷落。随即分兵攻合江，破泸州，陷遵义（当时属四川省），建国号“大梁”，设丞相、五府等官。

尔后，奢崇明、奢寅率军数万分道向成都进发，一路势如破竹地攻陷富顺、内江、资阳、简州（今四川简阳）、新都、龙泉，兵锋直抵成都城下。

十月十八日，成都被围。当时城中守军只有2000人，加之巡抚被杀，可谓是人心惶惶。关键时刻左布政使朱燮元挑起了守备成都的职责，与巡按御史薛溥政等分门固守，并急调石柱宣慰使（治今重庆石柱县）秦良玉及龙安府（今四川平武县）等地官军入援。

援兵虽好，但毕竟远水救不了近渴，于是朝廷想到了同样被困在城中的蜀王。比如天启二年正月，兵科给事中李遇知所上解决成都困局的奏疏中，其中一条便是让朱奉铨伸出援手：“蜀王素称忠孝，不乏厚藏，更烦纶綍奖谕，必有乐输恐后者，是亦资饷之一著也。”

事实上城危战凶之际，朱奉铨这位名义上的成都之主并没拉胯，成都困局刚一发生，便已出手。他一面鼓励军民守城，拿出王府储存的钱粮等物资，供守城之需，一面派出成都左护卫协助朱燮元守城。

众志成城之下，成都凭借羸弱的力量成功守住了城池。朱燮元这位新任四川巡抚成功劝降叛军将领罗乾象为内应，于次年正月二十九日，通过遣部将诈降设伏，将奢崇明诱至城下，一举将其击败，成都得以解围。其后于五月二十八日，收复重庆，杀死樊龙、张彤，将奢崇明父子驱逐到川贵交界地带。

天启三年（1623年）八月，明熹宗派大理寺寺丞方大镇赴成都嘉奖蜀王，赐予白金、文绮等物，并命地方为其建立牌坊以示奖谕。

“癸酉……遣大理寺寺丞方大镇赍敕褒奖蜀王奉铨及本府太平汶川二郡王。仍赐奉铨白金、文绮，地方官建坊，以成都之围捐饷助守也。”（《明熹宗实录》）

巾帼英雄秦良玉

主动出手协助朱燮元解成都之围的同时，他对朝廷所面临的困局也有所表示。天启二年九月，礼部所提请的奖谕助饷藩王名单中，蜀王朱奉铨也赫然在列，他捐助白银五千两以助朝廷应对辽东军饷的缺额。

此时奢安之乱并未结束，事实上就在天启二年二月，也即成都解围的次月，水西宣慰司的二号人物、宣慰使安位之叔、宣慰同知安邦彦起兵相应奢崇明，自称“罗甸大王”，率军围攻贵州首府贵阳。其后安邦彦、奢崇明合兵一处，与明军在川贵一带厮杀十余年，直到崇祯七年（1634年）才被完全平定。在此期间蜀府左长史曹大受脱颖而出，成为总督军前赞画，随朱燮元征战。

蜀王朱奉铨的薨年，《明史》、《明实录》等都未记载，很多史料称其在位不足一年。可《明实录》中直到天启六年都有他的活动记录，可见这一说法不实。关于他的后事,唯一能确定的便是他的谥号为“恭”。

纵观蜀恭王朱奉铨的一生，可谓是波折不断，因为没有奏请擅自执掌藩国大权遭弹劾，袭封也被延后，王府四遭回禄，又接连遭受昔日的臣属及地方官欺羞辱，可以说是窝囊到底了。但奢安之乱中的表现却相当亮眼。只能说他秉持了蜀藩一向的忠孝家风，行事谨小慎微，也无愧“恭”这个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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