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宣帝太建十年（568年）三月，陈朝南兖州刺史吴明彻率领大军从清口撤退，船只渐行渐远，彭城的轮廓逐渐模糊。尽管心中满是不甘，但吴明彻清楚地意识到，前方坚城难以攻克，而北周军队又切断了退路，继续停留只会陷入绝境。

正当吴明彻沉浸在深深的叹息中时，突然感觉到船速明显放缓。他急忙出舱查看，眼前的景象让他心头一紧：泗河的水位显著下降，已经无法支持船只快速航行。远处，北周军队在清口设置的车轮等障碍物清晰可见，吴明彻顿时感到绝望。多年的征战，无数的荣耀，如今却在这一刻化为乌有。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深知此次再也无法逃脱北周军队的围困。

建德六年（577年），北周灭齐成为中华大地上的最大政治事件。北周依靠武帝的英明决策和以宇文宪为首的将领们的出色表现，以微弱的军事优势击败了北齐，令世人刮目相看。

为了表示忠诚，后梁主萧岿亲自前往邺城朝见周武帝。属国君主选择在这个关键时刻朝见，显示出对天子的极高尊重，不禁让人联想到西周时期天子统领天下、万国诸侯来朝的盛况。

北周一直标榜遵循周礼，因此借此机会恢复了西周时期的诸侯朝君礼制，庄重严肃地接受了萧岿的朝觐。自秦朝统一六国后，由于没有类似西周的诸侯国，朝觐大礼逐渐消失，汉魏以来从未实施过。此次重新举行的朝觐仪式，北周严格按照周礼的规定进行，一丝不苟。这场充满仪式感的朝觐不仅展示了北周的强大，也是为了向邺城的北齐旧臣和百姓展示其权威。属国来朝、威服远人的气势，是北齐从未有过的。军事胜利与政治荣誉的结合，极大地增强了北周的国威。

大礼结束后，周武帝亲自宴请萧岿。萧岿举杯祝酒，表达了归附周朝以来两国共度时艰的感激之情，并称赞周天子存亡继绝、拯危救难，言辞恳切。席间谈及宇文泰的往事，让原本对后梁颇有轻视之意的周武帝深感感慨。

酒酣耳热之际，北周武帝宇文邕亲自弹奏琵琶，萧岿则离席跳起了百兽之舞，将武帝比作舜帝，在宴会上君臣尽欢，其乐融融。

此时此刻，在长江的另一边，在遥远的建康城，陈宣帝陈顼却丝毫高兴不起来。

从太建五年（573年）开始，陈宣帝发兵攻打北齐，成功夺取了淮河南北的广大领土。当时，陈朝与北周是盟友，共同对抗北齐。然而，随着北齐的灭亡，北周成为了新的威胁，而且这个新敌人比北齐更为强大且果断。

原本的三国鼎立格局变成了南北对峙。回溯历史，北魏曾长期抵抗宋、齐、梁三国的进攻而不败，南朝多次失去领土，防线不断南移。这种局面再次摆在了陈宣帝面前，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回顾陈朝在前几年的对外政策，陈宣帝决定与北周结盟共同伐齐，这一决策在初期是正确的，因为占领淮南地区可以巩固长江防线，确保国土安全。然而，当北齐的劣势逐渐显现，甚至面临灭国的危险时，如果陈宣帝能够及时调整策略，充分利用三国鼎立的局势来扩大陈朝的利益，可能会取得更好的结果。

天嘉小康时期，陈朝国力有所恢复，但仍整体不及北朝，这种情况类似于三国时期孙吴与曹魏之间的力量对比。

对于陈朝而言，最理想的策略是联合较弱的一方来对抗强大的一方。然而，在陈朝取得淮南并进军淮北之后，北齐的实力进一步被削弱，而北周的力量却在不断增强。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执行联周伐齐的策略，显然违背了弱国生存的基本原则。

从军事角度来看，陈朝也不应继续北进伐齐。东晋能够与汉、赵、秦等国对峙百年而不败，除了拥有众多人才和强大的军力之外，正确的战争策略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据守江南以抵御北朝，整条防线是以建康为核心，荆汉位置则是龙头，而江郢这块区域是腰腹，扬州末尾，益州和淮南则是两翼。若失去荆汉，上游将陷入险境，敌人可顺江而下，占领湘广，使江左无力抗衡。

因此，东晋始终在荆州驻扎重兵，即使有大族据荆州自重，东晋也不敢轻易拆分荆州。一旦江郢之地失守，建康的门户将大开，西面切断荆益，南面隔绝江州，扬州的灭亡也就指日可待。

益州在传统意义上被视为上游，因此“楼船下益州”听起来令人震惊，但实际上的战略意义并不大。然而，益州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威胁关中的绝佳位置。占据益州，既可以作为后方资源基地，也可以作为进攻敌人的前沿阵地。因此，晋宋两代一旦有能力，都会出兵夺取蜀地以增强国力。

淮南对保卫长江防线具有重要意义。该地区水网密布，有利于南方军队的补给和机动，控制淮南是保卫建康安全的最基本任务，也是进攻北方的基础条件。因此，当太建北伐成功占领淮南后，陈朝最合理的近期战略目标应是恢复荆汉一带，巩固这一上游重地；而远期战略目标则应是攻取益州，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国防资源。

实现这两个战略目标虽然存在困难，但并非不可能，尤其是进攻荆汉。华皎之乱后，吴明彻和章昭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如果陈军与北齐停战言和，联合起来进攻北周，或许会带来新的局面。

然而，历史不容假设。陈宣帝沉醉于太建北伐的胜利，却没有认真考虑齐亡后北周实力增强的后果。从太建七年（575年）到九年（577年），陈宣帝再次命令吴明彻北进，在吕梁大败北齐军，为太建北伐画上了勉强及格的句号。然而，危机已经初现端倪，陈宣帝即将面临难以吞下的苦果。

​太建九年（577年）十月，陈宣帝计划利用北周在徐兖地区尚未稳固的机会，再次派遣大军北伐徐州。为此，他征求了心腹谋臣毛喜的意见。毛喜坚决反对出兵，提出了三个理由：

首先，两淮地区刚刚收复，尚未完全巩固，此时北进风险太大。

其次，北周军队刚刚灭掉北齐，士气正盛，难以抗衡。

最后，徐兖地区的地理环境以平原为主，河流较少，有利于北方骑兵作战，而不利于南方水军发挥优势。

然而，陈宣帝陈顼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进攻敌国的最佳时机是在其内部混乱之时。周武帝的策略宏大，在灭掉北齐之后，不仅大量任用了北齐的文武官员，还对北齐士人给予了尊重和礼遇。

周军攻破邺城后，城中百姓家家户户惊恐不安，四处逃窜。然而，著名的大儒熊安生却与众不同，他命令家人清扫庭院，准备迎接客人。有人问他为何如此镇定，熊安生回答说：“周帝尊道重儒，必定会来看望我。”

果然，周武帝亲自来到熊安生的家中，并特意下诏让他不必行礼。两人握手交谈，相谈甚欢。周武帝还通过熊安生向百姓宣布，将齐宫中的财物分发给民众。在此之前，北齐后主虽然多次承诺施舍财物，但始终未兑现。周武帝此举不仅赢得了民心，也使邺城的局势迅速稳定下来。

此外，李德林、颜之推等知名学者也被周武帝重用。特别是李德林，因其擅长撰文，周武帝特地将起草诏书的任务交给他，要求他按照齐朝的制度认真撰写。

最后一位投降的北齐将领傅伏，尽管曾负隅顽抗，但周武帝并未因此对他怀恨在心，反而以忠臣之礼对待他。周武帝拿出一块羊排骨，啃掉肉后递给傅伏，说道：“骨亲肉疏，所以我把这骨头交给你。”随后，还授予傅伏比在北齐时更高的官职。

周武帝曾下诏禁止奢侈之风，命令拆毁宇文护执政时期在各地建造的会义、崇信、含仁、云和、思齐等宫殿，因其装饰奢华，全部被拆除，殿中的精美器物则被赐予附近的贫民。不

久之后，宇文邕又下令将北齐在太原和邺城建造的豪华宫殿也按同样的方法拆毁并分赐给民众。

北魏时期，河西地区的许多民户被俘虏，世代为官府做奴隶。北齐取代北魏后，依然沿袭这一制度，这些奴隶的生活极其悲惨。周武帝下诏将他们全部释放为平民，齐地的百姓对此深感感激。

有一次，郑州的官员捕获了一条象征祥瑞的九尾狐，但这条狐狸已经死亡，官员们便将狐狸的骨骼献给了周武帝。北周武帝却斥责道，如果国家真正太平了，出现这样的祥瑞还有可能，但现在天下尚未安定，这一定是假的。他命令将狐狸的骨骼烧毁。这件小事反映出，周武帝并未将平灭北齐视为自己的终极目标。

历史上，许多帝王在取得重大成就后，往往会变得骄傲自满，沉溺于享乐或大兴土木，难以保持最初的清醒和严谨。然而，北周武帝宇文邕却是一个罕见的例外。他不仅勤勉治国，严于律己，还胸怀远大理想，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良好的作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北周武帝赞赏有加，称其“周高祖可谓善处胜矣！他人胜则益奢，高祖胜而愈俭。”

相比之下，陈宣帝在多次战胜敌人后，逐渐变得自信满满，不再关注敌国的情况。太建九年（577年）十月，陈宣帝不顾一切地下诏命令南兖州刺史吴明彻进攻徐州彭城郡。

此时，北周刚刚平定齐国，并在徐州设立了总管府，任命在晋州之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梁士彦为徐州总管。吴明彻的大军原本已经接近彭城，接到诏令后立即整军北进。

梁士彦率领大军出城迎战，在吕梁（又称为吕城，位于州治以东五十里的地方）与陈军相遇。北周的猛将宇文忻带领数千骑兵突然冲击陈军阵线，突然间，对面阵中冲出十二名陈军骑兵，为首的一员猛将手持长矛，勇不可挡，直冲入北周军阵中，左冲右突，如同进入无人之境。

宇文忻是北周十二大将军之一宇文贵的儿子，出身于将门世家，精通骑射，十二岁时便能策马左右开弓，动作迅捷如飞。

猛将遇到猛将，自然激起了宇文忻的斗志，他亲自率领骑兵包围了这十二名陈军骑兵，决心要活捉这名无畏的猛将。

此人正是陈军中闻名遐迩的猛将萧摩诃。自北伐以来，陈军连战连捷，士气高涨，萧摩诃更是杀得性起。当年他单枪匹马敢正面挑战北齐的百名鲜卑骑兵，如今有兵有将，又有何惧？

萧摩诃率领的骑兵堪称精锐中的精锐，十二名骑兵在北周军队中纵横驰骋，英勇无比，令人叹为观止。然而，北周军并非昔日北齐军那般容易对付，经过长时间的激战，萧摩诃最终受伤落马，周军蜂拥而上，眼看就要将其活捉。

陈军阵中的猛将周罗睺见状，立即带领部下冲入敌阵。周罗睺是九江人，年轻时酷爱打猎，骑射技艺超群，成年后从军，在太建北伐期间一直跟随吴明彻作战，对齐军作战异常勇猛。尽管他的一只眼睛曾在战斗中被射瞎，但依然英勇无畏，继续征战沙场。

周罗睺冲入敌阵后，奋力厮杀，终于将萧摩诃救出。两位勇将的英勇表现极大地鼓舞了陈军的士气，士兵们士气大振，一鼓作气击败了北周军。根据《陈书》卷16《蔡景历传》的记载，此战中陈军俘虏和斩杀的北周军多达万余人。

梁士彦见势不妙，只得收兵退回彭城。之后的几次交锋中，陈军均取得了胜利。

自建德四年（575年）讨伐北齐以来，梁士彦经历了多次大规模战役，见识过无数激烈的战斗，原本以为南方军队软弱不堪一击，没想到竟然在硬碰硬的战斗中被击败，这让他感到十分震惊。不过，梁士彦并未因此慌乱，而是迅速调整策略，放弃野战，退入州城固守，利用坚固的城墙来消耗陈军的锐气。

太建十年（578年）正月，吴明彻率领大军包围了彭城，同时命令大将程文季在泗河上筑坝，效仿当年南梁的萧渊明北伐寒山时的做法，意图用水淹的方式攻克城池。

大坝建成后，泗河水位迅速上升，漫过河堤，直逼彭城城墙。吴明彻随即调集水军大船，环绕城下，昼夜不停地发动猛烈进攻。北周担心梁士彦难以抵挡，派遣大将军王轨率军前来救援。

对陈军来说，当时的形势极为有利。为什么有利？因为周军在初次交战中受挫，不敢再与陈军正面交锋，这使得吴明彻可以安心撤退。

是的，撤退！而不是继续进攻！月满则亏，盛极则衰。

陈军能够在吕梁正面交锋中击败周军，主要是凭借士卒高涨的士气，全军的一股锐气。

同时陈朝的一流将帅对抗北周的二三流将领，取得一两场胜利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锐气容易聚集也容易消散。一旦遇到遭遇战，士兵疲惫不堪，锐气便无从谈起。更何况，北周派来的行军总管王轨并非等闲之辈。

王轨是周武帝宇文邕的亲信大将，参与宇文邕诸多重大事件，曾经参与诛杀宇文护的密谋，因此深受武帝的信任。

在晋州之战中，王轨亲自率领军队逼近城下，冷静地与城内的守军里应外合，率先攻破城池，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不仅勇猛，而且深沉多谋，展现出了一位优秀将领的潜质。

当王轨带领部分援军抵达徐州后，并未急于与陈军正面交锋，而是采取了更为巧妙的策略。他命令部队向东绕行至吕梁城，在泗河与淮河交汇的河口处布下了陷阱。具体做法是在河口竖立巨大的木桩，再用铁链连接木轮沉入水中。由于内河水位通常较浅，这些障碍物几乎完全封锁了河道，使得大型船只无法通行。

王轨的这一举动既出人意料又极为狠毒，精准地打击了陈军的命脉。为了确保计划万无一失，他还下令在河口两岸修筑堡垒，决心彻底封锁河口。

至于梁士彦，尽管晋州之战的局势异常艰难，但他依然顽强抵抗，坚守阵地。因此，王轨决定暂时让他继续承担重任，以拖延时间。

陈朝的有识之士已经洞察到了其中的玄机。在吕梁之战取得胜利后，陈宣帝决定让吴明彻继续北进，攻取彭城，并且言语之间透露出要进一步图谋河南的意图。正如杜甫所言：“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尽管杜甫深知边疆将士的艰辛，但他并不理解皇帝扩张疆域的雄心壮志。对于陈宣帝而言，前线军队的实际状况并不是他最关心的问题，他更在意的是最终的结果——拓定四海，一统天下，即使是最偏远的荒漠之地，也要归于己有。这种开疆拓土的诱惑，哪个皇帝能够抗拒呢？

中书舍人蔡景历多次劝谏陈宣帝，指出部队连年北伐，士兵疲惫不堪，将领骄傲自满，军心已经动摇，不宜再继续征战。蔡景历是陈朝三代的老臣，经历过侯景之乱，见证了陈氏两代的立国过程，他的眼光和见解远超常人。然而，即便如此，陈宣帝仍然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蔡景历是在阻挠军心，盛怒之下将他外放至江州担任豫章太守

在前线的大将萧摩诃敏锐地察觉到局势的不利，他向吴明彻进言道：“周将王轨已经切断了我们的水军退路，如今我军前方坚城难以攻克，后方退路又被封锁，长此以往，对我们极为不利。不如趁着周军尚未完全建成河口之城，迅速出击，这样或许还能顺利撤退。”

实际上，吴明彻又何尝不知当前形势的严峻？然而，他更清楚陈宣帝对他的巨大期望。随着北伐连连告捷，这种期望已经成为压在他身上的沉重负担。如果此时选择撤退，淮北地区将再次失去争夺的机会，而当他回到建康时，又该如何面对皇帝的失望？

这位年届66岁的老将内心焦虑不安，进退两难，甚至因此急出了大疮。经过一番权衡，吴明彻最终还是拒绝了萧摩诃的建议。为了稳定军心，他在众人面前斥责萧摩诃说：“冲锋陷阵是你的职责所在，而长远的谋划则是我的任务！”萧摩诃被这番话吓得不敢再提出异议。

十多天后，陈军依然未能攻克彭城，而周军的第二波援兵已经抵达吕梁。王轨命令各路军队筑起长长的防线，阻挡陈军的进攻，并在交通要道上部署重兵，准备在陈军撤退时予以截杀。

吴明彻优柔寡断，萧摩诃见此情形，焦急万分，如热锅上的蚂蚁，再这样下去必败无疑，于是再次冒险向吴明彻进言，建议吴明彻率领步兵在前，他自己则率骑兵在后，力求一鼓作气冲破王轨的大军，争取全军返回淮南。

然而，此时局势已经极度恶化，陈军之前的主动权已不复存在。周军援军合围，要想轻易撤退谈何容易。有人提议，不如破开大堰，让马步兵都上船，借水势南撤。

吴明彻内外交困，旧疾复发，已经无力主持大局。但在这危难时刻，这位老将依然心系陈宣帝的期望，悲怆地对萧摩诃说：“我受命出征，未能取胜，如今被敌军围困，无地自容。”

所幸吴明彻最终采纳了萧摩诃的建议，命令他率精锐骑兵先行，自己则率步兵随后。大军在敌人面前撤退，最怕的是军心涣散，一旦失控，极易被敌军全歼。当年梁军在寒山之战中的惨败，便是前车之鉴。吴明彻能在此时做出这样的决定，仍不失为一代名将的风采。

萧摩诃率领骑兵趁着夜色向南撤退，他亲自带领80名精锐骑兵作为先锋，开路前行。尽管周军在路上设下埋伏，但依然无法阻挡萧摩诃的迅猛攻势，伏兵被冲开了一个缺口。随后，2000多名陈军骑兵趁机突破了周军的防线，萧摩诃、周罗睺、任忠等骑兵将领率部疾驰了一整夜，次日清晨终于抵达淮南，为陈朝保住了宝贵的骑兵力量。

与此同时，吴明彻命令各部登上大船，破开大堰，借助水势顺流而下。起初，水流湍急，行船颇为顺利。

吴明彻心中忐忑，一旦大船进入淮河，陈军将占据主动，周军即便人数众多也难以奈何。

然而，当陈军的大船抵达清口（即泗河汇入淮河之处）这位置时，河水突然四散而开，河道的水势骤减，大船也因此变慢，同时被周军预先设置的大木车轮卡住，无法继续前行。周军随即四面包围，陈军惊恐失措，战斗力全无，最终被击溃，3万残余士兵及随军物资、装备全部被俘虏。

吴明彻和程文季被周军活捉。吴明彻后来被封为怀德公，但北伐的艰辛已将他耗尽，抵达长安不久后，他因病和忧愤而去世。

程文季则试图从长安逃回陈朝，但不幸被周军再次捕获，最终在长安狱中丧命。

在吕梁之战中，陈军损失了大部分北伐主力，这支经过20多年精心打造的精锐部队，如今化为乌有。

陈宣帝陈顼悔恨不已，望着淮北方向，不禁想起了毛喜和蔡景历的忠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但后悔已无济于事。更严重的危机迫在眉睫，陈宣帝不得不强忍内心的伤痛，迅速部署防御措施，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北周入侵。

公元578年，北周更改年号为“宣政”。这个充满政治教化意味的年号，似乎预示着武帝在通过武力征服北齐后，急于巩固和消化新占领的区域。然而，局势远未稳定。随着北齐的迅速覆灭，曾经的盟友突厥几乎立刻变成了北周的敌人，武帝的主要任务依然是用武力消除边境的威胁。

原北齐范阳王高绍义进攻并州失败后，逃亡至突厥。突厥人立他为齐帝，并宣称要为他报仇。同年四月，突厥的他钵可汗率军入侵幽州，大肆屠杀和劫掠当地百姓。

北周将领刘雄率军抵抗，但最终被突厥击败并杀害。代北的稽胡部落素来叛服无常，突厥南侵后，稽胡人也纷纷叛乱，扰乱了西河地区。

北周武帝宇文邕得知这一消息后勃然大怒，立即下诏出兵北伐，命令原国公姬愿、东平公宇文神举等人率兵分五路北击突厥。

突厥在漠北称霸，曾趁着北周与北齐对峙之际，不断施加威胁和要挟，迫使两国争相贿赂，以求得突厥的支持。历史上，草原上的霸主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双方迟早会爆发大战。解决突厥问题，无论是迟还是早，都将成为朝廷的重要议题。

北周武帝雄心勃勃，决心利用军队士气正盛之时，彻底消灭突厥。然而，天不遂人愿，武帝亲率六军抵达云阳不久，便突然重病不起。

建德四年（575年），武帝疑似中风，此前几年他一直过度劳累，旧病未愈。

此次发病迅速恶化，武帝陷入弥留状态，无法进食，失去意识。名医姚僧垣赶来诊治，但也是束手无策。宣政元年（578年）五月，武帝在云阳去世，享年35岁（543—578年）。

周武帝宇文邕是南北朝时期最杰出的君主之一，他深思熟虑、远见卓识，始终致力于国家的强盛和发展，扎实地治理国家和建设军队，目标始终以灭齐为中心，没有在复杂的三国局势中迷失方向。这种务实的战略眼光，并非武帝凭空得来。

当年高欢、高洋父子，前一代专注于平定关中，后一代则致力于消灭胡人，强大的国力未能始终集中在同一个战略方向上，导致许多问题未能彻底解决，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和失误。

宇文护执政期间也同样表现出见异思迁的特点，他频繁发动对齐和对陈的战争，试图抓住每一个机会，但却往往抓不住关键，导致多次失败，成为当时的笑柄。

周武帝从前辈如宇文泰、宇文护的治国经验中汲取了宝贵的教训，坚定地执行了削弱军事贵族权力的政策。尽管这导致了鲜卑勋贵阶层的离心倾向，但北周的政治环境却因此变得更加有序、清廉和公正。在周武帝的统治下，北魏与北齐长期盛行的贪污腐败现象几乎销声匿迹，这对于增强国家的凝聚力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此外，周武帝不断加强天子的权威，打击勋贵势力，这一举措显示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鲜卑勋贵不仅是国家的支柱，更是军队的核心，要削弱他们的权力需要巨大的决心和勇气。

相比之下，北齐的高洋虽然年轻时能够果断处理问题，但在成为皇帝后，对勋贵的打击却显得犹豫不决。由此可见，周武帝的治理能力显然更胜一筹。

从国家层面来看，北周武帝可以说是一位仅次于宇文泰的杰出君主。他将北周的国力推向了鼎盛时期，实现了北方的统一，为全国的再次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从宇文氏家族的角度来看，武帝的政策和行为却潜藏着诸多危机。虽然勋贵阶层已经分散且不再结党，对天子的权力构不成直接威胁，但皇权本身除了依赖于一位强有力的皇帝外，并没有其他坚实的保障。这一点从哪些方面可以看出来呢？

首先，制度建设不足：武帝虽然通过一系列军事和政治手段巩固了政权，但在制度建设上并没有留下一套完善的机制来确保皇权的长期稳定。一旦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维护秩序，政权可能会迅速动摇。

其次，北周内部矛盾：尽管勋贵阶层不再结党，但内部仍存在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这些矛盾在武帝在位时可能被压制，但一旦他去世或失去权威，这些矛盾可能会爆发，威胁到政权的稳定。

再者，继承人问题：武帝的继承人是否具备足够的能力和威望来继续维持皇权，也是一个不确定因素。如果继任者能力不足或威望不够，可能会导致权力真空，引发政局动荡。

最后，外部威胁：虽然北周在武帝时期实现了北方的统一，但仍面临来自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威胁。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这些外部威胁可能会成为政权的隐患。

综上所述，武帝虽然在短期内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从长远来看，北周的皇权仍然面临着许多潜在的风险和挑战。

其一，政体尚未完善。北周的官制一直处于剧烈且频繁的变化之中。其中央官制融合了六官制度与汉魏时期的旧制，天子之下并没有固定的政府首脑。理论上，丞相和天官府的大冢宰都有可能成为实际的首相。然而，经过几代皇帝的有意打压，丞相一职长期空缺，大冢宰的职权也被大幅限制，使得没有人能真正成为政府的领袖，权力最终集中在皇帝手中。

一旦强有力的皇帝去世，在新皇帝巩固权力的过程中，天官府的大冢宰和三公都有可能成为事实上的丞相。由于有资格参与权力竞争的人众多，这势必将引发政治动荡和政权变乱。

其二，军制亦在持续变动。

宇文护被诛杀之后，都督中外诸军事府被撤销，而大司马的权位也没有立即得到提升，实际上军权已经收归皇帝所有。

然而，武帝在短短五年内并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和改革军权分配模式。国家在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时，武帝常常亲自率领，统帅府兵主力。在常规调动中，通常会任命行军总管作为临时统帅，战事结束后则解除其指挥权，返回原职。由于缺乏一个稳定而成熟的中央机构来掌控部队，一旦皇帝驾崩，军权将失去依托！

在外的部队由总管府掌控，而长安的禁兵则由低级将领管理，导致诸王和大司马实际上无兵可用。这种权力分配模式存在很大的漏洞，为权臣提供了许多可乘之机。然而，武帝锐意灭陈，过分依赖这种高度集中的军事体制带来的便利，却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隐患。毕竟，我们不能苛责这位正值壮年的皇帝，他怎会预料到自己会英年早逝，又怎会在南下灭陈的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去深思自己的身后之事呢？

周武帝驾崩后，太子宇文赟继位，成为北周宣帝。然而，宣帝对齐王宇文宪等重要大臣极为不信任，加之他本人缺乏治国才能，远不及其父周武帝的英明果断，这使得北周的高层决策能力大幅下降，从而严重拖慢了统一全国的步伐。

在吴明彻战败之后，陈朝的老一辈将领几乎全部凋零，只剩下年迈的淳于量仍在。面对这一困境，陈宣帝不得不启用鲁广达、樊毅等能力一般的新将领。具体部署如下：中军大将军淳于量总揽水陆诸军事，负责整体调度与指挥；镇西将军孙玚督管荆州、郢州的军事事务；平北将军樊毅负责淮河沿岸的防务；武毅将军任忠则督管合肥、霍州一带的军事；鲁广达率军驻守合肥。

陈朝在长江沿线的三个方向严阵以待，以防备周军的南下进攻。

宣政元年（578年）四月，陈军利用北周发兵北征突厥的机会，采取主动进攻的策略，试图通过攻击来稳固防御，出兵淮河流域，进攻清口一带。平北将军樊毅率领沿淮的军队，在清口以南的多个城池布防，意图稳定淮北防线。

然而，陈朝君臣显然低估了北周军队的实力。北周徐州总管王轨（由于梁士彦因守土不力被暂时撤职，王轨接任此职）迅速作出反应，并在四天内摧毁了陈军修建的城池，迫使樊毅从清口撤退。

《陈书》卷31《樊毅传》中特别为樊毅的失败找了一个借口，称当时天降大雨影响了作战效果。然而，大雨不仅影响了陈军，同样也影响了北周军队，姚察父子难道会不清楚这一点吗？

从这一事件中可以看出，吕梁之战的失败对陈朝军力造成了极大的损害，面对北周如狼似虎的军队，陈军几乎失去了与其抗衡的能力。

当年十二月，北周朝廷任命滕王宇文逌为行军元帅，南下进攻陈朝。

然而，此次北周南征存在诸多不利因素。首先，周宣帝不久前杀死了宗室中最擅长用兵的齐王宇文宪，导致军队缺乏有力的指挥者，而滕王的军事才能在朝中并不被看好。

其次，时任徐州总管的王轨因某些事情得罪了周宣帝，其职位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南征几乎不可能取得成功。果然，大成元年（579年）二月，仅仅两个月后，由于王轨的去世，这次南征被迫紧急叫停。尽管如此，北周的这次虚张声势还是让陈朝感到极度恐慌。

为了应对这一威胁，陈宣帝在同年八月于建康举行了一场规模宏大的阅兵仪式。都督合霍蔡诸州军事任忠率领十万步骑兵在玄武湖列阵，水军将领陈景则率领五百艘楼船在长江北岸进行操练，直至瓜步才返回。

这次阅兵旨在展示陈军的实力，提振自吕梁之战失利后低落的士气。然而，这支短时间内拼凑起来的十余万军队，其实际战斗力还需要通过战争来验证。

大成元年（579年）九月，北周宣帝宇文赟下令讨伐陈国，任命韦孝宽为行军元帅，统领宇文亮和梁士彦两路军队南征。

宇文亮率领大军进攻黄城，而梁士彦则率领另一支大军攻打广陵（今河南息县，而非扬州的广陵），而韦孝宽亲自率领主力部队进攻寿阳。

周军的进攻路线选择十分巧妙，他们没有选择从淮北直接南下，而是从豫州方向直插淮河上游，这样可以避开水道，最大限度地削弱陈军的水军优势。

韦孝宽率军抵达寿阳城外，《周书·韦孝宽传》记载，周军一到淮南，就有许多陈国人自愿为他们带路，形势一片大好。然而，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淮南地区的民众历来对北齐的异族统治深恶痛绝，但他们与北周并没有直接的交集，因此不可能主动投靠北周。这些记载或许是为了美化胜利者的形象，我们可以对此存疑。

不过，无论是否有陈人带路，凭借韦孝宽近50年的丰富战争经验，他绝不会在攻打一座没有重兵防守的城池时允许意外发生。韦孝宽仔细观察地形后，迅速派遣部队控制住寿阳城周围的五个重要河段，以防陈军出城决堤放水。如果大水泛滥，水军不占优势的周军将面临极大的困境。

果然，陈寿阳守将吴文育试图派兵决堤，但早已做好准备的周军迅速将其击退，迫使陈军退回城内。

陈宣帝得知消息后大为震惊，迅速命令萧摩诃和樊毅率军前往救援。然而，关于具体的战斗过程，史书并未详细记载。最终，两位将领未能成功解救寿阳，韦孝宽顺利占领了该城。

随后，北周军队继续南下东进，陈朝新近列阵的十余万大军却如同空气一般，面对北周并不猛烈的攻势和相对薄弱的兵力，几乎毫无抵抗之力。江北各地的守军纷纷弃城南逃，如同丧家之犬。在短短三个月内，太建北伐所取得的江北地区全部落入北周之手。这一结果令人感到既悲哀又可叹，甚至有些滑稽。

陈宣帝一生以重振南朝雄风为己任，但他的德行不及前代文人，智慧也不及武将，对南北形势的基本判断出现了严重失误，导致自不量力地发动了这场失败的北伐。此后，陈宣帝再也不提北伐之事，也没有公开检讨太建北伐的过失。他的雄心壮志遭受重创，意志逐渐消沉，令人感叹不已。

然而，北伐的失败不仅仅是陈宣帝个人的悲剧，更是南北形势进一步明朗化的标志。北强南弱的局面已经不可逆转，南朝的国运从此开始走向衰落。数百年来的南北对抗，数千里的锦绣河山，似乎已经看到了末日的晚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