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教育，我主要是家教完成的，搬到上海后，我就进入万竹小学就读。北伐军出师后，我转学到上海资源小学就读，时间很短。
民国十六年，我和母亲搬到苏州后，我考进东吴大学附属中学，父亲每年都派人带我去与他相聚。
1930年，蒋纬国随父在河南观战，立志学军
民国二十三年中学毕业时，除了学校的毕业考之外，还有全国大会考。
那年，是第一次举办大会考，考过大会考后，才算是国家承认的中学毕业。
念完中学后，我去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期，考完后，我就利用暑假到上海割扁桃腺。
我的扁桃腺常常发炎，每次一发炎，整个人就瘫痪，母亲一直舍不得让我去割扁桃腺。但是，我考虑到在军校里面不能因为扁桃腺时常发炎而无法接受训练，所以，我就想干脆到上海去割扁桃腺，一劳永逸。
母亲的亲戚介绍一位外国医生登洛普替我开刀，没想到，手术时流血过多，医师说我在三个月内不能做激烈运动，偏巧那三个月就是入伍训练的时间。所以，我虽然考上军校却无法就学。
如此一来，我就要继续考大学，但是我还是想当军人。
父亲说，新时代的职业军人必须要懂数理，所以要我去念数理，刚好我也喜欢数理。
那年，我同时考取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还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的入学许可。
不过，父亲认为当时北方已经在闹共产，尤其是北大，所以北方不能去；上海又太繁华，父亲怕我学坏；而那时大官子弟出国是不为一般群众所接受的，所以也不适合。
当初，我考大学前，父亲只告诉我要念数理，而这三所学校就是数理最强的，最后商量的结果，就是回苏州东吴大学理学院就读物理系（东吴大学法学院在上海，理学院与文学院在苏州）主修物理，副修数学。
我一心一意想做一个职业军官，想进军官学校。所以，我不想在东吴大学待太久的时间。
物理系的课程分别是大一力学，重点是大二光学，大三是声学与热学，大四学的是电学。
幸好，这些课程可以同时念，而且没有硬性规定要按照年次顺序来修学分，不过，最重要的是实验室的课程不能跳过，所以我就选了一三五下午及二四六上午的课程。
第一年修大一及大二的课程，第二年就修大三大四的课程。
我不是一个资质很高的人，但是我求学的方法非常科学，平时在讲堂里听得非常仔细，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即使是下课或是周末，我都要请老师再讲解一次，直到懂了为止。
老师上课时讲的内容如果课本上没有，我就会注记在课本上，我还有一本笔记本，记得又快又清楚，凡是老师重复的地方或是特别着重的地方，我就立刻记录下来。
我比较困扰的是国文，特别是背的方面，我有一个表哥跟我同班，他念三遍就背起来，我要念二十遍，才背起来，但是我不在乎，无论如何，我都要背起来；
英文就不同了，我念三遍就背起来，我表哥念二十遍都还不见得流利。我学过的课程只要有不懂的，我都会多念，直到弄懂为止，因为懂了之后就不容易遗忘了。
考试之前，我就翻笔记，第二天考试绝不成问题，成绩最低也有八十分以上。结果，我只用两年的时间就把物理系念完了，学分不足的部分，我就利用暑假来补足。
可是，学校没有两年发文凭的规矩，而且那时候我自己也太骄傲了一点，我跟学校说：
“我不在乎你的文凭，我要去拿军校的文凭。”
事实上，我的确只在乎军校的文凭。
学校当时已经有军训课程，我们有一批同学逼着学校为我们聘请严格的教官，结果学校被我们逼得换了三次军训教官，最后一次我们才满意。
那位教官教导我们的时候比带领军队还凶，要求很严格，我们只要有一点不合乎规定，就要重新再做；同时，我们也排定出操时间，教官训练我们的时候还特别挑地点不好的地方让我们卧倒。
我以两年的时间修完物理系的课程后，就跟父亲说：
“我现在可以进军校了吧！”
父亲说：
“一个现代军官必须要懂得政治、经济，你再回文学院，从大一念起，念政治、经济。”
东吴大学钟楼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于是，我又进文学院，主科修政治，第一副科修经济，第二副科修社会学。
东吴物理系两年毕业，主科物理，副科数学；文学院，主科政治，第一副科经济、第二副科社会。
学期中间，刚好中国与德国之间有个以物易物的交易，我们拿麦子、棉花、桐油、钨矿砂等物品跟德国换取当时德国自己使用的武器装备，那些装备是全世界最好的。
德军莱谢劳将军刚好到中国来，同时国内也开始训练新军，父亲就把我交给他，学校课程还未结束，我就到德国受训去了。
到德国之前，我已经在暑假期间受完预备军官训练，成为少尉预备军官。我在暑期做的事情，恐怕比正式上课期间还要多，有人问我：
“你在搞什么名堂？”
我说：
“反正暑期闲着也是闲着，干嘛把它浪费呢？”
我们甚至还组织一个乐队，大约有五六人，每一个人都能兼顾几样乐器，我的主乐器是夏威夷吉他、斑鸠琴、小喇叭以及手风琴。
我们这个乐队蛮疯狂的，经常在苏州电台的一个夏威夷音乐节目中表演，而且，那时候刚好流行夏威夷音乐，我们不仅演奏还有演唱。
我把中国的评剧改编成爵士音乐，中间还加了很多过门，我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改编的曲调；同时，又把中国小调变成爵士音乐。此外，我也把打牙板变成爵士音乐。
除了音乐以外，在暑假期间，我还额外补习弹道学、比较宗教学，这些都是学校正式课程里所没有的。我做这些事之前都跟父亲报告过，他说：
“你不要吃多嚼不烂。”
我说：
“我能吃多少就嚼多少。”
我到德国去的时间是民国二十五年冬天，在西安事变之前。
记得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后，我曾经写了一封信给父亲，在信里为父亲打气。
一开始就跟父亲开玩笑（我是家里比较顽皮的，但是我是“调皮不捣蛋”，父亲也是朝这个方向来引导我，不是我自己发明的），我在信中说：
“父亲，我非常抱歉，我实在不应该出国，我一离开以后，国内就出乱子了。”
四年后（民国二十九年），我回国时，父亲就问我回国后有何感想，我说：
“父亲，我知道我不应该离开的嘛，你看我一走开，你们就搞得乱七八糟。”
父亲也是哭笑不得。我在父亲旁边，让他能够得到一点轻松的调剂，恐怕家里面也只有我能够做得到。
二十五年十月底，我在上海上船，船经过马来西亚，顺着马来西亚半岛往上走，先到达槟城，第二站到巴拉湾。
十月三十一日，我在巴拉湾打了一个电报给父亲：
我在“不老湾”向父亲祝寿。
船通过巴拉湾又穿越印度洋，先后经过锡兰、孟买与哥伦巴斯，然后从哥伦巴斯进入红海，穿越苏伊士运河。
苏伊士运河南端的城市是苏伊士，北端则是波特赛港，我就在苏伊士弃船上岸，几个同船的人合租了一部汽车，一行人就到埃及看人面狮身像、金字塔，还到开罗参观博物馆，最后，经过亚历山大港到赶上原来那班船，所以，我没有看过苏伊士运河。
埃及金字塔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听说，该运河是一级一级高起来的。
我每天在甲板上的游泳池游泳，从波赛特港上船以后，第二天一早我又到船上的体育馆练习骑马（假马）。
体育馆的管理员是一个德国人，年龄约二十出头，我还记得他的名字，称呼他为阿兴，我向他学斗剑、游泳、拳击。
那天早晨，阿兴问我：
“你今天还想游泳啊？”
我说：
“怎么，不可以啊？”
他就叫我看外头，我从船舱一直走到最上头，看到外面大雪纷飞，与我们穿越红海到埃及时看到的景象相比，完全是两个世界。
我问阿兴：
“为什么不能游？”
他说：
“你要游，我陪你游。”
结果，游泳池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在游泳。那年我二十二岁，健康情况良好，尤其我割了扁桃腺以后个子还长高了一些。
我没有割扁桃腺以前，个子又矮又小，民国二十三年夏天到二十四年夏天，我的身高增加了四英寸半。
在赴德的船上，我遇到了一位东吴的老同学徐维铸，不过，他住二等舱，我住在头等舱，见面机会比较少。
我在船上还认识了一位德国长者，他为我补习德文，我从来没学过德文，他非常热心，每天教我，我也很用功。不过，他不知道我的身份。
当船抵达地中海时他问我一个问题：
“你对于希特勒压迫犹太人，甚至赶走他们、暗杀他们的做法，有什么感想？”
我这个从乡下出来的单纯小孩，对德国根本一无所知，不过，我知道犹太人被压迫这件事，因为上海来了很多犹太人，他们都是从德国逃出来的。
但是，我的脑子里从来没有犹太人在哪一个国家就是哪一国人的这种知识，我只知道犹太人是一个人种，而且是一个宗教种族，不是一个犹太国。
我的德文老师如此问我，我当然站在德国这一边，所以我就回答他说：
“希特勒是了不起的，他做得很对。”
结果，我的德文老师说他就是犹太人。我很快地将话锋一转：
“对呀，我知道你是犹太人啊，以犹太这么优秀的一个民族，他想再住在德国的话，德国人还有机会混吗，除了把你们赶尽杀绝之外，我看希特勒没有第二个方法，所以这是最有效的方法。”
我在上海结识了一些犹太朋友，我觉得犹太人的想法和我们中国人很相近，尤其是生活习惯与家庭观念。
我称赞犹太人以后，我的德文老师特别得意，他说：
“你说对了，如果我是希特勒，我也只有这个办法。”
经历过这件事以后，我就告诉自己，身在国外不要乱说话，没有弄清楚情况之前要多看看苗头，以免说了不该说的话。
这位老师是个大学教授，他念过七十余部中国古籍，包括经史子集，学问非常好，专门研究中国的哲学。
德国人是西洋人里最早研究与接受中国文化的，中国的《易经》也是德国人先接受，莱布尼兹首先欣赏《易经》的“二进法”，“二进法”与电脑的关系也是他先发现的，他认为《易经》是建立在二进位的逻辑上。
十一月十九日，船抵达马赛，我从马赛坐火车到巴黎，再从巴黎换火车到柏林。
到马赛来接我的是驻德大使馆的二等秘书，他一路上招呼我，帮我买火车票、订旅馆、付饭钱，不过，这些都是用我的钱支付的，而他却把发票都收进自己的口袋里，回到大使馆后又可以报一笔账。
从此，我开始了解官场里面贪污的情形，不过我没有举发他，平时还是很尊敬他。
一九三六年的奥运会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但是当我抵达德国时，奥运会已经闭幕了，我就赶到德国南部观赏冬季奥运，没想到等我赶到时，冬季世运也闭幕了。
1936年2月，加米施一帕滕基兴冬奥会，正在进行男子高山滑雪比赛。 图片来自网络
我想，既然到了南部，即使没有看到奥运，但是我可以学习适应环境，于是我就在当地学滑雪。
我到德国南部时还有一位朋友随行，所以我请了一位私人教练教我们滑雪。我的朋友学过几次，但是并不如我滑得好。
那位教练是阿尔卑斯山的山民，他不仅对路线熟，而且也非常清楚雪性，最重要的是他会随时讲解给我们听，这次的学习，对我尔后参加山地兵的训练有很大的帮助。
第一天，我要出去滑雪时，在山屋外面看到一对年轻夫妇，听他们讲话的口音就知道是美国人。
他们穿着泳衣在外面晒太阳，虽然当天没有风，晒晒太阳非常暖和，但是在高山上紫外线很强，长时间曝晒非常危险，我就告诉了他们。
他向我招招手，对我表示谢意。等到我们中午滑完雪回来时，我发现他们居然还在那里晒太阳，我心里想：
完了，他们已经晒了四个钟头。
我问他们这段期间有没有进去过山屋，他们说晒着太阳很舒服，所以一直在那儿，没有进去过。
我告诉他们，下午一定会全身起水泡，同时，我也责怪店主没有警告他们。
到了下午喝茶的时候，他们两人开始发烧，我们就连夜雇了马车，将他们两人送到城里的医院治疗，至于结果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一个人的皮肤如果超过三分之一以上不能呼吸时，是非常危险的，很有可能会致命。
我的运动细胞很好，学习能力很强，却在一次滑雪途中出了一点小意外。
那一次，教练带着我们滑雪，地点是一个很大的山坡，我们朝斜的方向往下滑，要转弯到另一个山坡，那天还下着雪，所以我们要赶紧跟着教练滑雪板的痕迹，否则时间一久痕迹就不见了，如果我们跟不上，教练也会回头来找我们。
我的朋友在转弯时摔了一跤，因为刚刚下过雪，比较松软，所以他摔倒后留下一个大洞。
他爬起来又继续滑，我紧跟在后，才转弯滑雪板就插进刚才那个洞里，两只脚扭转了一百八十度，痛得要命，但是，我还是赶快爬起来跟上他们。
当天晚上，脚就肿了。回到山屋时，我就用剪刀把滑雪鞋剪开，第二天立刻坐马车下山。
——本文来自网络 作者:蒋纬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