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同意他当选新中国副主席！他在国民党队伍里都几次被开除党籍，谁又能保证他能对我党忠诚？”

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一位共产党政协委员在政协会议上如是说道。

“是啊是啊，李济深虽然对革命有功，但毕竟曾经是国民党高官，副主席一职是不是太高了？”这位政协委员的言论随即获得了一片附和声。

就在众人议论不休时，周恩来总理给这场争辩下了论调：“如果当年听他的，或许红军就不用长征了！”会场霎时安静了下来。

那么这位李济深是何许人也？为何党内对他争议如此之大？周恩来总理又为何说，他险些让红军避免长征呢？

正如文章开头众人争论的那样，李济深曾经是国民党的人，并且身居高位，甚至为蒋介石的“反共政策”立下过“赫赫战功”。

李济深生于1885年，小时候便深感劳苦大众生存的不易，于是立志要改变腐朽的社会阶级。他先后就读于广州黄埔陆军中学、陆军速成学堂、广东陆军讲武堂，在1909年被保送到了保定陆军大学，并留校担任了教官。他所教的学生中有后来的国民政府国防部长徐永昌、广西省主黄旭初等，因此他也有着“全国陆军皆后学，两粤名将尽门生”的美誉。

这样一位接受了系统军事训练的高级人才，自然是那个乱世的“香饽饽”。在听闻广东军政府准备组织北伐军讨伐清政府后，李济深便自告奋勇地要加入北伐军的队伍。当时的军长姚雨平自然是求贤若渴，直接任命他为参谋，全盘负责作战计划的制定与指挥。

李济深也不负众望，指挥广东北伐军在固镇、宿州、徐州等地大败清军，极大地鼓舞了各路北伐军的士气。李济深也被孙中山看中，任命他为第一师师长兼参谋长，兼任西江善后督办等职。

到了1924年，孙中山准备创办黄埔军校，李济深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黄埔军校教练部少将主任。彼时的李济深觉得只要自己跟着孙中山先生好好干，就一定能还中国人民一个朗朗乾坤，太平盛世。可意外在这时发生了，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病逝，留下了未完成的事业和众多的追随者。

就在李济深彷徨之际，蒋介石依靠自己的手段趁机上位，逐渐在国民党内部掌握了话语权。蒋介石冠冕堂皇的对李济深说，他会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完成民族复兴的大任。李济深此时还不知道蒋介石的真正面目，因为他曾与蒋介石一同在黄埔军校共事，蒋介石又是孙中山的弟子，便轻易的信任了他。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对工人、学生、农会等社会团体进行大肆捕杀，特别是有着共产党身份的革命者，蒋介石恨不得能悉数清除。

李济深长期以来都听惯了蒋介石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因此对共产党人也是没什么好感，觉得他们阻碍了革命进程。随即响应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五”政变，残忍杀害了两千多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这成了李济深一生的伤痛，也是他无法抹去的别人对他攻击的“人生污点”。

可以说，李济深前期是蒋介石“独裁统治”路上的左膀右臂，他被蒋介石所谓的“复兴中华就要有流血牺牲”所蒙骗，他也因此深受蒋介石信任，在国民政府内先后任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广东省政府主席等职。

但“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蒋介石的野心不断膨胀，所做之事越来越无所顾忌，这让李济深开始怀疑蒋介石到底是要复兴中华？还是要完成自己的独裁统治？

终于，在蒋介石不顾李济深劝阻，执意要与李宗仁、白崇禧争个高下，发动“蒋桂战争”的档口，李济深发觉蒋介石早已背离了初心。

与此同时，蒋介石不满李济深一昧的阻挠自己的主张，不仅剥夺了他所有的军政大权，还将李济深软禁起来，甚至对外宣称把李济深“永久开除党籍”。这让李济深更加心灰意冷，觉得革命前途一片黯淡。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面临着无将可用的局面，迫于无奈，只得又将李济深放了出来，不仅恢复了他的党籍，还给了他一个办公厅主任的职位，想要以此来收买李济深继续为其卖命。李济深自然不愿意继续与其同流合污，被释放后没多久他就离开了南京，开始了“反蒋之路”。

李济深先是在1932年成立了“抗日军人联合会”，想要联合国民党内部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人一起反蒋，但很快便以失败告终。但他并不气馁，又联合方鼎英、陈铭枢等人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成为了反蒋的军事首领。

蒋介石得知此事后，不顾昔日情谊，竟然秘密指使手下的特务组织“蓝衣社”对李济深实施暗杀活动。李济深无奈转而去了香港，之后便开始“公开反蒋”，也就是历史上的“福建事变”。

在此期间，李济深差点就促成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一个大事件，也就是开头周总理所说的“避免红军长征”的大事件。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在对共产党人有了深入了解之后，李济深放下了往日的误解成见，主动派人到闽西前线与红军商谈合作反蒋抗日的事宜，双方代表还一同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当时红军主力被蒋介石围困在苏区，如果有着李济深成立的福建革命政府的十九路军从中协助，红军就大概率能转移到苏浙皖地区，从而继续与国民党军队进行周旋。毛主席当时就极力赞同这一合作，然而毛主席当时在党内并没有话语权。

当时党内拥有话语权的是有着强烈“左倾主义”的王明等人，他们不仅执意要与国民党军队正面决战，还认为李济深是军阀，是国民党的内线，前来合作别有所图。因此双方的合作便不欢而散了。

没有达成合作的福建革命政府（李济深领导的）与红军分别在蒋介石的围剿下溃败，李济深被“第二次开除党籍”，并无奈转去了香港，而红军则开始了惨烈的万里长征。

毛主席在后来回忆此事时不住的惋惜，称这是“痛失良机，良机痛失”。

戏剧性的是，与蒋介石彻底分裂的李济深在1936年“西安事变”后，竟接纳了中共的“逼蒋抗日”、“联合抗日”的主张，重新拥护起了蒋介石，开始了全民抗日。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李济深并非简单的是国民党的将领，也不只是蒋介石的部下，他是纯粹的革命者，他想的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想的是复兴中华。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李济深解散了自己在香港成立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重新回到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等职。

然而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不顾众人劝阻，再次发动了内战，这也使得李济深再次与蒋介石决裂。他给蒋介石留了一封长达19页的万言书，希望蒋介石能够回头，不要再添战事，但没有结果。

1947年，李济深举家前往香港，并在香港打出了“反蒋反战”的旗帜，并再次着手成立了革命组织，联合了何香凝、蔡廷锴、谭平山、柳亚子等社会各界革命党派人士，由宋庆龄被担任名誉主席，李济深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于是，李济深第三次被蒋介石“开除了党籍”，并“全国通缉”。

对此，李济深一笑置之，毫不在意。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李济深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邀请，前往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然而这一行为却受到了多方阻挠。

一方面是蒋介石虽然溃败退逃至台湾，但大陆还有许多其残余旧部以及其他各部民族党派人士，由于李济深在香港的革命活动已经十分具有规模，他们希望借助李济深的影响力成立“第三政府”，即独立于中共、国民党的存在。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也给予了李济深优厚的条件，表示愿意不留余力的帮助李济深在广东等地成立“第三政府”，并表示有美国的支持，“第三政府”并不会受到共产党的针对。

但李济深从来志不在此，他并没有“称王称霸”的念头，也不愿意再看见中华大地分裂或者再起战乱。李济深表示愿以自己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密切配合中共的政策和主张。

在李济深的带动下，政治协商会议圆满成功，他也与朱德、宋庆龄等6人一同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纵观李济深的革命生涯，我们不能仅仅的把他归结于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他对于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完全担得起这个副主席之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