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26年，乐安城外，一向高傲的汉王朱高煦，谋反失败，出城投降。此刻的他伏在地上，被一位御史骂的浑身战栗，不敢抬头。

这位御史也因此一骂成名，自此进入明宣宗的视野，开始在仕途上有所展现。更让当时在场的很多人想不到的是，二十三年以后，这个御史出身的文官，会成为挽救大明帝国的关键人物，重新为大明续上一百多年国祚。

此人就是于谦，一个非常著名且非常悲剧的人物。

于谦（1398年5月13日－1457年2月16日）

这件事过去以后，明宣宗钦点于谦为巡按御史，负责巡按江西。

按照大明的官制体系，巡按御史属于京官，工作地点在地方，这个岗位虽然等级比较低，权力却非常大。

相当于朝廷常驻地方特派员，任何地方的工作问题，巡按御史都有权向朝廷启动弹劾机制。

于谦在江西四年，工作出色，文献记载：平反数百起冤案。

这是一个细思极恐的问题。我们可以这么看，于谦并非是专门派过去处置冤案的，所以处置上百起冤案，纯粹是他的工作能力出色的结果，是他平时工作中的意外成果。

也就是说，能否发现冤案，是一个概率上的问题，既然是概率上的问题，那就说明冤案，不会只发生在江西。

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在彼时的大明朝，这是一个普遍性存在的问题。只不过，江西有于谦，所以这个上百起冤案，才能被查出来。

遗憾的是，在明史的记载中，当时的明朝各地，只有这么江西取得了这样一个“成就”。

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于谦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他不会装聋作哑，也不会尸位素餐，更不会草菅人命。

在大明朝的历史上，这样的人物实在不多，甚至是稀少，而且站在上帝视角，我们会看到，他们的结局惊人的相似。

四年以后，巡抚制度开始试点运行，作为一名出色的巡按御史，于谦再次被明宣宗点名，巡抚河南、山西。

这是他第一次主政地方，而且一管就是两个省。

于谦接受了这次考验，这份工作他一共干了十九年，在任期间，他轻装骑马，探访各地风土人情，跟乡老会谈，几乎走遍了辖区内的每个地区，并且尽其所能的解决了他所发现的问题。

鉴于篇幅的问题，关于他工作的细节我们就在赘述。

我们要说的，是这十九年背后的故事。

公元1435年，明宣宗去世，他那九岁的儿子朱祁镇继承皇位，成为帝国的掌控者。

明英宗虽然年幼，但明宣宗在去世前，已经为他搭建了强大的辅政团队，前台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辅政，幕后有老祖母张太后支持。

所以小皇帝即不用操心朝政，也不用担心大权旁落。

朱祁镇（1427—1464），即明英宗

然而1442年以后，形势开始发生了剧变。

这一年，被称为“女中人杰”的张太后去世，随后的四年里，三杨也先后离世，小皇帝终于失去了约束，大小事务开始交给宦官王振打理。

大明朝第一个宦官专权时代就此来临。

这就意味着，于谦的工作，不太好开展了。

在嘉靖之前，巡抚是一份临时性的工作，有事设置，事毕撤销，而于谦之所以能够巡抚山西、河南，并且一干就是十九年，主要是两个原因。

一则是因为他工作出色，深得地方民心，以至于他被王振打压，打算明升暗降，调任京官的时候，被地方民众上书挽留，甚至连当时的藩王周王、晋王也上书要求于谦留任。

第二个原因，则是因为他为人过于清廉，丝毫不动得变通。

按照当时不成文的官场惯例，地方官凡是到京师汇报工作，都会给王振带点伴手礼以表敬意，一百两白银是基本要求，如果是一千两，则可以获得跟王振本人共进晚餐的机会，醉饱而归。

于谦对此不屑一顾，或者说，根本没钱。

于是他就得罪了王振，毕竟，给领导送礼的，领导未必记得住，但没有送礼的，领导一定印象深刻。

很快，就有好事者弹劾于谦，说此人常年驻外地工作，多年不得升迁，心有不满，居然趁着入朝的机会推荐他人，以从中渔利。

被于谦推荐的这俩人，一个叫孙原贞，时任河南右参政，一个叫王来，时任山西左参政。两人为官清廉，执法公正，跟于谦完全属于一个频道里的人。

这里边尤其要介绍一下的是王来。此人早年受杨士奇推荐，出任山西左参政，相当于布政使的副手。其工作能力不能说出色，也可以称得上懒政克星。

因为文献记载，被他杖毙的不作为的县令，前后达到十多人！

于谦被弹劾以后，火速入狱，并且火速被判处死刑，然后坐等秋后问斩，效率高的离谱。

这也说明，当时的朝中，实在是无人可用，无人可以仗义执言了。

最终挽救于谦的，还是他多年主政的河南、山西。

当地百姓听说他入狱即将问斩，群民共愤，纷纷联名上书，为于谦鸣不平。

我翻了翻明史，这种事在大明朝，还是第一次出现。

于是朝廷御史、言官也纷纷上书为于谦求情。就连藩王也为他求情。

舆论影响很大，王振也难以平息。

事情的最终结果很滑稽，王振表示，案件判决没问题，但人抓错了。

此于谦，非彼于谦。有罪的是另一个叫同样名字的于谦，不是我们的巡抚于谦。

于是，于谦被放出，后来又在百姓的呼声中官复原职，回到河南担任巡抚，他跟王振的人生第一次正面冲突就此结束。

当然也是唯一的一次冲突。

因为，1449年，瓦剌部在也先的带领下进犯，怂恿明英宗亲征的王振，在土木堡之变中，死于乱军之中。

此时的于谦，刚刚在上一年结束了他的巡抚工作，调任兵部左侍郎（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

关于土木堡之变以及后来的京师保卫战，在这里就不在赘述，我们要说讲的是另一个故事。

历史的走向就是这么的离谱。

如果没有瓦剌的入侵，明英宗起码要稳稳在位十五年，而王振——如果他身体没什么大问题的话，极有可能要专权对应的时间。

如果是这样，于谦也就没有那次力挽狂澜的机会，也就不会走到历史的前台，建功立业，成为后世敬仰的楷模。

当然，尽管仕途上会有所延缓，甚至很可能因为得罪王振而被贬官，但至少，不是后来的那种结局。

瓦剌入侵，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产生了一系列蝴蝶效应：明英宗御驾亲征，二十余万明军精锐在土木堡全军覆没，皇帝被俘，两个尚书，一个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三个侍郎，以及一众文武官员五十多人全部丧生。

整个朝廷，突然空出了一半的岗位，包括上边那个皇帝宝座。

不仅如此。

一些人也迎来了他们命运的转折。

石亨，大同守将，在大同之战被瓦剌击溃，单枪匹马跑回京师，被于谦推荐，参与京师保卫战。

徐珵，翰林院侍讲，一个五品的小官，在土木堡之变传到朝廷时，力主南迁，被于谦等人劈头盖脸一顿骂。

注意，他是当时唯一的一个站出来表示要南迁的人。

所以，在京师保卫战胜利以后，力主南迁，也成为这哥们多年的人生污点。

不仅如此，连代替明英宗临时即位的明代宗也记住了他。

几年以后，于谦推荐他做国子监祭酒，明代宗表示：这不就是那个主张南迁的家伙吗？让他做国子祭酒，别给监生们带坏了。

徐珵没辙，后来经户部尚书陈循点拨，改名徐有贞。

搞笑的是，明代宗显然只记住了徐珵这个名字，所以徐珵改名徐有贞以后，果然突破仕途瓶颈，被派去治理黄河，后来治理有功，回来一路晋升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另一个人物叫曹吉祥，此人确实比较吉祥，因为他曾经是宦官王振的同党，但是在土木堡之变发生，王振同党被清算以后他，他居然被遗漏了。

大明朝有宦官监军的惯例，曹吉祥也不例外，但是别人去外地监军都是为了敛财，此人不仅敛财，还注意在工作中搜集武器，从军队中挑选精壮，养为家兵。

这个习惯在日后差点提前送走了明英宗，我们这里先埋个伏笔，下文单独讲。

之所以单独拎出来这三个人，是因为在八年以后，这三个人怀着共同的目的，发动了一场旨在改朝换代且影响深远的政变，这就是夺门之变。

在夺门之变中，被软禁在南宫的明英宗复出即位，病重的明代宗一个月后撒手人寰。

对很多人而言，这件事并没有动摇他们在朝中的根基，只不过是换了一个皇帝，多了三个权臣，但对于于谦本人而言，这是一场灾难性的事件。

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是当初力主拒绝跟瓦剌谈判，并主张拥立明代宗即位的主战派，毕竟，拥立明代宗，不仅是朝中大臣们的一致决定，同时也得到了孙太后的支持。

最大的原因，还是我们文中前半部提到的， 于谦个人的性格问题。

江西那么多冤案，难道只有你于谦一个人眼睛不瞎？

大家都坚持给王振送礼，为何你要标新立异、剑走偏锋？

尤其是这里还有一个细节。

徐有贞在改名之前，曾经通过于谦的门生向其谋官，而于谦居然真的不避嫌的向明代宗举荐，最后还是因为明代宗记起此人当初力主南迁，才给与拒绝，也许，徐有贞真的有他的某种才能，才让我们的于大人不计前嫌，为其引路。

然而，这件事的结果居然适得其反，因明代宗拒绝，于谦也懒得解释，徐有贞居然就此认为，是于谦从中作梗，并从此忌恨上了于谦。

与此时对应的是，瓦剌退军以后，一众有功人员都得到了封赏，其中，石亨不仅封侯，其家人子弟也跟着多有提拔。石亨眼见大家都得到了好处，挺过意不去，于是向明代宗推荐于谦的儿子为官。

按说这个要求并不太过分，毕竟这属于当时的常规操作，明代宗也是欣然同意。

然而谦居然主动上书，表示自己的儿子没啥才能，不敢滥领功劳，还是不要做官的好。

明代宗没啥意见，但石亨却从此心怀不满。

原因很简单，你自家儿子不敢滥领功劳，那我们这些人怎么定性？

至于曹吉祥，早就在于谦的弹劾范围之内，心怀不满也是早已有之。

所以，于谦的死，就成为了某种必然。

毕竟，有你于谦在，让我们这些人怎么活？有你于谦在，日后我们还怎么贪污腐败？

实际上，后世很多人，将于谦的死，归结于明英宗的腹黑。

而实际上，且不说杀于谦，就连明英宗的复位，都完全是一种被动而为之。

夺门之变，纯属石亨三人的一场投机行动。

因为，尽管存在立储之争，但当时的情况是，明代宗病重，唯一的儿子也不幸夭折，尽管关于新皇位的继承人问题存在争议，但至少明代宗的时代很快就要过去。

常规操作，无非就是等老皇帝挂掉，然后或者是外地藩王，或者是前太子（明英宗之子）即位，明英宗继续做他的太上皇，大明的政权实现有序交接。

只是，如果这么一来，石亨三人也就没啥出头之日，换了新皇帝，首辅还是于谦，他们就只能继续被压制。

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被囚禁的明英宗拉出来，重新推上皇位，然后挟拥戴之功，劝立足未稳的明英宗杀掉于谦。

推明英宗复辟只是第一步，杀掉于谦，重新瓜分权力资源，才是这项投机活动的完整结果。

这两者，缺一不可。

至于于谦死于什么理由，其实已经不重要。

正如于谦本人所说的那句一样：“亨等意耳，辩何益？”

公元1457年正月二十三，于谦被斩，抄家时，家无余财，只有当初明代宗送的几件官服。

于谦之死，最大的影响并不只是他本身。

当初明成祖杀方孝孺，至少是两个敌对阵营之间的问题，而于谦，作为拯救大明朝的功臣，最后居然被他一心维护的皇权给杀掉。这件事加剧了文官集团的避祸心理，救国，不如救自己。

文官集团的集体沉沦，大抵，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所以我们看到，明末，后金前后其次攻到北京城下，在京畿一带跑马劫掠，居然再无文官站出来主持大局。

到明朝末年，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天下无复办事之官。

一切皆始于于谦之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