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新传》作者：李一冰
上一节，我们讲述了苏轼受太后恩泽，予以重用，但是在京四年，却身心交瘁，他请辞外放，受恩典重回杭州。但是苏轼却并没有逃离政治纠纷，在人生的后半程，他遭受的磨难反而越来越多。那么，在这一节，就让我们走进苏轼人生的后半程。
风云突变
苏轼在地方没待太久，就被召唤回朝。朝中局势紧张，大权被部分大臣把持，眼看就要把皇权架空，所以高太后需要一个公忠体国、忠诚可信的苏轼，遏制朝中党羽势力。苏轼请辞不得，只好再度回京。
然而，短短离开两年，朝廷的局面，已经完全不同了。司马光离世后，职业官僚当道，这些人心中没有什么君臣国家，只有功名利禄。如果谁挡了他们的前途，他们就会群起攻之，与之拼命。这些党羽已成，羽翼已丰。苏轼一到京城，就成为攻击的猎物，高太后也难以保全。所以苏轼到京三个月后，就再度离京外放。
转眼间，哲宗已从十岁的小孩长成了十八岁的青年。伴随着皇帝大婚，哲宗亲政的时间一点点接近，苏轼再度被召还回京。此时的苏轼已经是五十七岁的老人了，心态和身体都不再年轻，心中想得只有一件事，那就是退休。他几次请辞，朝廷不但不许，还让他身兼两学士，推辞不得，苏轼只能“赶鸭子上架”，于花甲之年再度入京。作为帝王师，他依旧负责哲宗的教育。但相别了四五年，苏轼发现眼前的哲宗已经完全不认识了。
他叛逆、偏激、冷漠、乖戾，对高太后起用的大臣尤为不信任。这些年，哲宗像个傀儡皇帝一样，被高太后和大臣们忽视，大家都认为他是个不足论事的孩子，不让他参与任何实际政务也就罢了，连哲宗主动问起的政务问题，大臣们也敷衍应对。这让皇帝心中非常不满。他早已不是孩子了，但满朝文武没有人真正尊重他，大家都当他是有名无实的皇帝，这让哲宗很是委屈。
而就在此时，一帮在高太后手底下不受重视的小人趁机钻营，挑拨太后与哲宗的关系，诬陷高太后当初想要立自己的儿子，是他们全力劝谏，才保哲宗即位。一时间，谣言四起，哲宗本就对高太后把持朝政十分不满，听此谣言，与高太后的隔阂变得更深了。不仅如此，任何一个高太后提拔的大臣，他都从心底上感到厌恶，老师苏轼也不例外。
哲宗的报复
等到高太后终于寿终正寝，哲宗的报复便开始了。整个朝堂都感受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朝廷内外，阴云密布，一场大的变故正黑云压境。失意多年的新政派，包围了青年皇帝，他们个个摩拳擦掌，等待着重登政坛。旧臣都知道王朝的大厦将倾，可没有一个人能阻止这场变故，身为帝王师的苏轼也无可奈何。他只能一声不吭，坐等命运的支配。可叹这位年近六十的老人，本可以退休还乡，安享晚年，却因神宗和高太后的君恩浩荡，被迫在晚年卷入这场政坛变革。
哲宗亲政后，内心充满了积怨，他要报复被祖母高太后压制的憋屈，要报复被大臣们漠视的仇恨；而卷土重来的新政派，则要报复多年来被排挤在外的怨愤。仇恨和政治权力两相结合，便发展成为种种非理性的恐怖行为。在当时，弟弟苏辙已经被他们用尽手段罢免了官职。苏轼明白，他将是下一个靶子。但经历了无数世事后，苏轼已经看开了这一切，既然是无可避免的命运，那不如坦然面对。于是，他和同僚们饮酒、作诗、听歌、言笑，用乐观的心境，迎接下一次的灾难。
灾难如期而至，还是文字狱那一套手段，只是这一次，没有了神宗的英明决断，而是换上了哲宗的深深成见。苏轼再度被贬，贬至英州，也就是今天的广东英德。
然而，当权派觉得这惩罚还不够重，在苏轼赶赴的路途中，接连两次对他进行诬告诋毁，十余天内，朝廷三改政策。他们将苏轼的官职一降再降，贬谪地也从英州变到了更远的惠州。
不管是英州还是惠州，都属于宋朝人口中的岭外。此岭位于江西和广东的交界地，是宋代区分中原文明和南国蛮荒的分界线。那个时代，人们对岭外的生活还很陌生，认为那里是荒蛮之地。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祖训，所以贬谪到岭外，就是对大臣们最重的惩罚了。不过，虽然有这样的惩罚制度，但建国以来，皇帝们并不轻易使用如此重的惩罚，所以也从未有大臣被贬谪至此。
谁曾想，第一个被贬到岭外的，竟然是皇帝一向敬重的老师。要知道，此时苏轼已经五十九岁了，将一个老人贬值到这蛮荒之地，仅仅是走过去，都要耗费大半年的时光，何况那里的气候十分湿热，和中原大不相同，如果水土不服，很可能有性命之忧。这实在是一个太重的惩罚了。
惠州生活
不过，苏轼本人倒是早已看开，英州、惠州又有什么区别呢。只是这次万里投荒，苏轼实在不想连累家人，坚决主张独自一人前往，但家人却放心不下，最后决定，由三子苏过与父亲同去，妾室朝云也不肯在患难之际舍弃家主，要求前去照顾饮食起居，这让苏轼大为感动。
虽然是贬谪，但苏轼是经历过忧患的人，早已在精神上超脱了。所以一路上，他并没有表现得凄凄惨惨，反而拜会朋友，游览名胜，活生生把被贬变成了旅游。而且每到一地，苏轼都有诗作，儿子苏过也和父亲作诗应和，让老父亲倍感欣慰。
到达惠州后，当地人给予苏轼很高的礼遇。他们并不在乎苏轼在朝廷中犯了什么罪，他们热情地与苏轼打招呼，热情欢迎他的到来。这次被贬，苏轼也没有了黄州时的苦闷焦灼，他已完全看透人生，所以心境十分平和。他在惠州四处闲逛，吟诗作赋，好不容易给弟弟写封信，里面描述的却是惠州羊蝎子的美味。
最让人感动的是，苏轼当时虽然没官没钱没权，还时刻遭到朝廷党政者的刁难，但他依旧力所能及地做着帮助别人的事，在给予中收获快乐。比如，他看到江边郊野有死人枯骨，无人掩埋，便找机会与太守商议，筹措经费，建造一片墓地，安放枯骨。
他还积极推行进步的农具，为此写文章寄给所有认识的官吏。看到惠州的竹浮桥不牢固，他就发动有能力的官员，建起两座坚固的桥，为了筹钱，他把昔日朝服上的犀带也捐了出来，还写信向弟媳劝捐，真正做到了舍己为人。在两桥建成时，当地百姓欢欣鼓舞，连喝了三天的酒用以庆祝。
看到广东百姓喝的水都是盐苦水，不但味道不好，春夏还容易生病，苏轼又开始操心供水之事，实地考察，提出方案，最终政府接纳了他的建议，为民众引来泉水。他还研究药方，为当地民众医治瘴毒。没有药，他就自己种植草药，免费施药。做了这么多事，苏轼还跟朋友感慨：“老了，不中用了。”
除了帮助别人，苏轼的精神生活也十分充实。他自己学酿酒，自己研究食谱，把官宦人家不要的羊脊骨做成美味佳肴。自己种蔬菜，半夜听到雨声，他便欣喜万分，想着我的菜要长得更大了。吃了口荔枝，就乐不思蜀，不辞长作岭南人了。他还用不多的积蓄，造了两间小屋。虽然当时苏轼的经济状况已经很窘迫，但一砖一瓦，一花一木，仍是十分用心。有了这间房子，苏家人都搬到了惠州，一家人欢声笑语，打算在此安家终老。
再贬海南
只是没有想到，朝中的当权者担心苏轼会卷土重来，毕竟他是哲宗老师，万一哲宗有一天幡然悔悟，迎回苏轼，那对于当权者就是莫大的灾难。于是他们从中作梗，将苏轼贬谪到最南端的海南儋州。海南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这对于一个已经六十多岁老人来说，分明就是要命。苏轼知道此行凶多吉少，据说他是带着一口空棺过的海。
在海南，苏轼语言不通，往来无友，住的房子天天漏水，屋子里东躲西避，才能不被打湿。就是这样的破屋，最后也因为是官舍，将父子二人驱赶出来，他们无地可住，只能在椰子树下睡了几天。虽然看起来很惨，但苏轼躺在椰子树下，依旧怡然自得。后来他们造了一间新屋，才解决了住宿问题。岛上没有肉吃，没有澡洗，连米面也没有，苏轼父子每天只能吃芋头。有一年岛上大旱，父子俩吞吸阳光，靠意念战胜饥饿。后来实在不行了，就开始种菜。
岛上生活也很无聊，刚来时，苏轼每天就看儿子和朋友下棋，他虽然不会下棋，却从这种对弈中，悟出了“赢了固然欣欣然，输了也很可以欢喜”的道理。后来，他和儿子开始抄书、写作、造墨，把艰难的日子过得生机盎然。
本以为会终老海南，没想到，哲宗突然病逝，弟弟徽宗即位，因皇长子出生，大赦天下，苏轼因此得以离开儋州，但海南实在太过遥远，归乡路上，苏轼不幸染疾，病逝途中，享年六十六岁。
文学的东坡与历史的苏轼
好，讲到这里，关于《苏东坡新传》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们就介绍地差不多了。下面，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很多人认识苏轼，是从他的诗词文章开始的。“文学的东坡”总是那么的逍遥、旷达、睿智和自在，以至于我们很多人都认为，苏东坡的一生，是顺遂平安的。直到我们在《苏东坡新传》中看到“历史的苏轼”，我们才知道，他的少年是那么的勤奋，青年是那么的辉煌，壮年是那么的惶恐，中年是那么的无奈，晚年是那么的飘零。
这本书里的苏东坡，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天才少年，不再是世人皆爱的天之骄子，他是狱中受辱、狼狈至极的苏东坡，是虎口余生、内心战栗的苏东坡，是饥肠辘辘、为三餐担忧的苏东坡，是躬耕田地、种菜种花的苏东坡，是仕途坎坷、一贬再贬的苏东坡，是被人记恨、甚至性命堪忧的苏东坡。
读罢这本书，我们才知道，苏东坡的豁达，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天性，而是与命运抗争之后的勇敢抉择。这样的苏东坡，让人心生怜爱、更让人肃然起敬。
每个时代，每一个人，都能从他这面大镜子里，发现同样的感情，同样的理解，同样的诗情画意，只是我们说不出的那些情绪，他替我们说了出来，我们解不开的哀愁，他替我们解开了。
相信每一个人，都能从苏东坡的艺术里，重新感受人生。而苏东坡也在后人的品读里，一遍遍，重新活过。就像苏东坡所体悟到的，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人生和命运，但至少，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心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