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书慧 刘晓倩

摘 要：乡村振兴是中国共产党从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出发，为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的战略规划。共同富裕的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2020年中国历史性的消除了绝对贫困，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础，但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农村在人口、产业、文化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突出的羁绊问题。文章基于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目标和使命的一致性，沿着“逻辑关系——道路羁绊——路径选择”的思路展开，提出农村“人+产业+文化”的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模式，以聚焦以人为本的“人”为研究核心，通过实施“吸引人才”与“盘活人口”;“因人施策”与“因地制宜”;“特色兴农”与“绿色兴农”;“传承文化”与“弘扬文化”等这些具体路径，以期为中国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提供可借鉴的实践方案。

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两者不仅在方向上具有一致性，在追求的道路上也存在着极强的关联性。中华民族要实现复兴，共同富裕是必由之路，而实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是“压舱石”。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作为第二个百年的两大战略，方向是一致的，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中国历史上，农民问题一直是与历史进步交织在一起的，每一次农民运动爆发的历史轨迹，都留有“均贫富”的基本诉求，从陈胜、吴广起义提出的“苟富贵、无相忘”,到晚晴太平天国运动提出的“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无一不表明农民的朴素愿望是追求平等、追求幸福的生活。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将“三农”问题作为革命和建设的首要问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耕者有其田，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土地联产承包、新农村建设、脱贫攻坚、精准扶贫，一直到现在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等，无一不说明“三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追求乡村振兴，就是追求共同富裕，就是追求民族复兴。

关于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许多学者从基本公共服务、普惠金融、乡村旅游、教育等多个角度展开研究，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如胡志平(2022)认为基本公共服务能有效解决农村相对贫困、促进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融合[2]。邵晓翀等(2021)、吴健(2022)认为金融是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金融作为支农主力军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活水”,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3,4]。杨林等(2022)、傅巧灵等(2022)认为普惠金融可以显著提升农民可支配收入，但在不同区域之间存在异质性，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需要有效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5,6]。申始占等(2022)认为乡村旅游的人口反虹吸效应，经济提振效应和基建带动效应能够与乡村振兴战略之间形成有效衔接，推动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现[7]。于东超(2021)认为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离不开教育，高等教育助力乡村振兴，可以有效解决“三农”问题[8];陈夏瑾等(2022)认为职业教育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支撑[9],李名梁等(2022)认为职业教育的功能与共同富裕的需求具有深度的契合[10]。此外，学者在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方面的研究还涉及城乡融合发展[11,12]、产业兴旺[13]、科技创新[14]、农地改革[15]等方面。

综上所述，目前文献针对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的研究很多，但角度较为单一，主要聚焦点是产业振兴，通过金融、科技、旅游、教育、改善公共服务等方面来助力产业振兴，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从而改善城乡收入分配，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在众多文献中，鲜有学者把农村人口、农村产业和农村文化三者联系起来在一个框架内分析，三者结合共同推动乡村振兴的关联机制也不明确，此外，囿于乡村数据有限，一些学者以县城、乡镇数据代替农村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其结论也值得商榷。基于此，在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必要以“人的全面发展”的共同富裕目标为研究着力点，突出“以人为本”的“人”,围绕农村的 “人”即人民群众进行研究，构建“人+产业+文化”联动的乡村振兴模式，其中“人”的全面发展有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产业振兴代表物质层面的发展，文化振兴代表精神层面的发展，充分考虑现阶段中国农村实际情况，深入分析影响共同富裕的道路羁绊，通过有针对性的路径选择，为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提供一些新理论和新方向。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理论上看，共同富裕至少应满足“富裕”,即生产力发达，“共同”即生产关系中全体人员的共享，“人”即自由而全面的发展[16]。从中国实践看，共同富裕有三个特征最为鲜明，一是社会公平始终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础；二是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崛起；三是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17]。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富裕，是中国模式的共同富裕。现阶段我国已经取得脱贫攻坚的重大胜利，农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但依然存在着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特别是有些农村地区在经济、文化、社会保障等方面还比较落后，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迈出坚实步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眼下就需要巩固和筹划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持续解决好“三农”问题。因此，乡村振兴是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共同富裕的本质是共有、共建和共享，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既包括城镇，也包括乡村，而乡村振兴的本质就是要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两者在目标、使命和实现路径上存在高度一致性。从目标来看，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和艰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就包括“三农”问题，乡村振兴是“三农”问题发展的新阶段，不同历史阶段，推动“三农”工作的重心始终存在，比如：解决体制壁垒、城镇化提速、收入差距缩小、乡村发展不平衡及不充分等问题。尽管形式上有所差别，但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围绕共同富裕的目标而奋斗。

从使命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实现共同富裕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彰显，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要实现共同富裕，不仅要求整体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且要求不同群体间的差距得到合理控制和缩小，这种控制和缩小不仅体现在收入方面，还要体现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民生事业等各方面。“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这与党实现共同富裕的使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从实现路径看，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战略的实现都要靠辛勤的劳动，艰苦的努力，以及科学的施策，都要靠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爱社会“三有”协同来实现[18]。而全面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人”,即人民群众，这个“人”既要有数量上的优势，又要有质量上的诉求。现阶段，随着城镇化速度加快，农村人口持续减少，“空心化、老龄化、妇孺化”加剧，乡村振兴在“人”上面临着人口数量和人才短缺的双重压力，只有盘活留住现有人口，内育外引人才，才能抓住乡村振兴的“牛鼻子”,有了“人”这个核心因素，从农村产业和农村文化入手，同步提高物质和精神文明，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通过“特色兴农、绿色兴农”助力产业振兴，通过“传承文化、弘扬文化”助力文化振兴，紧紧围绕农村人民群众实现生活富足和素质提高的基本目标而努力。此外，助力乡村振兴还需要国家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等各方面的协调配合，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基础。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的各个层面都是围绕农村人民群众展开的，其核心是“人”,主线是“人、产业和文化”,为此本文拟构建农村“人+产业+文化”的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模式(见图1)。

图1 农村“人+产业+文化”的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模式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期盼，是包括城镇和农村在内的所有地域人群的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的发展道路就是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没有乡村振兴，农民不富裕，就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因此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实现共同富裕必然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真正体现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9]。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同样充分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20]。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实现传统“一产”,接“二”连“三”延展农业产业边界，推动农民增收致富；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体现，打造宜居村落，留住乡思乡愁，民风民俗，创造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的美丽环境，可为农民提供高品质的生活；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保障，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文化支撑，良好的乡风是乡村、宗族绵延不绝、繁衍生息的精神内核，弘扬良好的乡风文化，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提高农民的精神境界；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保障，和谐、稳定的乡村生活，为农民安居乐业提供了良好的空间；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根本，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现阶段收入分配的短板在农民，农民实现了生活富裕，共同富裕的目标才有希望。

共同富裕能够为乡村振兴提供目标指引和行动指南，广大农民对共同富裕的热切期盼和不断追求，正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源源不断的动力[21]。共同富裕有两层基本含义：一是“富裕”,即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二是“共同”,即不平等程度缩小。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充分的问题突出，已经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障碍。乡村振兴的发展方向应紧紧抓住“共同”和“富裕”这两个关键衡量标准，“富裕”维度上，力争通过高质量的发展，在2035年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把包括农村人口在内的人均GDP在2020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人均GDP有望达到2.2万美元；“共同”维度上，真正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共同富裕”的战略，乡村振兴一方面要多维度消除贫困，彻底解决相对贫困的困扰，在度量乡村振兴时，不能仅以收入水平为单一标准，还要结合教育、健康、住房、生活水平等多方面综合度量；另一方面乡村振兴在共同富裕的指引下，需要在生活质量方面获得全面提高，真正使农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得到显著提升。乡村振兴战略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着力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党中央提出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包容性，作为共同富裕的主攻方向之一，恰恰也为乡村振兴战略指明了方向。

长期以来，城乡“二元制”的经济结构造成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局面，同时也使得农村地区公共服务水平较低，除此之外，要实现乡村振兴，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农村在人口、产业和文化方面还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的道路羁绊。

中国摆脱了绝对贫困，但农村依然存在着一定比例的人口因为各种原因而返贫的可能。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消除绝对贫困后，相对贫困成为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重大任务之一，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解决好农村贫困问题，特别是相对贫困的困扰[22]22]。长期以来不论是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农村人口都较为集中，随着青壮年劳动力经常性的外出打工，农村人口的“三多三少”特征愈发明显：老弱病残多，强劳动力少；女性多，男性少；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多，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少。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农村人口为50 979万人，与2010年相比减少了16 436万人；在流动人口方面，2020年人户分离人口为49 276万人，其中流动人口为37 582万人，与2010年相比，流动人口增长了69.73%,这意味着有更多农民离开了农村进入城镇务工生活，农村人口减少已经成为常态。随着农村人口的动态大迁移，农村的老龄化态势也逐渐加深，2020年60岁以上和65岁以上的人口农村占比分别为23.80%和17.72%,而同期城市人口占比分别为15.55%和10.78%,同期镇人口占比分别为16.42%和11.82%1,农村比城市同期分别高出8.25%和6.94%,比镇同期分别高出7.38%和5.90%。此外男女比重也严重失调，彭小辉等(2018)利用2003—2012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户数据，以山西省为例，比较农村成员间的性别发现，从事农业劳作女性显著高于男性，女性占比为70.82%,男性占比为46.88%,女性高出男性23.94%[23]23]。从受教育年限看，2020年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15年，而城镇人口为10.33年，两者相差4.18年2。农村人口的“三多三少”特征，一方面使得农村生产力发展受到人员数量的影响，消费乏力，活力不足；另一方面，农村人口的质量也制约着农村产业的创新和发展。农村人口的“三多三少”问题成为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挑战，同时也成为我国农村摆脱相对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羁绊之一。

推进共同富裕需要乡村振兴，而要实现乡村振兴，既要有人口数量，更要有人口质量作为支撑。不可否认的是，未来我国城镇化水平仍将持续，农村人口占比仍会继续下降，由于早期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对故乡的依恋，以及完全解决“空心村”问题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等客观原因的存在，使得农村的空心化、老龄化和妇孺化还将长期存在一段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2》预计到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0%,2050年达到80%左右，城镇化仍然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这意味着农村空心化程度还会加重。新生代农民和农民工与父辈对待土地的态度截然不同，他们掌握新的知识和技能，城市适应能力更强，在农业不断实现自动化、机械化的背景下，不需要他们再反向回补农业，人口持续流出将不可避免的成为常态。城镇相对而言，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水平要显著高于农村，多数外出求学的农家子弟接受新时代的社会制度教育，逐渐适应了城市自由、单纯的生活，而农村所谓“熟人社会”的一些规则逐渐无法适应，原有的“乡土本色”意识在不断淡化，这使得他们宁愿在外打工也不愿回到故土创业。一边是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寄希望于打工增收致富，而长期游离于农村之外；另一边是外出求学的农家子弟通过努力定居于城镇不再返乡，导致农村人口持续减少。而老年人由于身体原因无法外出，又故土难离，留守在农村，增加了老龄化的比重，同时为保证粮食稳定和幼小孩子的看护，家庭妇女也无法外出，从而形成了妇孺留守的困局，农村的户籍现状成为要么全家外迁，要么老、妇、幼留守在家，所以农村空心化、老龄化、妇孺化问题仍将持续。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促进农民增收，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吸纳返乡创业人才，最终推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有效途径。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现有农业的龙头企业仍然偏少、规模偏小，农业龙头企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水平存在着区域差异和明显的断层现象。《2019年中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500强》榜单显示：江苏、山东两省的企业数量分别为131家和97家，占到500强总数的26.2%,20家以上的省份还有江西、河南、安徽、四川和浙江，而其他西部省份虽然有广袤的土地，但是龙头企业数量则偏少，如广西、宁夏、青海为2家，甘肃为3家。此外，在所有500强企业中，尽管涉及的经营业务和产品复杂多样，但行业仍主要集中于农产品种植及加工，占比为30.2%。一方面，这说明龙头企业的主营仍以当地的农产品原料为主，产业链延伸仍需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也说明农民在增收环节仍以低端生产为主，没有广泛参与到农产品的深加工领域，特别是地域位置的限制，偏远的中西部地区农村农业仍较为脆弱，致富能力并不强。致富机会少使得偏远农村人口不得不离开家乡外出打工，在“两不愁，三保障”的基本条件满足后，加强造血能力培植，引导农民增收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实践表明城乡融合好的地区，农村同样收入较高，而城乡融合差的地区，农村收入则较低。我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低，不能有效创造就业岗位，农村无法就近实现高质量就业，相对城市居民而言，提高收入的作用明显偏弱，《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我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7.3%、39.4%和53.3%,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明显偏弱。农村第一产业聚焦于低水平的种植和养殖，不进行产业链延伸，走低端的农业发展道路，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两不愁、三保障”的实现为农村贫困地区的群众带来了切实的幸福感，但共同富裕的目标是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物质层面问题的解决并不代表人的精神层面问题已经解决。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的文化事业取得了很大发展，但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农村文化传承缺少引领主体和人才资源。农村留守的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有一技之长的人才、精英和知识分子流失，文化传承的主体“缺位”,老人、妇女和儿童平常文化娱乐活动仅限于上网、看电视或打牌等，娱乐活动多样性更少。其次，农村公共文化事业发展不充分，农民文化教育娱乐消费水平低。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农村居民2021年在教育文化娱乐方面的消费仅为1 645元，而同期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为3 322元，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是农村居民的2倍。大多数情况下，由于缺少消费人群，农村公共文化只能由政府来唱“独角戏”,而政府引领的“新文化”在缺少乡土气息的情况下，容易与农民实际需求脱节，最终导致农民参与度低，甚至出现“服务无人管、演出无人看、活动无人办”的现象。再次，优秀的乡土文化缺少传承的主体，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和意愿不强[24]24]。由于常住人口少，传统的节日变的“冷清”,家规、家训、家教意识淡化，良好的家风失去了传承和传播的载体。最后，农村的传统文化管理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大多数农村为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建立了读者书屋、购买了健身器材、开辟了公共娱乐场所，但由于管理不到位，一些活动场地未被有效利用，部分公共设施出现破损无人维修，文化传承的阵地得不到保障。

在一个大国，特别是有14亿人口规模的国家要实现共同富裕，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是绕不过的坎，乡村振兴对推动共同富裕，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是关键所在。

农村人口“三多三少”“空心化、老龄化和妇孺化”归根结底是人口的问题，这里不仅包括人口的数量、结构问题，还包括人口的质量问题，在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解决人才、人口问题。针对农村人口的流动问题，一方面要取消户籍限制，解决农村和城市的人口双向流动；鼓励家乡在外的成功人士回乡创业，同时地方政府也应出台相关政策，比如：探索以投资入股、合作等多种方式吸引人才入乡，建立科研人员入乡兼职和离岗创业制度；深入推进“一村一品”,科技特派员制度；完善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等。另一方面应变被动为主动，充分认识农村人口的现实特征，挖掘现有人口的潜在红利，数字经济时代，把人口空心化、老龄化和妇孺化的劣势变为优势，通过多种途径为其提供安全保障[25]25]。首先是解决空心化问题。鼓励年轻人回流，农村相对城镇的优势是农产品，而且农产品是城镇不可或缺的，通过数字赋能，搭建互联网电商平台，促使年轻人回流农村，激活乡村建设中的信息、技术、资金等市场要素，把农产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财富。其次是解决老龄化问题。年龄在劳动领域既是劣势又是优势，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对自己的农产品有独特的感情，对农活技术有独到的见解，因此数字经济时代，老农民可以成为技术的传播者，也可以成为农产品的推广者，老年技术人员也可以发挥余热，通过传授经验，指导农户进行耕种，带来农业的增收。最后是解决妇孺化问题。留守妇女是照顾家庭的主力军，依托数字经济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在家就可以融入全球产业链。过去闲置的土地和房屋，留守妇女的手工技能，农闲的零碎时间等资源，因地理位置局限，生产方式单一，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无法高效对接形成收入，造成很大的资源浪费，现在通过网络技术，自媒体等方式可以使有限的地方特色手工产品，比如少数民族特色产品等配置到全球，既不影响妇女照顾孩子、老人，还增加了收入，可以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步伐。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经济的高速增长，2021年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4.72%,单就人口而言，中国已经彻底走出了“乡土中国”的时代[26]26]。伴随着城镇化的另一面是村庄的大量减少。《中国城乡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中国自然村的数量由2010年的272万个减少到2020年的236万个，10年间消失了36万个，减幅高达13.24%。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现代化意味着城市化，村庄的消失意味着人口的转移。千差万别的村庄本质上都是人口的差异，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应“区别对待”“因人施策”,针对人口数量偏少的村庄，进行村庄合并；针对偏远、人居环境较为恶劣的村庄，建议人口迁出；针对人口聚集较多，有城镇化特色的村庄，应进行公共基础设施延伸，尽快和城市接轨；针对离土不离乡，大家有搬迁顾虑、移民顾虑的村庄，应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稳步推进，在增收致富上应大力宣传国家政策，进行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破除影响生产力发展的藩篱。中国的村庄社会结构差异有显著的区域特征，这可能与早期的历史、地理、种植结构、战争、宗教等多种因素有关，从社会结构维度上看，可将中国农村分为南方农村、北方农村和中部农村[27]27]。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曾说：“聚居之风，古代北盛于南，近世南盛于北”。就今天而言，南方农村人口更偏重宗族，属“团结型”结构[28]28],较适合发展作坊式产业；而北方农村人口更偏重“门派”“门子”等小亲族，呈现相互竞争的“分裂式”结构[28]28],较适合自主创业或自主择业，在“因地施策”上适应面更广。社会维度之外，经济发展水平也存在很大差异，表现在地域上主要是东中西差异，这种差异恰恰影响着农村的人口流动，东部沿海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快，市场化程度高，是人口的流入地区，而中西部农村人口则表现为流出。从共同富裕的发展进程来看，东部沿海地区有的已经迈入了富裕行列，而中西部偏远地区的农村还比较落后，由于大病、残疾、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原因，一些脱贫农村人口仍存在着返贫的可能。因此针对不同区域的农村，实施乡村振兴更应“因地制宜”,把有限的资金向中西部倾斜，相关财税、金融等政策向中西部倾斜，推动中西部农村地区经济更快发展。

乡村振兴的核心是“兴农”,“兴农”的首要任务是兴农业，农民依托农业而生，在满足温饱等基本生活的基础上，“兴农”的主要任务就是让农民能尽快增收致富，农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产业，围绕农业做文章，乡村振兴应走“特色兴农”“绿色兴农”之路。“特色兴农”首先要看当地农村的农业是否有特色农产品，比如蔬菜瓜果、花鸟鱼虫等，如果有就可以发展特色农业，对接龙头企业，发展电商，通过“农超对接”等方式带动当地农户增收致富；如果没有特色农产品，再看当地农村是否有特色区位，比如是否有毗邻山、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特色旅游、乡村民宿、农家乐等具体服务；如果没有山、水，再看是否有特色技艺，比如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打造特色品牌增收致富。当然如果特色明显，既有农产品，也有区位优势，还有特色技艺，三者共同开发更能带动当地农户致富。总之“特色兴农”的第一步要看是否有“兴农”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特色兴农”的第二步才是创造条件。针对落后地区的乡村，收入水平低，农民的收入主要靠外出务工，以基本农田为主，生产的粮食主要是自给，毫无特色，这种情况应强化现代农业，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措施，提升农机装备水平，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真正把农户解放出来。而针对无特色又存在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应完善帮扶机制，联农带农机制，实施绿色通道，优先保障其外出打工。共同富裕的关键在农村，“绿色兴农”是农村发展、农民持续致富的保障，乡村振兴的持久动力来自对农业生态的保护，加强实施对天然林、草原、河流胡泊、海洋、牧场等地区的修复、修养等措施，是实施“绿色兴农”的重要保障。

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1949年我国城乡人口占比分别为10.64%和89.36%,接近10个人中有9个人在农村，尽管2021年城乡人口占比更新为64.72%和35.28%,城镇人口占比已经大幅度提高，但对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乡土文化的根仍然在农村。文化振兴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证，助力共同富裕不仅要生活富足，更要精神自信，通过“传承文化”和“弘扬文化”,挖掘乡村文化的经济价值，为助力共同富裕提供精神动力。乡村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传承文化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传承文化”的首要前提是确认文化，乡村文化的创新和传承包括农耕文化、节日文化、非遗文化等。农耕文化本质上蕴含着劳动创造幸福的简单哲学，在农业中开展插秧、剥玉米、割水稻等体验活动，目的就是要使劳动者体验劳动的快乐、艰辛等，这种文化是农耕文明的传承。其次是节日文化，中秋、清明、端午等节日皆来自中国古代传说或者农业节气，这些节日的活动一般都有其特定的主体和主题，此外全国各地还有地方传统节日，通过挖掘节日文化资源，提升影响，可以有效搞活本地经济，带动农民增收。非遗文化既是文化，也是产业。年画、刺绣、女书、变脸、古乐等等都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针对非遗文化我们应进行保护、创新和传承；同时，鼓励和促进非遗产业化并走向市场，满足城乡群众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此外，还应加强管理，通过“农民艺术节”“乡村文化汇演”“农民丰收节”等节庆活动，大力弘扬农村文化，吸引广大农民参与，营造健康、浓郁的农村文化氛围，增强农民的文化自信，充分利用好现有的图书馆、运动场、娱乐设施等文化平台，为促进农民的精神富裕提供强大的主客观环境支持。

本文从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入手，构建了农村“人+产业+文化”的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模式，并探讨了该模式在实践中存在的道路羁绊和路径选择。以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的现实背景为基础，具体得出如下结论：一是“人”,即人民群众作为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的核心要素，应以“吸引人才”“盘活人口”为主，坚持“育引并重”,增强人才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盘活现有人口，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能。二是围绕产业做文章，实施“特色兴农”,蔬菜、水果、肉蛋奶等副食品是人民群众的消费品，也是农村产业的供应品，应找准特色，加大资金和科技投入；实施“绿色兴农”,保护好农村的绿水青山，建设生态宜居的家园，发展旅游业，同样可以做成致富产业。三是“因人施策”“因地制宜”,乡村振兴不能，也不可能只有一个办法、一条路，千万个乡村，就有千万个差别，针对不同的村，不同地域的村，实施精准施策，走适合自己的路才是关键。四是“传承文化”“弘扬文化”,乡村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载体，具有很深的根基，传承、弘扬、创新、发展乡村文化，可以为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提供精神支撑。

乡村振兴要靠“人、产业、文化”等要素的支撑，同时政府的导向作用也至关重要，为此在前文提出乡村振兴路径选择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要坚持党领导乡村治理，为引领乡村跨越发展提供组织保障。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坚持党领导乡村自治，夯实乡村治理之基；坚持党领导乡村法治，健全乡村治理之规；坚持党领导乡村德治，构筑乡村治理之魂[29]29]。第二，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育现代新型农民。农业现代化的支撑是科技，科技的应用在人才，当前农村人才流失严重，现有劳动力因缺乏相关技术培训，大都从事的农业生产较为低端，技术人员短缺严重制约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要让职业教育成为产业振兴的“助推者”,人才振兴的“汇聚者”,教育振兴的“播种者”,文化振兴的“传播者”[30]30]。第三，要加大财政金融扶持，助力产业持续增长。推动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发展，而产业发展又离不开资金的支持，财政资金的有限性与金融资金的无限性，亟需两者协同发力，因此为提升财政金融支农效率，应健全相关制度，拓宽协同渠道，撬动社会资本为乡村产业发展增添动力[31]31]。第四，要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落实区域协调发展一体化，实现农业产业经营体系化[32]32],畅通数字技术向农业生产力通道转化，充分激发农业生产内生动力，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依托数字经济促进农村生产要素合理分配，加快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

作者简介：张书慧(1977—),男，河北磁县人，博士，河北地质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共同富裕、财税政策;刘晓倩(1987—),女，河北沧州人，博士，河北地质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农业数字化转型机理、效应及路径优化研究》(21CJY048)

来源：《当代经济管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