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抚州临川人,即今江西抚州人,字介甫,号半山。
宋朝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改革家和思想家。
1042年,即北宋庆历二年,王安石年满二十二岁,这年他前往都城开封参加科举考试。赶往开封的路途中,王安石认识了好友曾巩,后者乃大文豪欧阳修的学生,曾巩极力向老师推荐王安石的才华,恰巧,王安石与欧阳修同乡,于是在欧阳修的引荐下,王安石的文章在朝野上下广为流传。
科举考试结束后,王安石的文章被欧阳修推荐为第一,但由于里面出现了统治者忌讳的字眼,被宋仁宗往下压了几个名次,最终得到第四。尽管如此,王安石仍顺利获得进士功名,拥有了出任北宋官僚的资格,也为日后跻身高层打下基础。
韬光养晦王安石胸怀大志,能够看得长远,他觉得与其留在朝廷任官,不如外放到地方任职,这样能够贴近群众生活,能更好地熟悉国情民情,俗话说天高皇帝远,也有利于施展自己的抱负。在王安石的强烈要求下,朝廷派遣王安石到扬州,出任扬州知府。在扬州的任职届满后,王安石没要求回开封中央机关任职,而是再次积极申请出任地方官,结果王安石成为浙江鄞县的知县,成为全面管理最基层事务的地方长官。
另有种说法是,由于父亲去世得早,王安石早年生活贫困,他担负着养家的重担,因为下层京官俸禄太薄,而京城物价非常高昂,所以他长期主动要求在外任职,以更好地养活数十口家人。
王安石去浙江鄞县当县官的时候,正赶上那里发生灾害,群众基本生活无法得到保障,一天仅有的两顿饭都是稀汤。王安石到任后,立即打开官仓,解决了百姓的吃饭难题,并主持兴修水利,改善城乡交通,把当地治理得井井有条。每逢青黄不接的季节,穷人的口粮消费完了,他就命令打开官仓,把公家粮食借给农民。
古人都是靠天吃饭,农业歉收是常态,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家庭要经历食不果腹的日子,甚至落魄到卖儿卖女的悲惨境地。为解决这类社会问题,王安石积极推行“官贷法”和“青苗法”,给无钱购买生产用具或青黄不接的农户提供低息贷款和有息粮食,等到秋收时节再加少量的利息予以收还即可。这比大地主放高利贷的利息低多了,贫苦农民的日子好过多了。
浙江鄞县是个小地方,王安石的政策卓有成效。鄞县民生稳定,社会矛盾缓和,农业经济发展迅速,官仓中的粮食新陈相接,这给上级官员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此后,王安石曾任今江苏扬州、安徽潜山、浙江宁波等地官员,在这些地方为官二十余年,积极为当地百姓谋福利,所以名声越来越大、越传越远。
进京管理中央财政后来,宋仁宗调他到京城里,担任主管财政的三司度支判官,负责审核全国的财政预算和财力调度。他到了京城,脚跟还没站稳呢,就给大宋皇帝写了一份一万多字的奏章,指出财政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急迫性,同时提出他自己的建议和主张。
宋仁宗这个皇帝,已经执政快四十年了,早已没有年轻人的革新意志,因为以前有过几次不成功的改革,现在他听见改革就头疼,只看了最前面的数百字,宋仁宗就读不进去了,顺手把奏章扔进垃圾桶。
王安石很失望,万言书发出去了,却如石沉大海,他知道宋仁宗没有改革的决心。于是趁母亲去世回家治丧的时机,炒了大宋皇帝的鱿鱼,辞职不干了。守丧期间,王安石在老家开馆讲学,附近很多儒生慕名而来,如蔡卞、蔡京、侯叔献等人,他们接受了王安石变法思想的熏陶,成为日后王安石推动变法所倚重的力量。
主持变法到宋神宗时期,宋神宗看到国势衰落,心里很不是滋味,决心给国家动动大手术。早在他还是太子的时候,身边有个叫韩维的官员,常常在他面前发表自己对时事的见解,里面有很多灵光乍现的闪光点,他就问他从哪里学来的,韩维回答说:“这些意见都是我朋友王安石说的。”就这样,宋神宗的胃口被吊起来,他虽然没见过王安石,但已经对其有很好的印象。
现在宋神宗想发起改革,想找得力助手来施展,宋神宗立马想到了王安石,于是宋神宗就下达命令,把正在江宁做官的王安石调到京城来。
这次,王安石接到宋神宗召见的命令,又听说宋神宗正在物色改革人才,立刻打理行装进京接受召见。
宋神宗比他还急,他很想知道传说中的王安石是什么样子,得知王安石到达京城后,就叫他单独进宫谈话。宋神宗开门见山地问:“你看要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王安石从容不迫地回答道:“最重要的是法律,皇帝应该通过法律治理国家。”
宋神宗又问:“那你看治理国家,该从哪儿着手呢?”
王安石回答道:“先从改革旧的法度,建立新的法制开始。”
宋神宗对王安石的回答很满意,并让他回去仔细想想,然后写个详细的改革意见。王安石回家以后,当天晚上就把意见书写好了,第二天早晨呈递 上去。
宋神宗非常赞赏王安石的谋略和胆识,打算重用王安石。
公元1069年,宋神宗把王安石提拔为副宰相。那时候,朝廷里有四位宰相,但这些人老的老、病的病,有的虽然不病不老,但是听见改革就叫苦连天,知道改革会得罪很多人,他们打心眼里不愿蹚浑水。
王安石知道,这批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建议宋神宗批准自己任用年轻官员,以及设立一个专门用于制定新法的机构,当得到宋神宗的首肯后,他就掌握了变法运动的主导权,可以放开手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了。
组建团队王安石逐渐得势,为了使改革顺利进行,组建了以自己为核心的领导团队,很多反对变法和对变法持有异议的人被贬斥边疆。按说这不值得大惊小怪,在历史上根本算不上残酷,没有污蔑、栽赃,没有屠杀、镇压,问题主要出在人事方面。
王安石有些怪癖,他不擅长交际,不能做到知人善任,在推广变法的过程中,执行者们都是些投机分子,如臭名昭著的蔡卞、蔡京、侯叔献等人,这些年轻人有如造反派,打着推动变法的招牌为自己谋利,令司马光等老臣们颇感不爽。
在王安石位子坐稳后,这些不学无术的投机分子的尾巴很快就翘起来,有家伙公然替王安石的儿子拿到京城卫戍部队的指挥权。
蔡京是个大奸臣,他的形象在《水浒传》里定了型。蔡京年轻时雄心勃勃,但好长时间里他只是地方小官。
王安石主持变法期间,把蔡京等人当做得力助手。蔡京曾积极支持和参与变法运动,企图在社会转型期捞取政治资本,可是,当他看到官僚和贵族对王安石群起而攻之,就迅速见风使舵地转向了。
北宋靖康年间,蔡京成为大宋宰相,此时金兵挟灭亡契丹和辽国之余威,渡黄河南下,如入无人之境,整个宋境成土崩之势。
于是,由于招致外敌入侵,或者说未能阻止外敌入侵,蔡京被贴上奸臣的标签,遂遭到流放处分,并且死在了流放途中。
此间,剖析蔡京罪行的根源成为朝廷上讨论的热点,翰林学士杨时在奏折中讲道:“蔡京这个大贼子,打着为大宋王朝服务的旗帜,巧借王安石推动变法的力量,为自己谋取晋升的政治资本,所以他对王安石表现出尊崇有加,并按照后者旨意做了很多伤天害理之事。然而蔡京的所作所为,受到了王安石的大力支持。蔡京之所以敢肆意妄为,以至于导致流亡的悲惨下场,实在是与王安石的纵容有密切的关系。王安石依仗自己对财政管理事务的精通,轻率地废除和变乱了祖宗制定的法律制度,把大宋王朝的经济和社会搅得乌烟瘴气。”
很明显,借蔡京攻击前朝重臣王安石,用蔡京做反面教材批评王安石在改革中的失误。
第一次罢相为了给变法创造舆论环境,王安石提出历史上著名的三条指导思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即变化是绝对的,天变不值得大惊小怪,祖宗制定的法律不必死守,社会舆论不能阻止改革的步伐。
某天,宋神宗对王安石说:“现在天下人议论纷纷,说我们不怕天变,不听民众的舆论,不守祖宗的规矩,你看怎么办呢?”
王安石胸有成竹地说:“皇上认真处理政事,这就足以防止天变了,皇上征询属下的意见,这就已经照顾到舆论了;再说,舆论有可能是错误的,只要我们做得合乎情理,又何必怕人非议呢?至于祖宗立下老规矩,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 的嘛。”
新法推行后,对大宋王朝形成了巨大冲击,绝大部分旧制官僚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御史吕诲甚至上疏宋神宗诬蔑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列出了他的十大罪状,要将王安石赶出汴京。
宋神宗顶住压力,很好地坚持了立场,将吕诲赶出开封,发往邓州。
王安石变法对巩固宋王朝的统治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王安石变法同许许多多的变法一样,不可避免地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许多朝中大臣的反对,他们对新法群起而攻之。
王安石坚持三不怕原则,可宋神宗并没有那么坚决,听到耳边都是反对声音,就逐渐地动摇起来。宋神宗想到了原先那些勤勤恳恳的老部下们,虽然他们脑袋瓜有些僵硬、抱守“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迂腐教条,但让人觉得放心踏实,有利于政局的稳定,起码不至于加深分裂。
宋神宗动摇了,罢了王安石的官。
可后来,宋神宗又回心转意,请王安石出来重新主持朝政。
第二次罢相1074年,河北发生大旱灾,一连十个月没下雨,农民断了粮食,都变成了乞丐,四处逃荒要饭。宋神宗为此苦恼不已。
这时候有个官员趁机献上一幅“流民图”,同时煞有介事地说旱灾是变法造成的,要求宋神宗停止变法,并把王安石撤职。宋神宗看了这幅流民图,内心十分震撼,白天长吁短叹,晚上睡不着觉。
缺少皇帝的有力支持,新法没法进行下去,王安石主动递交辞呈。宋神宗也想借坡下驴,借此来缓和朝野矛盾,答应让王安石暂时离开汴梁,让他到江宁府度假休养。
第二年,宋神宗又把王安石召回京城当宰相。没过几个月,天空上出现了彗星,在那个时代,自然灾害被看成是上天的警告,而奇异天象则往往预示整个王朝的覆灭。宋神宗慌了,要大臣对朝政提意见,于是保守派趁机攻击新法,甚至连太皇太后曹女士和皇太后高女士也带头反对,她们
两位不惜违反妇女不得干政的封建戒律,公开视新法为洪水猛兽,把王安石看成乱臣贼子。她俩哭哭啼啼,说天下被变法搞乱了,请求宋神宗罢黜王安石。
王安石则竭力为新法辩护,请求宋神宗不要相信迷信说法,但宋神宗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争论上没了主见。
王安石在政治上的真正敌人倒不是来自保守派,而是来自他亲手培植起来的改革派内部。当他全力推行新法的时候,政敌纷纷利用自然灾害攻击他,而王安石从前的门生吕惠卿,为了扳倒王安石自己爬上高位,竟然企图诬陷王安石参与谋反。
诬陷失败后,吕惠卿偷出王安石的私人信件交给了皇帝,有几封信里面有伤害宋神宗感情的字句,虽然仅仅是感情上的伤害而已,那时这可以算是欺君之罪了。王安石刚刚痛失爱子,再加上如此打击,他感到心灰意冷,知道已经无力再推动改革的进行,于是请求辞官归隐,这次他的政治生命从此永远结束了。
清正廉明的职场作风王安石为官清廉,是朝野上下公认的。邵州武冈知县郭祥正,此公擅长拍马溜须之术,他写奏折上疏朝廷,建议皇帝:“在改革上都听王安石的,对于朝廷的官员,如果谁的观点和王安石不同,并与王安石的做法形成抵触的,不管他是谁,官衔有多大,都要统统废黜,以免阻碍变法的推行。”
宋神宗看到这篇文章,感觉内容写得不错,虽然观点有些偏激,仍是相当雄辩有力的,于是他就问王安石:“你认识郭祥正这个人吗?”
王安石回答道:“不太熟悉,过去在江东的时候见过他。据我所知,这个人很会巴结人,颇有纵横家的才能,善于察言观色行事,但心术不正,万万不可重用。”
郭祥正很受伤。本来在这个时候,郭祥正刚刚晋升,他听到王安石说这种话,立刻识趣地辞官回家了。
按说既然郭祥正能说出这种话,相信他是真心支持变法的,但由于没把握好度的问题,引起王安石的反感和怀疑,但王安石为官清廉至此,确实难得。熙宁八年,王安石重新回到宰相的位置上,但情况仍然不容乐观,保守派成员大都被清除出去了,改革派得势后却自乱阵脚,内部分裂严重,导致新政推行工作难以展开,以至于很多人请求辞职。
这时候,有个叫练亨甫的人,对中丞邓绾说:“你怎么不对皇帝说,用特殊礼遇来挽留丞相呢?把丞相没官职的亲朋都授予官职,有官职的子侄都提拔为高官,再在京城赐予丞相宅第田邸,丞相辞职的要求自然就会打消了。”
这个政治上不成熟的邓绾,竟然听信了练亨甫的话,在上朝时把上面的话对皇帝说了。宋神宗听到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不知邓绾是不是受到王安石指示,只是点了点头,表示听明白了。
一天,王安石拜访宋神宗。宋神宗握住他的双手说:“安石同志,只要你能留下,你的要求我都答应,只是还没有物色到合适的房子给你。”
王安石听了大吃一惊,感觉弦外有音、话中有话,于是急忙问:“我何时有这个要求?”神宗把事情原委说给他,王安石就主动请缨查办此事,立即撤了邓绾和练亨甫的职位。
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王安石生活非常俭朴,在朝廷很难找出第二个,他对自己的衣装和日常小节并不注意,其兴致和精神全都用于思考和读书了。据载,他常不梳洗就出门会客,甚至吃了鱼食也不知道,在追求虚荣和浮华的官场可谓独一无二。
王安石做宰相近十年,却身无余财,退休之后回到金陵城,他在东门外修建了几间房屋,配套设施非常简陋,甚至连围墙都没有,仅能够遮风避雨而已。
房屋地处偏僻地,周围没有多少人家,其实就是荒郊野外,王安石是个有情趣的人,他种植了不少花木,将洼地略加整治为池塘,使荒野茅屋成为质朴的美丽田园。神宗皇帝知道他家贫,在他退休后多次派人送钱给他,他都把钱捐给了社会。他平生无别的嗜好,唯好读书,往往通宵达旦、废寝忘食。
王安石退休之后,生活回归自然状态,开始他还骑神宗皇帝所赐的御马,后来马得病死了,他便改骑驴子,侍从怕他不安全,劝说坐人抬的轿子,他则不以为然地说:“古代的王公即使再不人道,也不会让人做原本牲口做的事儿。”他认为人不是牲口,不可以让人抬着自己赶路。他或坐在松石之下赋诗,或在田野农家交谈,随身带着自家的面饼,饿了就拿出来咬几口,如果有百姓留他吃饭,他也很乐意接受。毫不夸张地说,在历代的改革家中,王安石是最清心寡欲的,几乎找不到污点。
诗词史上的推敲佳话王安石还是著名的文学家,作为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他领导了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他不但留有脍炙人口的诗词佳作,还在诗词史留下一段佳话呢!
1069年,也就是熙宁二年,且说王安石当上宰相后,一心一意推进改革,倾尽全力推动新法运动,遭到大地主、大官僚的强烈抵制,宋神宗为了安抚保守派,不得已就撤了王安石的官职。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既然已经不是宰相了,无事可做了,王安石就觉得无聊,决意回南京去看看妻儿。
第二年春天,王安石由汴京直下扬州,在扬州转乘西上江宁,即今天的江苏南京。他是从中原地区过来的,此时中原地区的绿色尚未普及,树木新芽只是预示春天的生机。而南方地区就不同了,绿色成为大地的主色调。
途中路过京口,即今天的江苏镇江,到了隔江相望的瓜洲,即今天的江苏邗江附近时,天已经黑了,船靠了码头,不再走了。
王安石站立在船头上,放眼向西望去,但见江面上波光涌动,青山隐隐,一轮皓月悬挂当空,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于是诗兴大发,他走进船舶,拿出纸笔,成竹在胸,写了首诗,这首诗名字叫《船泊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到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写完后,王安石没收笔,因为他觉得尚不完美,琢磨了一番后,把目光落在“春风又到江南岸”的“到”字,这里用得不够生动。
接下来,王安石绞尽脑汁,想了很多个替代的字,都不够好,后来联想到白天他看到的大片大片的绿色,“绿”不正是自己要找的那个字吗?遂把原诗中“春风又到江南岸”一句,改为“春风又绿江南岸”。于是,“绿”成为全诗的诗眼,一个字令一首诗变得鲜活起来。
王安石和苏东坡王安石和苏东坡都是活跃在北宋政坛的人物,更都是文坛上交相辉映的两颗璀璨星辰。因为政见不合,王安石是激进的改革派,而苏东坡是反对激进变革的。与其称之为反对改革的保守派,不如称之为支持有限改革的稳健派。这里不说两个人的对错,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两个人都对彼此抱有成见,连向来浪漫的诗坛也被牵连进去。
有一天,时任礼部尚书的苏东坡去找王安石,王安石不在,苏东坡就径直走进后者的书房,书房名字叫乌斋,苏东坡看见乌斋台桌的白纸上写有两句尚未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
苏东坡瞧了又瞧,看了又看,好生诧异,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黄狗怎么会在花心卧呢?深感不妥,于是大笔一挥,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
王安石回来后,看到自己的诗被轻率篡改,就把苏东坡贬到合浦去了。
苏东坡到合浦后,有天很偶然地看见一群小孩子围着一堆花丛,嘴里嚷嚷道:“黄狗罗罗,黑狗罗罗,快出来呀!罗罗罗,罗罗罗。”苏东坡出于好奇心,走过去问喊什么,对方回答说,我们叫虫子快点出来,好捉它玩。
苏东坡凑近花丛,果然看见几条黄色和黑色的、芝麻粒大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从小孩的嘴里得知它们的名字叫“黄狗虫”和“黑狗虫”。苏东坡离开花丛,来到一棵大树下,听到树上一阵清脆的鸟叫声,问路人是什么鸟,路人回答道:“这叫明月鸟。”
苏轼恍然大悟,知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
这是文坛上广泛流传的故事,是真是假已经无从追寻了。有些人信以为真,并据此评价说,王安石身为宰相,气量心胸未免也太狭小啦,他知道某个地方的风俗人情,别人却未必知道,他不应该因苏东坡错改了两句诗,而小题大做把他打进牢狱,进而又随便发配荒芜之地,这种手腕何其卑鄙!其实,客观来说,王安石与苏东坡之间的恩怨,乃是出于内心根深蒂固的政见的不同,而绝非出自诗词等表面文章。
遭遇落井下石1086年,宋神宗已经死了,高太后辅佐幼子临朝听政,司马光出任宰相之职。且说王安石当初任宰相时,所提出的每件改革措施,没有哪件司马光不反对,只是苦于王安石有皇帝撑腰,他也无可奈何,最后干脆辞去朝廷职务,离开京城返回洛阳城,表示不愿再过问政事,关起门专心研究历史。
高太后掌握实权后,把司马光召回朝廷,这时他已经是又老又病了。但是,他对变法的抵触情绪仍然很强烈,恨不得把王安石的政策连根拔除。有人劝阻他说,神宗皇帝刚刚去世,马上把他的政治措施废掉,好像不大合适吧!
司马光气喘吁吁地说:“先帝创立的法度,好的自然不要去改动,而像王安石搞的那套,却是坑害人们的事,为什么不能改动?知错就改才是好同志嘛!再说,现在高太后执政,高太后是神宗的母亲,做母亲的改动儿子的制度,有什么不可以呢?”让人无语。就这样,他不顾许多官员的反对,在极短时间内把王安石的新法统统废除了。
政局的动荡,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听到所有新法都被废除的消息不久就非常郁闷地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