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工出洋的美术作品
鸦片战争前，由于当时中国人口的增长，清廷的腐败，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日益贫困。因此，沿海地区的很多百姓为了生计，不得不背井离乡，选择到海外去当华工。由于清政府对于海外华工没有丝毫的保护措施，所以，华工们倍受虐待，处境悲惨。林则徐在奏折中曾经提到：广东夷船回国，往往诱骗无业贫民“带至该国，则令开山种树，或做粗活”，并揭露船主待华工如牲畜，“当其在船之时，皆以木盆盛饭，呼此等搭船华民，一同就食。其呼声与内地呼猪相似，故人目此船为买猪崽”
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出海做工的华人更多了。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华工的总人数已经达到了四五十万人的规模。而海外华工遭受苛虐残害的消息也不断传来。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要求清政府对于华工给予保护，李鸿章就是其中之一。
在他的推动下，清朝在日本首先设立了第一处驻外领事馆，因为当时中国人在日本的数量很多。同时，李鸿章也主张严厉打击诱拐华工出洋的人贩子。在他自己管理的直隶地界就曾经多次处决过这类犯罪分子。
秘鲁于1821年独立，当时人口只有二百多万。由于沿海的鸟粪急需人力挖掘（鸟粪是含磷量极高的肥料），同时农业也需要大量人手，所以秘鲁就打起了华工的主意。秘鲁国会通过了关于引进华工的决议，通过各种卑劣手段，秘鲁将大量华工引入国内。到1875年，数量已达11万人左右，占海外华工总人数的将近四分之一。
华工开采鸟粪
华工在秘鲁遭到的残酷苛虐，也是最为惨重的。华工在出国前，被关闭在猪仔馆待船押运。一八五五年容闳由美归国时，就亲睹惨状。他“甫抵澳门，第一遇见之事，即为无数华人以辫相连，结成一串牵往囚室，其一种奴隶牛马之惨状，及今思之，犹为酸鼻”(容闳：《西学东渐记》)。华工上船后在长达一百余天的海上航行中，由于饮食不足，空气污浊，备受凌虐，不少人在途中病死、打死，或饥渴而死，这种苦力船被称为“海上浮动地狱”。到达秘鲁口岸，华工又被投入另一座人间地狱。在钦察群岛上采掘鸟粪的华工，每人每天必须完成六到八吨定额，他们在高温酷热、臭气熏天的粪场上，半裸身躯干活，甚至跪着劳动，稍有疏忽，即被毒打。“挨打的人受到最初的六至十二鞭之后，就已气息全无，连呻吟都听不见了。”
在田间耕作的华工，则是在“种植园主拥有皮鞭、镣铐、枷具和监狱”的情况下，提心吊胆进行劳动，有的带着几十斤重的脚镣干活。晚上还被锁在寮棚内，“用铁环桎其手于木榻边柱之上，转侧皆难”，以防逃走。非人的待遇和迫害，造成华工大量死亡。
一八七二年五月下旬，一只载有２３７名华工的苦力船“玛耶西”号由澳门开出，途中遇风船坏，于七月十日驶入日本横滨停泊修理。当时有一名华工不堪苛辱跳水逃生，为英船“艾恩·杜克”号水手捞起交给日本当局，后又送回“玛耶西”号船上，该华工立即遭到船长埃雷拉的凶恶鞭笞，其他几个企图逃逸的华工也被毒打，有的还被割去辫子。事后，日本当局派人上船调查，认为埃雷拉“对待苦力的行为已构成一种罪行”，而这种“罪行是在日本主权范围内犯下的”。因而将“玛耶西”号扣留，并由神奈川县法院判决埃雷拉务必立即离境，船上华工全部登岸暂由日本收管。
事情传到国内，李鸿章力主派员到日本解决此事。后来，南洋大臣何璟出使日本，将华工们全都接回到了国内。
这件事也促使李鸿章开始了解秘鲁华工的惨状，并且对他即将与秘鲁方面展开的谈判起到了重要作用。
1873年，秘鲁派出特命全权大使葛尔西耶出访东亚，与东亚诸国签订通商条约，其目的主要还是在于获得东亚国家丰富的劳动力。
葛尔西耶首先到达日本，与日本签订了条约（日本当时也有大量移民前往南美洲谋生）。随即，1873年10月，葛尔西耶来到了中国，开始与李鸿章谈判。
李鸿章认为秘鲁长期在中国东南沿海拐骗华工，为害极大，以前是未立约之国，无可约束，现在要求订约，不妨借此机会与其“严订招工章程”，也不失为是一个限制约束的办法。当然他也看到秘鲁刚与日本签订条约，气焰嚣张，况且有英美驻京公使充当后台，此次中秘谈判，“必有一番饶舌”。但李鸿章并没有见难而退，他准备在秘使来华后，根据秘鲁华工受虐事实，“竭力开导”，“断不肯于接见该使时稍涉游移”。
1873年10月，李鸿章与葛尔西耶在天津开始了第一次谈判。这场谈判从十月到第二年六月共进行了约八个月。一开始，葛尔西耶自以为有英美等国驻京公使的支持，有恃无恐，摆出一付盛气凌人的架势，但李鸿章并不胆怯馁退。在十月二十四日的首次谈判中，尽管葛尔西耶矢口否认秘鲁虐待华工，又说秘鲁政府已制订改善华工待遇的章程，所谓凌虐一事，纯属造谣。李鸿章当即予以驳斥，指出秘鲁拐运和辱迫华工的事实，多年来“叠经控发有案”，早已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一八六九年和一八七一年秘鲁受害华工的控告公禀，就是很好的证据。他还明确告诉葛尔西耶：要同中国签订条约，必以无条件遣送被拐运去的十万华工，并声明今后不准来华招工为前提，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商议订约。葛尔西耶听了这番话，一时“语塞”。他看到李鸿章态度强硬，毫无松动之意，便对李鸿章说，在日本只花了七个月就办好订约手续，言外之意是要李鸿章也同日本一样尽快签约了事。李鸿章立即将他顶了回去，“汝来中国即耽搁三年，恐仍议约不成”，因为中国被秘鲁“拐去华人十余万之多…交涉三年如何说得清楚”。葛尔西耶没料到李鸿章如此回答，深感“愕然”，然而也无可奈何。
开头这两次谈判，双方互不让步，毫无结果。随后，双方又进行了几次接触，争辩十分激烈。葛尔西耶一味“渎求议约”，拒绝送回华工，也不同意李鸿章提出的先订立保护华工章程，由中国派员赴秘调查，然后再议订约的积极建议。他扬言不准立约，就要决裂回国，甚至气势汹汹对李鸿章说，华工在秘“保护与不保护，全系立约与不立约，欲得一言，以定行止”。不管葛尔西耶如何恫吓威胁，李鸿章依然坚持前见，绝不退让。在长达两个月的谈判中，葛尔西耶费尽唇舌，毫无进展。为了进一步求助于各国公使，摆脱困难局面，葛尔西耶于十二月中旬由津去京，中秘谈判第一阶段便以葛尔西耶一无所获宣告结束。
居京期间，葛尔西耶再次向总理衙门试探在京商办议约，以免同李鸿章发生更大的争执，但得到的答复是仍需回天津与老对手会谈解决。在葛尔西耶离津时，李鸿章就对他说：“若有公事只可明春回津。”因此，尽管葛尔西耶十分焦急，李鸿章还是“迟迟不安排与他会谈”。葛尔西耶在北京度过寒冬后，只好于一八七四年五月又回到天津，重新同李鸿章举行谈判。
谈判重启后，李鸿章就重大问题反复多次同葛尔西耶“逐层辩论”、“再三驳改”，终于就保护华工问题同秘鲁议订了查办章程草案。双方在一八七四年六月二十六日签订了保护华工的《中秘查办华工专条》和《中秘友好通商条约》十九款。
专条关于华工做出如下规定：中国可以派员前往秘鲁查办华工状况；华工在秘鲁得以享受寄寓该国外国侨民一切利益；华工受雇主虐待，可向地方官控告，一直可上诉到高等法院；秘鲁政府负有保护华工和督促雇主履行同华工签订的合同的责任，合同期满应出资遣送华工回国。在通商条约中，除了互派使节，两国居民在对方国内享有同等利益和权利等条款外，也对华工问题作了一些规定：一是两国人民可以自愿往来居住，但“别有招致之法，均非所准”；二是不准在澳门及各口岸诱骗中国人运载出洋，“违者其人照本国例从严惩治，至所载之船一并按例罚办”。
以上这些规定，虽然没有从根本上阻止秘鲁从中国获取华工，而华工在秘鲁的苦难处境也未能得到真正改善，然而，通过这两个条约，毕竟使华工取得一些权利，并在法律上得到应有的保障，特别是雇主将华工当作奴隶对待的现象基本消除。从此，清政府得以派员赴秘了解和保护华工，华工的雇主则必须在秘鲁政府监督下履行劳工契约，华工遭到苛待可以上告，并在契约合同期满后，由雇主或秘鲁政府资送回国。特别是不准许别有招工之法和禁止在澳门招工的条款尤为重要。为了争得这个规定，李鸿章同葛尔西耶“反复争论，几乎舌敝唇焦至往复数十次”，最后葛尔西耶才“勉强遵允”。李鸿章之所以始终坚持这一条，是为了杜绝华工被拐出洋，沦为奴隶，终身受害。同时，通过对秘鲁的严禁，也可以促使其他国家的拐运华工活动有所收敛。总之，中秘条约特别是查办华工专条有关华工禁运、保护以及善后处理等问题的详细具体规定，是前此中外签订各个条约中罕见的。李鸿章在订约过程中竭力维护华工利益和积极力争的态度，是应予肯定的。《中秘查办华工专条》也是中国历史第一个保护华侨的对外条约。
今天秘鲁的唐人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