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天津与河北合并，原天津市委书记黄火青职务调整，转任辽宁第一书记，而黄欧东则担任第二书记。
黄火青乃党内资深成员，大革命受挫后赴苏留学。1930年归国，投身上海工作。次年转入中央苏区。宁都起义后，他出任新组红5军团14军政委。他前往红5军团的任务，并非因军事才能，而是凭借留学背景，负责改造新起义的部队，使之得以重塑。红5军团原为国民党26路军起义部队，属西北军系。该部崇尚留学及保定、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对非科班出身的将领视为“不专业”，心存抵触。
为此，特派肖劲光、左权、何长工、黄火青、刘志坚等留洋人才任政委。黄火青赴红5军团前未指挥过战斗，其职责在于改造部队，使之成为真正服务于人民的军队。在抗战及随后的解放战争期间，他主要负责地方事务的管理与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与黄克诚等人被派至天津任职。黄敬离开后，他继任天津市委书记及市长，直至1948年被调任至辽宁工作。黄火青虽在天津工作多年，但与辽宁相比，他仍感到那里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天津仅为数百万人口的城市，而辽宁人口超2500万，半数以上为农村人口。辽宁作为重工业大省，鞍钢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一，化工、煤炭亦占重要比例，工业地位不逊于上海。初到辽宁，他主要致力于全面了解情况，这包括领导班子内部运作及全省在工业、农业等多个领域的发展现状。
推行大食堂时，百姓成了指导者。东北天冷，家中仍需备食以补体力。冬日烧炕取暖兼做饭，去食堂则炕冷难耐。大食堂烧高粱杆编席卖，成本高，被视为浪费。1965年，他确诊胃癌，众人瞒着他说是胃溃疡。北京开会期间，大家劝其手术。直至1966年1至3月术后，他才知晓真相。医生建议长期休养，但他仅住院数月便返回辽宁。辽宁、黑龙江工作由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主导，第三书记马明方负责吉林。我因病回沈阳休养，省里工作由第二书记黄欧东接管。市委书记们向归来的黄火青汇报，但他强调要听宋、黄二人的。1967年，他因故受冲击，因病转至医院监护，后赴北京受保护。1969年，他被下放本溪劳作，直至1975年因病情回到沈阳定居。
彼时，中央召集高级干部至北京，他亦申请参加。在京休养多时，他曾盼复出工作，致信上级却未获回复。招待所内，他仅读书看报、打扫房间，直至1978年。1978年，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调入检察院任职。至1982年，81岁的他转为中顾委员，此后在中顾委勤勉工作，历时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