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喜欢造谣的陕西一个大学图书管理员商榷：成周都城在洛阳的事实

一、引言

在古代文明的演进历程中，政治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始终是学术研究的关键领域。周人对商人“大邑商”称谓的改变并将其改称“洛邑”这一历史现象，蕴含着丰富且深刻的政治文化内涵。深入剖析这一现象，不仅有助于全面理解商周时期的政治格局变迁，更能为探究古代政治文化的演变规律提供重要线索。此研究对于揭示早期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政治文化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为古代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奠定基础。

二、周人将“大邑商”改称“洛邑”的政治文化动因分析

（一）政治正统性的符号重构

“大邑商”的语义解构：“大邑商”作为商朝后期都城（今河南偃师商城遗址）的官方称谓，在商朝的政治文化体系中具有独特地位。从语义角度分析，其蕴含着“中央之都”的宇宙观意义。甲骨文资料显示，商王通过对“大邑商”的命名，构建了“天邑商”（《甲骨文合集》36975）这一神圣的空间秩序，以此强化商王作为天下中心的合法性。周人刻意去除“大”这一修饰词，这一行为本质上是对商朝天命观的解构，旨在削弱商朝旧有政治正统性的符号支撑。

周人的命名策略：《说文解字》对“洛”的解释为“水出左冯翊归德北夷中”，此解释暗示了“洛”所具有的地理边陲属性。周人将“大邑”降格为普通地理称谓“洛邑”，并配合“成周”（王城）的命名体系，形成了“宗周 - 成周”的二元都城架构。这一架构既遵循了商人祭祀传统（《礼记·祭法》），又通过确立“成周”的地位，成功确立了周人自身的政治中心地位，实现了政治正统性符号的重构。

（二）空间政治学的实践创新

都城功能的解构重组：考古发现表明，洛邑遗址（今洛阳偃师商城）存在大规模铸铜作坊与贵族墓区，而王城（成周）则以宫室建筑群为核心。这种“生产区 - 统治区”的空间分隔模式，与《逸周书·作雒》中“制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为方千里”的规划理念相呼应。通过这种空间布局，周人实现了经济管控与政治监控的双重目的，是空间政治学在都城建设与管理中的实践创新。

人口迁徙的治理智慧：《尚书·多士》记载“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清晰揭示了周人对殷遗民实行的“怀柔 + 监控”政策。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人将十余万商贵族迁至洛邑。这一举措不仅瓦解了殷遗民原有的社会组织，还充分利用其手工业技能发展生产。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显示，这些“殷顽民”被编入“六师”军事体系，进而形成了特殊的“工商食官”制度，体现了周人在人口迁徙治理方面的智慧。

（三）文化记忆的重塑工程

文字系统的意识形态改造：周原甲骨 H11:1 刻辞“征商”与利簋铭文“珷征商”的书写差异，反映出周人对商周革命这一历史事件的重构意图。将“大邑商”改称“洛邑”，本质上是周人借助语言符号系统对集体记忆进行重塑的过程。正如《孟子·滕文公下》所言“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这种历史叙事的重构体现了周人通过文字系统进行意识形态改造的努力。

礼制建筑的象征替代：考古发现，洛邑“殷八师”驻地与王城“周八师”形成军事制衡态势。同时，王城内的明堂建筑（《考工记》“周人明堂”）取代了商人“四阿重屋”的祭祀传统。这种空间政治学实践，与《诗经·文王有声》中“考卜维王，宅是镐京”形成东西都城的礼制呼应，实现了文化记忆在礼制建筑层面的重塑。

（四）地缘政治的经济考量

漕运体系的战略构建：洛邑地处洛水北岸，地理位置优越，连接黄河与伊洛河流域。金文资料显示，周人在洛邑建立“成周八师”的同时，积极发展漕运体系，形成了连接关中和东方的“泛舟之役”（《左传·僖公十三年》）。通过漕运，周人将关中的粮食与东方的盐铁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掌控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这进一步强化了将“大邑商”改称“洛邑”的必要性。

资源再分配的制度创新：《兮甲盘》铭文记载“淮夷旧我帛畮人”，表明周人通过洛邑实现了对东方诸侯的贡赋管理。周人将商朝核心区改造为物资集散中心，这一举措既消除了原住民的抵抗基础，又为分封制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支撑。这种资源再分配的制度创新，使得地名变更具有了实质的治理意义。

（五）天命观的神学革命

“德”概念的重新诠释：周人在《尚书·康诰》中提出“明德慎罚”的理念，对商人“帝立邑”（《甲骨文合集》14201）的天命观进行了根本性改造，形成了“以德配天”的新范式。洛邑的命名摒弃了商人“大邑”所蕴含的神权色彩，转而强调“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何尊铭文）的人本治理思想，实现了天命观的革新。

占卜制度的范式转换：对比殷墟出土的十万余片卜甲与周原凤雏甲骨可知，周人在“宅是镐京”（《诗经·文王有声》）的选址决策过程中，将决策逻辑从商人“帝命”（《甲骨文合集》14222）的占卜模式转变为“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的民本逻辑。这种意识形态的转型使得地名变更成为彰显周人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手段。

三、结论与展望

周人将“大邑商”改称“洛邑”这一行为，本质上是一场涉及政治、文化、经济、意识形态等多个层面的深刻变革。这一过程是命名权的争夺，更是文化领导权的重构过程。通过对地理称谓的改造，周人完成了对商文明的空间祛魅与政治收编，为后世“改正朔，易服色”的王朝更替模式提供了重要原型。从二里岗文化到西周考古的层位关系充分印证，这种地名政治学的影响持续且深入地渗透在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深层结构之中。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这一领域，深入探究地名变更与政治文化演变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这种现象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地域的表现形式与特点。同时，可以结合多学科研究方法，如考古学、历史学、文化学等，更加全面、深入地揭示古代政治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