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解放军上海军管会代表顾准与同事谢祝柯、朱如言共同在上海财政局，与旧政权官员完成了工作交接手续。随后发生的情景，将会使他感到无比震惊。汪维恒，国民党伪上海财政局局长，要求与顾准单独交谈。顾准对他已有认知：此人乃国民党军少将，出身地主家庭，为陈诚心腹。他究竟意欲何谈？进入办公室，关上门后，汪维恒轻声告知顾准：“我同为党员，1924年便已入党，关于某些事宜，你可向潘汉年了解。”言毕，顾准愕然，惊觉眼前这位国民党军少将的党龄，竟超乎自己之上！汪维恒究竟是何许人也？他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神秘故事？
1896年，汪维恒诞生于浙江诸暨县牌头镇汪家村的一户衰败地主之家。1918年，为探寻新思想、学习新知，他离家赴上海，并成功考入上海法文翻译学校。1919年，汪维恒毅然决定投身军旅，成功考入北京军需军官学校。两年后毕业，他返回浙江慈溪服役，在浙军中历任营、团级军需官职。在浙军任职期间，汪维恒结识了共产党人张秋人，他们频繁通信，交往甚密。受张秋人的熏陶，汪维恒的思想逐渐走向成熟与进步。1924年，经张秋人介绍，汪维恒等四人在上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宁波地区最早的四名党员。1925年，基于国共首次合作的背景，经组织慎重考虑，决定让汪维恒以跨党身份加入国民党。1926年，浙军起义失败于北洋军。汪维恒撤至诸暨，后任国民党浙江台州区党务特派员，整顿基层党务。同时，他秘密承担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的任务。蒋介石实施“四一二”政变后，浙江地区我党党员及左派人士伤亡逃散，党组织重创。依上级部署，汪维恒以小学教师为掩护，历任宁波地委团委书记及诸暨县委组织部长。1928年，诸暨县委暗中筹备武装起义。遗憾的是，一名党员练枪时意外走火，导致家人不幸遇难，从而使得整个起义计划暴露无遗。情急时刻，诸暨县委紧急部署人员分批撤离。汪维恒遵照县委书记金城指令，赴南京凭借旧交情潜入国民党军潜伏，静候组织召唤。临别之际，金城紧握汪维恒的手，坚定道：“请勿担忧，组织定会设法让你归来！”汪维恒为彰显革命到底的坚定信念，毅然将名字改为“维恒”，寓意明确：怀抱红心，矢志不渝地等待组织的召唤。汪维恒本以为，短则数月，长则一两年，组织便会寻来。然而出乎意料，这一等待，竟绵延了十多个春秋。汪维恒依令潜行，寻至老上级陈良。经陈良部署，他先赴国民党军需署法规研究所进修三月，随后转至中央军校总部及洛阳分校，担任少校军需科长。淞沪抗战期间，汪维恒随87师奔赴抗日前线。身为军需官，他无需亲赴战场，却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将物资管理得井井有条，且清廉正直，深得人心。
史永多次试探后认为汪维恒可争取，遂提议其协助我党。汪维恒误以为是组织召唤，爽快答应；史永则误以为汪是开明之士，不知其为潜伏特工。这一历史误会存续多年，直至金城后来证实了汪维恒的真实身份，该误会才得以澄清。汪维恒凭借在军需岗位的独特位置，持续不断地为组织提供了大量国民党军队的情报信息。汪维恒随胡宗南赴西北后继续潜伏，并发展了弟弟汪益堃。1942年，兄弟俩共填入党申请书，交由八路军红岩办事处钱之光主任，但因撤离匆忙，申请书被销毁。1943年，蒋介石暗令胡宗南，派遣军队突袭陕甘宁边区。敌人行动隐秘，但大军一动，军需必随，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汪维恒身为军需负责人，敏锐察觉到了这一不寻常的调动迹象。紧急关头，汪维恒即刻向钱之光传达情报，并报告了西北国民党军的兵力分布。结合我方其他情报，八路军得以提前做出应对准备。蒋介石察觉八路军已有所部署，因此不得不取消了这一行动方案。抗战胜利，汪维恒返南京，就任联勤总部副司令及经理署副署长之职，同时，其联络人重新确定为史永。内战爆发后，汪维恒利用掌握的情报，借由史永传递给组织，形成了“汪维恒-\-史永”情报线，为我军获取了众多宝贵情报。例如大别山战役中，汪维恒迅速将蒋军人数、部队番号、预定进攻路线及出兵日期等关键情报传递给了我军。又如辽沈战役，汪维恒借考察河北东北军需之机，搜集了诸多情报。战后汇总战况，我军发现实际情况与汪维恒提供的情报高度吻合。另一方面，汪维恒在敌营中的仕途同样顺畅，受陈诚赏识并成为其心腹。当陈诚因东北战事失利卸任参谋总长等职后，被蒋介石委任为台湾省主席及台湾警备总司令。陈诚抵达台湾后，迅速调汪维恒至台，委任其为第十补给区少将副司令及供应局局长，专职管理国民党军撤台后的军需物资与后勤保障工作。谈及赴台湾，汪维恒确曾踌躇。多年潜伏敌后，胜利在即，一旦前往，则须继续隐匿，全家或难再归。潜伏敌营长达二十年，日日如履薄冰，非一般人所能承受。汪维恒亦渴望能光明回归组织，摆脱潜藏生涯的提心吊胆。然而，他明白国民党军在台湾的部署情报对我军至关重要，组织批准他前往，但新命令一到，汪维恒必须即刻离开台湾。汪维恒深思熟虑后，携全家赴台。同时，组织派遣许汉城，宁波最早的四名党员之一，与汪维恒同批入党，前往台湾担任其联络员。抵达台湾后，汪维恒不断经由许汉城向组织汇报诸多情报，其中也涵盖了美军顾问团在台湾的各项活动详情。不久，国民党军在大陆迅速溃败，汪维恒于台湾每日暗中收听中共电台，时刻待命，准备接收新的任务指示。1949年春，汪维恒于台湾意外获大陆来信，寄信者为史永。信面看似叙旧，实则暗藏玄机，内附一诗，乃二人约定的撤离信号。汪维恒心中涌动着狂喜，但这份喜悦很快便被忧虑所取代。此时，他深感难以寻得恰当理由，携全家返回大陆，一切显得尤为不易。汪维恒或许运气不错，他所在的供应管理局解散，加之陈诚因病休养，他便借此机会，以母亲病重为理由，向陈诚提出希望返回大陆。
陈诚听后力劝汪维恒勿归，言及大陆局势严峻，并遣夫人相劝。为避嫌疑，汪维恒独返大陆，留全家于台，家人于1949年5月初安然抵沪。陈诚无奈，任命汪维恒为淞沪区补给区副司令。恰逢上海市代理市长为汪维恒旧上司陈良，陈良欣慰其归来，遂加任其为市财政局局长及银行董事长。回到上海后，汪维恒与史永一时失联，但他沉住气继续潜伏。借工作之便，汪维恒着手解放准备工作：封存档案，防止资金外流。
汪维恒留存的最关键档案为上海《征收房捐依据图》，该图详尽标示了上海各街区楼房的面积与结构，对解放后上海的市政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他屡劝陈良勿与民为敌，并以财政赤字为借口，拒绝为汤恩伯修筑工事提供资金。上海解放后，汪维恒依“投诚”之名与我军接触，上演了前述场景。这基于组织先前的指示，即在需要时，他可联络潘汉年以证实自身身份。顾准震惊后，立刻向组织核实汪维恒身份。得知其潜伏敌营20余年，他不禁对这位同志心生敬意。解放后，汪维恒先后担任上海市直接税局、地政局及房地产管理局副局长、局长等职，直至1971年因病去世。汪维恒能在敌营潜伏20余载，全凭他心中坚定的红色信念未曾动摇，革命热情始终如炬，未曾熄灭。他深信，组织迟早会与他取得联系。本文内容至此已全部呈现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