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毛主席视察湖北，武汉大学校长：我有难，请您救我一命

1966年夏，毛主席的专列缓缓驶入武汉站。这位伟大领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视察湖北省的工作。当时的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正在病榻上苦苦煎熬。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曾与毛主席并肩战斗，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然而此时的他，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在得知毛主席即将来到武汉的消息后，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强撑病体，写下了一封特殊的求助信：＂润之兄，我现在有难了，请你不吝出手，救我一命。＂这封信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这位与毛主席有着深厚革命友谊的武汉大学校长，又经历了什么样的困境？

一、革命先驱：从贫寒学子到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890-1920）

1890年的湖南永州零陵，一个偏僻的山村里，李达出生在一个佃农家庭。这个贫苦的家庭虽然衣食无着，但求知的火种却在年幼的李达心中悄然点燃。每天清晨，他都要走上两个多小时的山路去私塾上学。为了省下买油的钱，他经常借着月光读书，直到深夜。

1905年，15岁的李达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永州中学。学校里的先生们都称赞这个勤奋好学的少年。当时的永州中学虽然规模不大，但却是当地最好的学府之一。在这里，李达第一次接触到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开始对社会现实产生思考。

1909年，永州中学以优等生的身份毕业后，李达被推荐到北京师范大学深造。在京城求学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北洋军阀统治下的黑暗现实：工人们在恶劣的环境中劳作，农民们被地主盘剥得几乎无法生存，而掌权者却过着奢靡的生活。这些经历让他开始思考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1913年，李达以全科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获得了赴日留学的机会。在日本求学期间，他不仅刻苦钻研专业知识，更广泛阅读进步书籍，经常与其他留学生讨论救国救民的道路。那时的日本正处于明治维新后的发展时期，李达通过亲身观察，对比中日两国的差异，更加坚定了寻求革命道路的决心。

1918年，作为中华留日学生的代表，李达毅然决定回国参加爱国运动。在北平期间，他积极组织和领导学生运动，多次组织反帝游行示威。特别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李达带领学生们走上街头，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之一。

就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中，李达第一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些崭新的革命理论，让他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新方向。他开始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在各种场合宣传这种先进思想。这一时期，他还在《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结合中国实际探讨革命道路。

1920年春天，经过在日本多年的求学和思想积累，李达回到了上海。在这个当时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里，他亲眼目睹了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也见证了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开始积极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工作，为即将到来的建党大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开天辟地：建党元勋的重要贡献（1920-1923）

1920年夏末，上海法租界的一间小屋内，李达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秘密会晤。这次会议上，他们共同商讨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具体事宜。作为发起人之一，李达被推选为上海发起组的主要负责人，着手筹备建党工作。

在上海发起组成立后不久，李达立即开始组织创办机关刊物《共产党》。这份刊物虽然只出版了两期，但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李达亲自撰写了多篇重要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深入浅出的阐释，使许多进步青年受到启发。

1921年初，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上海，与李达等人多次商讨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相关事宜。作为上海发起组的重要成员，李达承担了大量筹备工作。他四处联络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协调会议地点，安排与会代表的食宿等事务性工作。

在筹备过程中，一个重要议题是如何确保会议安全。当时，军阀政府的特务对进步人士活动进行严密监视。李达提出了多个备选会议地点的方案，并制定了详细的应急预案。这些准备工作为大会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开幕。作为13位代表之一，李达全程参与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期间，他就党的纲领、组织原则等重大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在各项表决中，李达都投了赞成票。

会议进行到第四天时，突然出现了法租界巡捕的盘查。为确保安全，会议不得不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进行。在这艘承载着中国革命希望的画舫上，李达与其他代表一起，完成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的最后确认工作。

大会结束后，李达被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他随即组建了人民出版社，开展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在他的主持下，一批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得以在中国出版发行。与此同时，他还创办了上海人民女校，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创办的教育机构之一。

在担任宣传主任期间，李达特别重视对工人阶级的宣传教育工作。他经常深入工厂，向工人们宣讲革命道理，组织工人读书会。他还指导编写了多份通俗读物，使工人们更容易理解党的主张。在他的努力下，党的影响在工人阶级中不断扩大。

1922年，李达参与筹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进一步明确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确立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作为中央局委员，李达为大会的成功召开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坚守信念：脱党后的坚定革命道路（1923-1949）

1923年，由于党内出现意见分歧，李达离开了组织。但他并没有就此停止革命工作，而是选择了另一种方式继续为中国革命事业贡献力量。这一年，他接受了北京大学的聘请，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教书生涯。

在北京大学期间，李达主讲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他的课堂总是座无虚席，不仅吸引了大量学生，还有不少进步知识分子前来旁听。他的讲课方式独特，常常用生动的事例来阐释深奥的理论，使学生们能够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1925年，李达开始着手编写《社会学大纲》一书。这部著作是中国第一部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专著。在书中，他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释。这本书出版后，在知识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当时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读本。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大量共产党人遭到迫害。在这个危急时刻，李达冒着生命危险，多次为地下党组织提供帮助。他利用自己的教授身份，为一些地下党员提供掩护，帮助他们转移。同时，他还将自己的住所作为秘密联络点，为党组织传递重要信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达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经常组织学生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在他的带领下，武汉大学的学生成立了多个进步团体，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李达跟随武汉大学南迁。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他依然坚持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四川乐山，他创办了进步刊物《新论》，发表了大量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号召全民族团结抗战。

这一时期，李达虽然已经脱离了党组织，但始终与地下党保持着密切联系。他经常通过各种渠道，向党组织反映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和社会各界的情况。在他的影响下，不少进步学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事业。

1946年，内战爆发后，李达公开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罪行。他的这一行为招致了国民党特务的威胁，但他依然坚持发声。在武汉大学，他继续为学生讲授进步理论，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革命接班人。

1948年，当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时，李达积极配合地下党组织，在武汉大学开展统战工作。他多次召集进步教授座谈，讨论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在他的影响下，武汉大学的大批师生都站在了人民革命的一边。这为武汉和平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二十多年间，李达虽然暂时脱离了党组织，但他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革命信念。他用自己的方式，在教育战线上为中国革命事业默默耕耘，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继往开来：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事业（1949-1966）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李达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这位年近花甲的革命老人，开始了他人生的新篇章。上任伊始，他就面临着重建战后校园的艰巨任务。当时的武汉大学，校舍残破，设备匮乏，教职工流失严重。

面对这种局面，李达立即着手制定学校重建计划。他带领教职工清理校园，修缮教室，恢复图书馆。在他的努力下，武汉大学很快恢复了正常教学秩序。1950年春季开学时，学校招收了大批新生，其中包括不少工农子弟。

1951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工作开始。李达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持武汉大学的院系调整工作。在这次调整中，武汉大学接收了华中农学院、中南工学院等学校的部分系科，同时将一些专业调整到其他高校。这次调整使武汉大学的学科结构更加合理，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2年，李达提出了＂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的办学方针。他带领全校师生开展教学改革，建立了一系列实验室和实习基地。在他的倡导下，武汉大学开始重视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了大批适应国家建设需要的人才。

1954年，为加强学校的科研力量，李达多次赴京沪等地邀请著名学者来校任教。他亲自出面，诚恳邀请了多位知名教授加入武汉大学。这些教授的到来，极大地提升了学校的学术实力，使武汉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1956年，李达组织编写了一套新教材。这套教材突破了传统的编写模式，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同年，他还推动建立了武汉大学出版社，为教材出版和学术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

1958年大跃进时期，面对＂左＂的思潮，李达坚持实事求是的办学原则。他反对一些不切实际的做法，主张按教育规律办学。在他的坚持下，武汉大学避免了一些激进做法带来的损失。

1960年，李达开始着手筹建武汉大学图书馆新馆。他多方筹措资金，亲自监督工程质量。新图书馆建成后，成为当时华中地区最大的高校图书馆，极大改善了师生的学习研究条件。

1962年，李达提出了＂重视基础，培养能力＂的教学方针。他强调要重视学生基础知识的培养，反对片面追求升学率。这一方针的实施，使武汉大学的教学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

1964年，已经74岁高龄的李达仍然坚持每周听课，了解教学情况。他经常深入教研室，与教师们讨论教学问题，解决实际困难。在他的带领下，武汉大学的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不断提升，成为全国重点高校之一。

这十七年间，在李达的领导下，武汉大学从战后的废墟中重建，发展成为一所享誉全国的综合性大学。他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武汉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晚年岁月：文革期间的坚守与贡献（1966-1969）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武汉大学校园内出现了批斗大会。李达作为校长，成为批斗的重点对象。在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将这位76岁的老人拉上台，强迫他戴上高帽子，在烈日下站了整整四个小时。

尽管遭受批斗，李达仍然坚持工作。他每天都到办公室处理公务，努力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当得知有学生要砸毁图书馆的古籍时，他立即赶到现场进行劝阻。在他的坚持下，武汉大学的大量珍贵文献得以保存下来。

1967年初，武汉大学的一些重要实验室面临被抢占的危险。李达多次向上级反映情况，要求保护科研设施。他亲自带人守护实验室，使一批重要的科研设备免遭破坏。这些设备在后来的教学科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年夏天，李达被下放到武汉大学的农场劳动。在艰苦的环境中，这位老人仍然没有停止思考和写作。他利用晚上的时间，继续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完成了《实践论》的注释工作。

1968年春，李达被强制搬离校长住所，搬到一间简陋的平房里。但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利用这段时间整理多年来的研究资料。他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心得记录下来，为日后的教学研究工作留下了宝贵资料。

在这一年里，李达多次向中央写信，反映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他指出，大批教师被批斗、停课，将严重影响教育质量。他建议及时纠正这些错误做法，恢复正常教学秩序。这些建议虽然当时未能得到采纳，但反映了他对教育事业的深切关注。

1969年初，武汉大学的一些老教授被下放到农村。李达多次找到当地领导，为这些教授说情。他指出这些教授都是学术骨干，应该让他们回到教学岗位。在他的努力下，一些教授得以提前返校。

这一年的5月，李达的身体状况开始恶化。但他仍然坚持整理自己的学术资料，将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化整理。他将这些资料分类装订成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

6月28日，李达因劳累过度，加上长期的政治压力，突发脑溢血。虽然经过抢救，但终因年事已高，医治无效。7月2日，这位为中国革命和教育事业奋斗一生的老人，在武汉去世，享年79岁。

在文革的动荡岁月里，李达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和责任。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他仍然坚持工作，保护学校的教育资源，维护教师的权益。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担当和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