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底沟文化时期的黄帝逐鹿中原、定鼎天下，而非躲到关中高原

得中原者得天下，是以中心为圆点向外发展。

这里也有很多山区盆地可以躲避战乱，平原还有很多坞堡自守。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和平时期，多生孩子，多种地，人口很快就恢复过来了。现在河南已经是第一户籍人口大省！

全国各地的人还是都是中原的人过去的！不服，撞墙不撞墙呢？

逐鹿中原，鹿死谁手。

在距今5300年左右的河南双槐树遗址的核心居住区，考古工作者在一处面积达 220 平方米的大型房址的门廊位置，发掘出一具完整的麋鹿骨架。该骨架首朝南，面向门道，其所处位置邻近北斗九星陶罐遗迹，并且在麋鹿骨架下方还掩埋着猪骨。 据相关研究，麋鹿骨架的位置与古代星象学中的“帝星”（北极二）和“太子星”（北极一）呈现对应关系，这一现象暗示了该麋鹿骨架与权力象征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在邻近的荥阳青台遗址也发现了类似北斗九星陶罐遗迹。这一发现表明，双槐树遗址与周边聚落之间存在统一的宇宙观和礼仪制度，由此可以推断，鹿在这一区域文化中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可能具有普遍性。依据道教“三蹻”传说，龙、虎、鹿被视为神巫沟通天地的媒介，基于此，麋鹿很可能被赋予了宗教或政治功能，被当作统治者权力合法性的一种象征。此外，结合《史记》中“逐鹿中原”这一典故，有学者经过深入研究推测，双槐树遗址出土的麋鹿骨架或许代表了早期华夏文明对于“鹿”作为政权或天下霸权象征的原始崇拜。该发现也揭示了“逐鹿天下”这一政治隐喻的早期起源，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于早期华夏文明的认知。综上所述，双槐树遗址出土的麋鹿骨架无疑是考古学上的重要遗存，其承载的信息显示，它更有可能是早期“王权”或“帝制”萌芽的象征，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问鼎中原，图谋天下。

中国最早的陶鼎发现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位于河南舞阳），其年代距今约 9000 年。

早期陶鼎以夹砂陶制成，形制相对简单，大多呈现三足圆腹的形态，主要用于烹煮食物。以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出土的乳钉纹红陶鼎为例，充分体现了原始炊器的实用功能。这一时期的陶鼎，作为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器具，反映了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生活方式与工艺水平。

河南瓦店遗址的祭祀区内，考古人员在编号为WD2H121的灰坑中清理出一组陶鼎与陶瓮的组合：9件陶鼎与5件陶瓮，按个体大小依次排列，形成有序的序列。鼎的规格从大到小递减，瓮的排列也遵循类似规律。

陶鼎形制统一，器壁轻薄且制作精细，部分器物采用蛋壳黑陶工艺（器壁薄如蛋壳），展现了龙山文化晚期高超的制陶技术。 瓮的形制与鼎形成配套，推测为祭祀活动中盛放祭品的容器。同一祭祀区还出土成套酒器（如陶鬶、盉、觚等）、白陶器、刻画复杂纹饰的器物，以及玉鸟、玉璧等高规格遗物，表明祭祀活动的复杂性和仪式化。

九鼎五瓮的组合可能反映了早期“藏礼于器”的观念。周代“天子九鼎”的礼制或可追溯至此，暗示等级制度在夏代初期已萌芽。

鼎的规格差异和数量排列可能用于区分祭祀者的身份地位，象征特权阶层的权威。结合遗址中大型夯土建筑、玉器等遗存，进一步佐证瓦店作为早期政治中心的地位。

鼎瓮组合中融合了山东龙山文化、西北地区陶斝等多元文化元素，表明瓦店作为区域性大都会，具有文化汇聚与辐射能力，可能为早期国家形态的形成提供物质基础。

祭祀区持续使用约200年，且祭品规模随时间扩大，说明祭祀已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列鼎作为礼器，可能用于祭祀祖先或自然神祇，强化族群认同。

瓦店遗址列鼎的发现，为探索夏代早期都城（如“禹都阳翟”）提供了重要线索。其礼器组合与二里头文化存在关联，可能代表了二里头“多网格式”都城布局的早期实践。

目前已知最早的青铜鼎出土于二里头夏都遗址（位于河南偃师），该青铜鼎属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距今约 3800 年，现收藏于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此青铜鼎通高约 20 厘米，腹部装饰有带状网格纹，器壁较薄。其形制与龙山文化晚期的陶鼎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是青铜鼎仿制陶鼎的早期典型例证。这一现象表明，在青铜时代早期，青铜鼎在借鉴陶鼎形制的基础上开始发展，体现了工艺传承与创新的过程。

中原地区（以河南为中心）被公认为陶鼎和青铜鼎的起源地。从裴李岗陶鼎到二里头青铜鼎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原地区始终处于鼎文化演进的核心位置。这一时期的文化传承与发展，反映了中原地区在早期文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商周时期，青铜鼎的功能发生了重大转变，成为政权与礼制的核心象征。例如，商代的方鼎（如著名的司母戊鼎）代表着王室的至高权威；西周时期实行的列鼎制度，通过鼎的数量严格体现不同等级之间的差异。这一系列现象表明，青铜鼎在商周时期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传说大禹铸造九鼎，以此象征九州。周成王将九鼎迁移至洛邑（今洛阳），这一举措确立了中原地区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进而形成了“定鼎中原”的典故。九鼎作为王权的象征，代表着对天下的统治权，反映了当时政治权力的集中与象征体系的构建。

东周时期，楚庄王“问鼎中原”这一历史事件，充分彰显了鼎作为政权合法性象征的重要意义。楚庄王对周王室之鼎的觊觎，实际上是对周王室权威的挑战，进一步强化了鼎在政治层面的象征价值。

考古发现，中原地区的大型遗址（如二里头、郑州商城等）普遍出土鼎类器物，而同期其他文化区（如三星堆、石峁等）则未见鼎的出土。这一现象凸显了鼎与中原文化之间的深度绑定，表明中原地区在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独特地位。

青铜鼎的形制与纹饰融合了中原陶鼎和良渚玉文化的元素，这种文化的融合与交流形成了统一的文化认同。这不仅丰富了青铜鼎的文化内涵，更有力地支撑了“中原”作为华夏文明核心的重要地位。

综上所述，陶鼎与青铜鼎的起源均高度集中于中原地区。其演变历程从最初的炊器逐渐发展为礼器，最终成为政权的象征。“定鼎中原”这一概念不仅反映了中原地区在地理上的核心位置，更通过鼎所承载的丰富文化内涵，将物质遗存与政治合法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系列现象成为中华文明统一性与连续性的重要见证。

关中算什么中原，不要天下跑到关中躲起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