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窑堡出发时，天就阴着，八日到达川口附近，先是大雪，后下大雨，周恩来和李克农所带的电台和东北军却联系不上了！
只好先和中央在石楼的电台联系，最后通过中央和东北军联系上了。
中央又向张学良发出电报，电文写道：一、派周恩来为代表，李克农陪同，前往肤施（即延安）与将军会谈，在肤施东十余公里川口处，等候将军派人迎接；二、谈判宜速，在肤施城只住一天一夜，一俟完毕，即请将军派人送出城；三、将军方面有什么讨论的问题请事先电告我们。
张学良看完电报，先前悬着的心立时安稳下来，从这份绝密电报中，他知道李克农在中共方面的地位和他同中共领袖之间的关系。
他相信，经李克农穿针引线的事情一定能成功。
张学良立即回电，说没有什么问题，请周恩来、李克农二先生按时前来会谈就可。
张学良的飞机从洛川起飞，他和刘鼎坐在驾驶舱里，王以哲和孙铭久坐在客舱里，下午，飞机在延河边上新整修的简陋机场上降落。
下了飞机，张学良等人就去事先安排的一个小院子等待周恩来中共代表的到来。
下午张学良派专人到川口来接红军谈判人员。
于是，周恩来和李克农均换上便衣，随来人进城准备会谈，其余人员在川口等待，机场则由我们的警卫人员控制，在会谈结束前，任何飞机不得起飞。
晚8时许，在城外的周恩来和李克农被接入城内。
张学良在20年之后写的《西安事变忏悔录》里说，会谈没有讨论抗日联苏，只谈红军如何受南京政府改编。这一说法显然有所顾忌，也难以使人相信。
周恩来虽说是跟张学良头一回见面，才说了几句话，便猛然缩短了距离。
据周恩来回忆，他跟张学良一见面便说：“我是在东北长大的。”张学良当即接上去说：“我知道，我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起过。”
张伯苓，天津人氏，曾创办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后来在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
周恩来十五岁时就读于南开中学，校长便是张伯苓。周恩来觉得奇怪，张学良怎么也是张伯苓的学生？
张学良笑道：“我原来抽大烟、打吗啡，后来听了张伯苓的规劝，完全戒除了，因此拜伯苓为师。”笑罢，张学良又道：“我和你同师。”
张学良对周恩来说：“我这里还有共产党代表刘鼎先生。”周恩来听后一愣，当见到刘鼎时便笑道：“原来是你，想不到在这儿见面啦！”
刘鼎见到周恩来副主席，内心非常激动，终于找到党中央了！
这别具一格的寒暄既毕，双方便切入正题。
对于共同抗日，双方无须多言，早已一致：日军占据了东北军的老家，使他们背井离乡来到西北，东北军全军上下一心抗日，与中共的抗日主张完全吻合。
周恩来跟张学良会谈的核心是如何对待蒋介石。
周恩来说明了中共的立场：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安内”即“剿共”，因此中共不能不针锋相对地提出“抗日反蒋”。
周恩来说：“愿闻张将军意见。”张学良直率陈言。他认为红军是“真抗日”的队伍，这毋庸置疑。
蒋介石呢？据他观察，蒋介石也可能抗日，“抗日反蒋”这口号不利于团结抗日。张学良说明了自己的理由：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又是国民党的主流派。
如果反蒋，势必抛弃了国内最大的一支力量。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这固然是错的，但蒋介石并未降日。蒋介石现正在十字路口上。
张学良说：“在国民党要人之中，我只佩服蒋介石，他尚有民族情绪和领导能力，故寄希望于蒋介石抗日。
但是，蒋介石左右也有很多亲日派，使他不能下抗日决心，而且处于极度矛盾之中。
我主张，我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促使蒋介石改变错误政策，走抗日之路。如果蒋介石真的降日，那我就辞职另干！”
周恩来非常仔细地倾听着张学良这番“抗日必须联蒋”的主张，认为颇为在理。周恩来说：“作为我个人，赞同张将军意见。但这是个大政策，我要回去，带上张将军的意见，提请中共中央考虑、决定。”
对于周恩来的表态，张学良觉得很为满意。双方推心置腹，充分信任，会谈直至翌日凌晨四时结束。
临别，张学良把《申报》六十周年纪念印制的我国第一本比较精确的高投影彩色地图赠给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共同保卫中国！”
周恩来一行原本五人，离去时却变成了六人，刘鼎亦随他前往瓦窑堡，向毛泽东汇报。对于中共改变“反蒋抗日”口号，张学良的意见起了重要作用。
说巧真巧，就在周恩来正在肤施跟张学良密谈之时，毛泽东在发给洛甫（张闻天）的电报中，便写道：
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
在此时机发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的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是在停止内战。
周恩来一行离开肤施（延安）不久，遇到了大雨，不得不中途住在十里铺，第二天才回到瓦窑堡，向毛泽东及中央汇报了肤施天主教堂秘密会谈的内容，特别是转达了张学良“联蒋抗日”的意见。
毛泽东最后接受了张学良的意见。并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不再像往常称“卖国贼蒋介石”了，而是以“蒋介石氏”这样中性、不褒不贬的称呼相称。
《通电》向南京政府“诸公”进言：……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
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的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中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
语云：“千夫所指，不病而死。”
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诸公深思熟虑之。
这一段话，有着鲜明“毛氏笔法”的特色。虽是联名通电，显然出自毛泽东的笔下。
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纪念“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的晚会上，周恩来含泪对包括张学良的两个弟弟在内的与会者说：“张学良是千古不朽的功臣！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
二十五年了，杨先生（指杨虎成）牺牲了一家四口，张先生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不使人想起他们就落泪呢？！”
之后不久，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又通过相关人士，巧妙地将一封密信送到了台湾，交到了仍然没有自由的张学良手中。密信珍藏在一个口红盒子里，现保存在台湾的张学良纪念馆中。
全信只有弥足珍贵的十六个字：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
在周恩来与张学良进行秘密会谈之前，其实陕北红军也在做十七路军杨虎城的抗日工作，这个秘密工作又是由谁来完成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