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有一回接受采访时提到，她曾经问自己的父亲：“您这辈子跟谁关系最铁？”邓小平思索了一下，回答说：“周恩来。我，一直都把他当成兄长。当然，还有李伯伯、聂伯伯。我们是同志，是战友，那关系就像亲兄弟一样，甚至比亲兄弟还亲。”
邓小平公开说过他对周恩来的看法。
1980年，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邓小平的时候，邓小平满怀深情地说道：“
邓小平很少会用这种情感色彩很浓的话去表达对一个人的看法，可能周恩来是唯一的例外了。这实实在在地体现出了邓小平的真情实感，也能看出他俩之间那不同寻常的友情。
邓小平和周恩来，从上世纪20年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就认识了，而且特别相知。打那以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日子里，他俩一直有着像亲兄弟一样的革命情谊。
不管是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还是局势变幻莫测的中央苏区；不论是战争岁月，还是和平建设的时候，他们都彼此信赖，紧密协作，配合起来特别默契，携手并肩，相互间非常了解。
周恩来写好的文章，一般都会交给邓小平去刻板和印刷。
为了工作方便，他俩一块儿住了半年。每天就吃白开水和面包，可这一点也没影响到两位革命者的革命热情。
周恩来与邓小平，他们年龄差了六岁，家庭出身和性格也不太一样。可巧了，这两人，都把共产主义当成自己一辈子要为之奋斗的目标，毫不犹豫地就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法国，他们亲身感受到了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黑暗之处，看清了资本主义的本质，这让他们革命的理想更加坚定了。
1928年1月的时候，两人又重逢了。那时候的周恩来，已经成为党的领导核心成员之一了，承担着处理党中央日常事务的重要任务。邓小平，担任着中央秘书长的职务，他的工作就是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的日常事务。
过了4年，邓小平和周恩来这两位革命者，就好像又回到了从前在巴黎的那段日子似的。由于工作的关系，他俩差不多天天都能见着面。
两人分工可明确：中央机关事务性的事儿，通常都由小平来处理，要是遇到重大问题，小平就会向周恩来汇报。
周恩来对小平的工作能力特别满意，两人相处得极为和谐。邓小平和他的第一位夫人张锡援成婚之后，这对新婚夫妇决定跟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住在同一幢楼里，两家人相处得特别亲近。
小平这人，遇到事情特别果断，处理事情也特别得体，这让周恩来印象可深刻了。后来，中央开会商量派谁到广西去领导百色起义，周恩来第一个就站起来了，很有把握地讲：“派邓小平同志去！”
小平也没让周恩来这位兄长失望，他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的领导工作中干得特别出色，还创建了红七军、红八军以及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后来，小平接到命令就到中央苏区去了，在那儿当了红军总政治部的副主任。没过多长时间，周恩来也从上海出发，来到中央苏区，这样一来，他俩就又有机会一块共事。
在中央苏区的时候，邓小平被错当成“毛派头子”了。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是周恩来出面保护了他。周恩来和王稼祥还提出把邓小平调到总政治部工作，为啥？就因为“总政治部工作特别需要像他这样特别能干的人。”
在周恩来的庇护与支持下，小平逐步成长起来。遵义会议之后，邓小平做过北方局代理书记、129师政委、中原局书记、西南局第一书记等重要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被调到政务院出任副总理。
邓小平职务提升这么频繁，一方面是他自己特别有才干，另一方面毛主席也很欣赏他，不过周总理大力举荐的作用也绝对不能小瞧。
1952年8月，邓小平开始担任政务院副总理，打这以后，他和周恩来在工作上配合得那叫一个相当默契，简直可以用“完美”来形容。
邓小平，除了帮着周恩来处理日常事务之外，还负责铁道、交通、邮电方面的工作，并且兼任中财委第一副主任和财政部部长这俩职位，工作那叫一个繁重。
为啥要让小平负责铁路建设？周恩来讲过：“国家建设刚开始的时候，铁路可是国家建设的排头兵，哪没铁路，哪的经济就没法有大发展。现在全国铁路才两万多公里，这也太少了。想要解决经济不平衡的问题就得修铁路。”
周恩来的这番话，既讲明白了小平肩上担子的分量可不轻，又把对邓小平的信任给表达出来了。
邓小平能兼任中财委第一副主任和财政部长，这多亏了周恩来的举荐。
邓小平开始担任相应职位之后，就制定出了财政工作的六条方针。就这么过了短短两年的时间，到了1954年的时候，在预算执行这个事儿上，不但没有去动用上一年的结余，而且，当年收支还平衡了，甚至还有16.05亿元的结余。
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来评价小平的成绩：“1954年是解放后财政工作最顺的一年。”
周恩来与邓小平，这两位革命者那都是胸怀无比坦荡的。他们相互之间的理解和信任，真称得上是人间的榜样。
邓小平，权力变大之后，工作起来更加勤恳、更加谨慎了，对周恩来也更加敬重了。
周恩来向来都不隐藏自己对邓小平的欣赏。有一回在会议的间隙，薄一波问周恩来，对于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工作方法有着怎样的看法？
周恩来很认真地讲道：“这么多年我观察下来，他们俩工作方法各有特点，邓小平同志属于‘举重若轻’，伯承同志，是‘举轻若重’。”
薄一波接着问：“那这两种工作方法，您更倾向于哪一种？”周恩来很坦率地回答：“我更喜欢邓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
1975年10月下旬，周恩来在北京301医院做完人生最后一次手术。他预感自己快不行了，就专门把邓小平叫到身边，当着大家的面大声说：“你这一年干得特别棒，比我厉害多了！”
周恩来的这两句话，可不单是说给邓小平听的，那也是对党、对人民讲的。在周恩来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凭借着自己无比崇高的威望，给了邓小平莫大的支持。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了，邓小平从此永远地失去了一位同志，他们携手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情同手足，这位同志就像他的兄长一样。
在周恩来的追悼大会上，他忍着巨大的悲痛，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还有全国人民给周恩来念悼词，对周恩来伟大又光辉的一生，以及他为中国人民建立的丰功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个评价，既代表着党中央，又代表着他个人。这可是对周恩来一生极为深刻的了解，也体现出他对周恩来这位兄长离世的惋惜与伤痛之情。
“你爸爸当时是个小胖子”邓小平的女儿邓榕觉得，李富春伯伯和蔡畅妈妈跟自家的关系那可太不一般了。两家的长辈，不只是有着战友之间的情谊，还像家人一样亲。邓家的孩子打小就跟李伯伯、蔡妈妈亲近得很，所以，对这两位长辈就更难忘。
李富春到法国勤工俭学比邓小平早了一年，他俩的友谊就是从法国那时候开始的。
李富春比邓小平大四岁，去法国之前，他就已经是个有觉悟的热血青年。到了法国后，李富春很快就跟李维汉等人搞起了勤工俭学励进会，积极地组织那些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参加革命，他自己也很快就成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1922年的时候，李富春和周恩来、赵世炎共同发起创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这个组织后来改名叫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没过多久，蔡畅在赵世炎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到了1923年就转为中共党员。
邓小平在1923年加入旅欧支部，到了1924年就转为党员了，按资历来讲，他可是李富春夫妇的“小弟弟”。
邓小平跟李富春、蔡畅的关系可亲近了。邓小平入团宣誓的时候，是和蔡畅一块儿进行的哟。而且，李富春和蔡畅在法国相爱的过程，邓小平都亲眼看见了，他就像是这两人爱情的见证人。
那时候条件可太艰苦，他俩白天得出去干活儿，就只能晚上闷头猛干。可他俩，一直都充满着青春活力，还保持着乐观积极的革命热情。
在艰苦的革命时期，有几位年轻革命者，他们既是关系超铁的战友，又是感情比血还浓的亲人。
在那个时候的环境当中，要是能吃上蔡畅煮的一碗面条，对小平而言可就是“享了一次口福”。解放之后，蔡畅还多次笑着跟邓榕和邓楠讲：“你们的爸爸当时是个小胖子，特别爱吃我煮的面条！”
国内革命形势不断发展，邓小平、李富春和蔡畅陆续回国，积极投入到热火朝天的国内革命斗争里。不过，他们始终相互关怀、彼此激励，也互相帮扶。
长征开始之前，中央的转移人员名单里原本是没有邓小平的名字的。当时担任总政治部代主任的李富春，他坚持把邓小平的名字给加进去了。
我们都不敢去想，要是把小平留在苏区的话，小平同志是不是会面临更大的危险？是不是就会为革命献出生命了？要是没了小平同志的话，咱们哪能取得今天改革开放这么大的成果，中华民族的复兴梦，说不定还得摸索老长时间！
1954年的时候，李富春和邓小平都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了。这两家人，就都搬到中南海去住了，两家住的小院紧挨着，就成了邻居。这样一来，两家人互相走动就更方便了，关系也变得更亲近了。
工作闲暇的时候，小平两口子常常带着孩子们到李富春和蔡畅家里做客。对孩子们来讲，这可是最快乐的事儿。李富春工作时挺严肃的，可一看到孩子们就满脸笑容，老是操着浓浓的湖南口音，让蔡畅拿糖给孩子们吃。
小平的幼子邓质方最受李富春疼爱，每次一见到邓质方，李富春就总是唤他小名“飞飞”。李富春的湖南口音比较重，在邓榕姐妹们听来，李伯伯叫弟弟的名字时特别像在喊“灰灰”。就因为这，孩子们可没少“抗议”，还总是强调：“他叫飞飞，不叫灰灰！”
邓小平当副总理的时候，经常和李富春一块儿出去视察，全国好多地方都走遍了。好多问题上，他俩的认识和看法都挺一致的。
在周恩来的带领下，这两人一块儿负责全国的计划和财经工作。他们组织去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的计划，还参与到国民经济建设里一些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当中。他们帮着周恩来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八字方针，就这样战胜了当时特别严重的经济困难，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是做出了相当了不起的贡献。
1975年李富春去世之后，邓小平代表中央给这位兄长操持了追悼会，还念了悼词，对李富春的一辈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得赶紧解决组织路线方面的问题，把“接班人”的工作做好。
蔡畅特别赞同小平的观点，觉得不能让老人和病人阻碍年轻、有冲劲、有能力的人的发展道路。要是这样的话，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指望了，甚至还关系到党会不会亡、国家会不会亡的问题。
1980年的时候，蔡畅给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递上了一封辞职信，信里写道：“我打心底里支持干部制度改革，我期望就从我们这代人起，把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给彻底铲除。”
她以实际行动支持小平同志这个弟弟搞改革，在推动新老干部交替上起了表率作用。
1980年5月，蔡畅80岁大寿。小平夫妇带着全家祖孙四代去给蔡畅贺寿，小平还亲手给这位亲爱的大姐献上一束鲜花。都过去差不多60年，他们之间的感情，就跟在法国的时候一样深厚。
只看交往时间的话，在这三位战友里，邓小平和聂荣臻的交往时间是最长的，有72年。
邓小平和聂荣臻之间的深厚感情，那是从1920年的法国就开始了。1920年的时候，邓小平刚到法国这块陌生的土地，人生地不熟的。聂荣臻，比邓小平早一年来到法国，他俩是老乡，聂荣臻就像兄长一样，对邓小平照顾得最多。
在法国待的那两年，聂荣臻可没少照顾小平。不过他俩工作各有分工，在工作上没太多交集。他俩真正开始一起共事，那是在长征途中。
长征的时候，邓小平被中央安排到红一军团去做政治部宣传部长，他就直接归红一军团的政委聂荣臻领导。嘿，这俩四川老乡，就这么又凑一块儿。
梁必业将军曾经在一军团政治部工作，他回忆说：“长征的时候，在小平同志的带领下，我们宣传部一路走，一路不停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还宣传抗日的道理。”
这些宣传材料，可都是小平同志亲手编写的，然后由聂帅来审阅。好多同志，就是读了这些材料以后，才把自己参加革命时那种朴素的阶级觉悟慢慢地提升到了理性觉悟的阶段。”
邓小平在红一军团工作的时候，得了一场特别严重的伤寒病，都快不行了，这可把聂荣臻急坏了。
就在这个时候，张学良派人送来了两车慰问品。聂荣臻当下就决定，把这些慰问品里的罐装牛奶都留给邓小平。就是靠着这些牛奶，小平的命才被救回来。
1952年的时候，邓小平当上了政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开始担任代总参谋长，负责总参谋部的工作。有一天，聂荣臻因为太过劳累，一下子晕倒在了办公室，这样一来就只能停下工作去养病了。邓小平可关心聂帅的身体状况了，还去探望了好多次。
聂荣臻健康状况变好之后，邓小平晓得聂荣臻是个闲不住的人，就代表中央给聂帅提供了三个方案：一是负责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二是担任北京市市长；三是主管国防工业与部队装备这一块。
聂荣臻对小平讲：“我对科学技术工作可感兴趣。咱们国家也特别需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要是行的话，请中央来做决定吧。”
一直以来都很果断、干脆的邓小平马上就说：“那就这么定了！”没过多久，聂荣臻就真的当上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的副总理。
聂荣臻那可真是没让大家失望！他主管科技工作之后，就制定出了“科学十四条”。这“科学十四条”可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首个上升到国家层面的科技政策条例，而且还比较完善、系统，在当代中国科技政策的发展历程里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邓小平和聂荣臻这两位革命战友亲如兄弟，除了工作上有交集，平常往来也很频繁。
每天吃完晚饭，聂荣臻和张瑞华这对夫妇老是爱约着邓小平和卓琳一块儿去散步。邓小平家的孩子放学后，就老是爱跑到聂荣臻家里头，去“偷”聂伯伯家葡萄架上的葡萄……
1991年12月19日，聂荣臻92岁。卓琳带着孩子们去给聂荣臻贺寿，还送上了一束鲜花。
花束的飘带上，有小平同志亲手写的祝福：“祝荣臻同志健康长寿。邓小平、卓琳率全家。”躺在病床上的聂荣臻接过鲜花后，拉着孩子们的手，满含深情地给他们讲自己和邓小平在革命岁月里同舟共济的战友情谊……
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极具划时代意义的南巡讲话。当时身患重病的聂荣臻特别激动，说道：“小平同志太了不起！就照着小平同志的思想一直搞下去，咱们国家的改革开放肯定能有更大的发展！”说完这话，聂荣臻就让秘书拿录音机过来，然后录下了一段话：
我入党都70年，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在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拼搏奋斗。我特别相信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坚决认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我可太赞同了。我特别想多瞧瞧这几十年来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那种让人高兴的景象，也特想听一听咱们祖国科技事业那些激动人心的好消息……
在邓小平的革命生涯里，有三位和他志同道合的革命挚友兼兄长。他们，为了中国人民能得到解放，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这么互相支持着、鼓励着，奋斗了一辈子，真让人特别羡慕。
我们记着他们的光辉业绩，那是不是也该学学他们一心为公、纯粹的革命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