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岁的浙东区党委城工委副书记丁公量对乐群说:组织上决定你担任城工委与周迪道小组之间的政治交通，并有临机处置之权。你的代号是400。过去这个反间谍小组叫401小组，今后就叫400小组。
乐群是个工作狂。她从谭启龙处告辞出来，又翻山越岭，赶了十几里山路，来到了城工委驻地西岙村(对外公开名称叫“大陆商场”)，晋见了副书记丁公量。
作为浙东区党委和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主管敌伪军工作的丁公量，身兼两职，既是区党委敌伪军工作委员会(刚改为杭甬沿线敌占城市工作委员会)的副书记，又是纵队政治部敌军工作科科长。他常用的化名为粟后，代号为506。
城工委的前身是敌工委(全称是浙东区党委敌伪军工作委员会)，第一任书记是金子明，第二任书记是朱人俊，丁公量(粟后)从1943年3月起任副书记，并任新四军浙东纵队政治部敌工科科长。1944年秋区党委城工委成立，王文祥任书记。但因王身患肺结核，常咯血，对敌伪方面的日常工作由副书记兼地下军工作部部长丁公量(粟后)主持。城工委组织部长为王起，主管秘密党的工作;宣传部长为王槐秋，因而大家称城工委为“三王一粟”。
丁公量握了握乐群的手，笑道:“四年多前我们在皖南军部教导队共同战斗，现在我们又可以在一起战斗，太好了!谭政委事先征询过我们的意见，在你的工作问题上，我还与王文祥书记和主管秘密党工作的王起同志作过研究。我们非常高兴地欢迎你。按照秘密工作的纪律，过去你对周迪道他们这一块的工作不了解，下面我就将这方面的来龙去脉和当前情况向你作一详细的介绍。”
乐群也笑道:“我原先不知道粟后是谁，今天才知道是你的化名;还有400小组的事，都是你粟后同志保密工作做得好，滴水不漏呀!”
用今天的干部年龄标准来衡量，担负一个战略区的敌军工作重任，少说也该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人物，但战争年代真是锻炼人，丁公量这一年只有二十三岁，比乐群还小三岁。他十七岁(1938年)参加了新四军，入伍后四个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任军部教导总队锄奸(保卫)干事、第一支队政治部特派员、教导总队特派员。后在皖南事变中不幸落入国民党顽固派魔掌，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他英勇不屈，顽强斗争，担任秘密党支部成员，积极策划和组织暴动，终于回到了新四军。二十一岁那年，他就受命挑起了眼下这副重担，而且工作得卓有成效。他麾下人才济济，强手如林，先后打入杭州、宁波、绍兴、余姚日伪军内部的“特工”多达近百人，先后派出担任政治交通和跑交通的也有一二十人。乐群就是其中的一位得力骨干。
丁公量生性稳重，说话不紧不慢，处理问题有条不紊，他从柜子里取出一张被搓揉得皱皱巴巴的柔软纸条交给乐群，说:“你先看看这个。"
乐群接过一看，显然是一张便于秘密藏带的纸条，见上面写着:
何司令、谭政委:
我现在被软禁，敌人暗中监视我的行动。他们想争取我投降。我认为可以仿效孙悟空化成小虫子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办法，乘机打入敌内部，不知组织上认为可以否?如认为不妥，我即与敌人一拼。
周迪道
乐群问:“我听说周迪道被日本人抓去后，叛变投降了。”
丁公量微微一笑，说:“外界的这种传说，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利。其实，人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呀，就是谭启龙政委和何克希司令员亲自批准，将计就计，乘机埋伏日本宪兵队内部的。他是我们反间谍工作小组的组长。”
接着，丁公量向乐群介绍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说:“周迪道是去年底在陆埠筹款时，被下乡扫荡的日本人抓走的。他被押到日寇宁波宪兵队后，惨遭酷刑，在有旁人指证的情况下，敌人要他承认是共产党员，他向敌人诓称自己是预备党员。后来日本人将他假释了，想利用他，并在有布置的监视下，要他为宪兵队收集我党我军的情报，他脑子一转，随机应变地答应了。在事先未经组织同意，就自作主张表示愿为敌人工作，这当然是错误的，组织上在给他的回信中，严肃地批评了他的错误。
但是，军政治部组织部一位领导来浙东调查指导工作时，在一次报告中曾提到，刘少奇同志说，十年内战时期，我们的党员和干部被敌人逮捕后，不是用灵活的方式方法去跟敌人斗争，许多人牺牲了，这很可惜!如果他们活着，可以起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总结了十年内战的经验，应该对敌人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以击破敌人的“自首”政策。在不出卖党的机密、不损害党的利益的前提下，在有人指认时，可以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抗战爆发后，关押在北平、苏州等许多监狱中的共产党员，不就是这样出狱了吗?所以，承认是党员没有什么，只要不出卖党的秘密，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是可以的。周迪道被捕前听过这个报告，也知道这个精神。所以谭、何首长看了周迪道的信后，认为他事后能向党报告，并愿意在日本人内部为党工作，这是应该允许的。周迪道当过南山财经委主任，以他署名的布告到处张贴，敌人还能不知道他的职务和共产党员身份?!”
在丁公量心目中，周迪道提出的建议很有吸引力，而且周的活动能力很强，富有社会经验，善于应付各种关系，工作很有办法，肯定能够完成这一特殊任务。他对乐群说:“我看了周迪道的信后，即向谭、何两位首长提出，如果组织上不同意他埋伏在敌人内部，他就要跟日本人拼个鱼死网破，现在看来可以利用，可以将计就计，为什么要去牺牲。再说，日本人是异民族入侵，生活习惯和语言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可以派人打入汪伪去搞情报，但对日本人却因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风俗习惯、不同社会关系等等原因，不得其门而入。
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一个机会，如不紧紧抓住而随意放弃，太可惜了。所以我极力建议区党委将计就计，就让周迪道在日寇宪兵队里潜伏下来。谭、何首长更从战略的高度，指出:宁波是浙江省的名城，是浙东地区政治、军事、政治中心。日本侵略者在宁波驻有重兵。将来美军在中国大陆登陆，宁波必定将是主要登陆点之一。因此，宁波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尽管我们在宁波城里、在驻宁波伪军、伪政权中，有了一定的工作基础，但在日本人内部却是一片空白，一直找不到打进去的缺口和机会。周迪道既然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真可谓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
“就这样，经区党委和谭、何首长批准，在敌工委领导下，我们在日寇宁波宪兵队内部建立了一个反间谍工作小组。
摘自《日寇宪兵队里的新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