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王朝更迭就是一次次贵族之间的相互坐庄，但在历史的关键节点和大争之世却永远是寒门推动着历史的走向。
战国的主题是变法、兼并，为了不使自己在大争之世落伍从而遭受灭国危机，七雄都是以天下为市场开出各种优惠条件广泛招聘人才，于是就产生了苏秦、张仪、范雎、李斯这种出身基层的人走入各诸侯的庙堂，通过左右国君的意志从而决定天下的走向。
各诸侯之所以积极引入以寒门为主体的士人，一个是因为自身人才的匮乏，最重要的是，这些士人由于出身低，没有家族势力作为后盾，不会对王权造成威胁，再加上他们来自别的国家，所以就只能将自身的前途命运和国君绑定，深刻贯彻国君的意志。
最典型的就是商鞅变法。商鞅由于在秦国没有任何背景，所以变法时主打的就是一个大刀阔斧凌厉风行，仅仅用了十年，就让秦国实现了质的改变，一跃而成为强国。
而秦孝公则始终躲在幕后，商鞅不仅是变法的执行者，更是为秦孝公扛住了来自秦国世族的所有压力。
想想，即使秦国宗室或者贵族中有商鞅这样的大才，秦孝公都坚决不能用，因为如果用自己人给秦国动手术，那就等于逼着对方背叛自己的家族，对着自己开刀，必然会功败垂成。
之后的张仪、范雎、李斯等人只是秦国用人战略的再复制。为什么范雎能够协助秦昭王收回王权，就是因为，范雎在秦国没有任何背景，为了仕途，就只能将个人命运和秦王深度绑定，干一些充满风险和挑战的事。
即使范雎在秦国坐大，秦王也不怕，因为，用王权收拾一个出身基层又没有任何背景的外人，秦王还是有这个自信的。
所以，秦国重用外来士人不仅是人才的引进战略，更是因为，这些人对王权产生不了任何威胁，落地秦王的意志时又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和阻力，简直是一举多得。
可以说，秦国的富强、统一大业都是在这些出身基层的外来士人的推动下才完成的，士人才是改变天下格局的主力。
当历史将权力棒交到汉武帝的手中时，汉武帝拿起手中的试卷一看，全都是些改变历史的大事。
众所周知，汉朝虽然已经经过六十余年的过渡，经历了好几任皇帝，但是许多重大事情都没有解决：匈奴问题、合法性问题、变更制度、意识形态、诸侯王问题...
都没有解决。
刘邦是帝国的创建者，而吕后、文景二帝则更多属于守护者的角色，通过无为而治的方式让汉朝走出战争的废墟。当生存问题解决之后，就要打发展的牌，而这张牌正好就落在了汉武帝的手里。
汉武帝刚好处于西汉历史的拐点 图源/剧照
用汉武帝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
也就是说，汉武帝的职业生涯和汉帝国的历史拐点是重合的，刘彻非常明白自己的使命。而如果要解决变更制度、用兵匈奴、削藩等大事，汉武帝还得需要人才来将自己的方案落地。
而如果汉武帝从既有的朝臣中选将组建班子，那么他工作的推进一定会受到极大的阻力，因为，朝臣一般都是世家在庙堂的代表，而汉武帝的政策又是要触碰这些人利益的节奏，再加上世家在帝国的关系网盘根错节，根本就不好动手。
所以，汉武帝还得从基层选人。
于是，文官层面的主父偃、公孙弘、朱买臣等人通过自荐或者察举制走进了帝国庙堂；武官层面的卫青、霍去病等人都被汉武帝慧眼识珠提拔了起来，在军事领域独当一面。
这些人由于没有家族力量作为背书，又没有关系利益网的束缚，所以不仅能轻装上阵，而且必须将自己的仕途和皇权深度绑定起来。
所以你看，汉武帝不管是武功还是文治层面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而这些都得益于他对寒门士人的起用。
即使是主父偃后期作风出了问题，引起了众怒，汉武帝也可以轻松将其杀掉以平息众怒，根本不用考虑当事人及其家族的感受。
这样看的话，汉武的功业完全就是寒门给撑起来的，说寒门改变了历史也毫不为过。
即使是魏晋那种完全被门阀操控的时代，寒门也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改变了历史。由于不能走进庙堂分享蛋糕，士人阶层就迎合了八王之乱，并最终导致了西晋的灭亡。
南朝虽然一直是门阀主政的格局，但自刘裕建立宋朝之后，局面就已经发生改变。为了避免世族控制庙堂进而架空皇权的情况再次发生，刘宋、萧齐、萧梁的皇帝不约而同都选择了同一个方案：
用高官厚禄将世族养起来，然后重用出身寒门的士人阶层作为皇权的代理人。
于是，南朝就出现了一种怪象：三公级别的高官没有权力，而那些出身寒门品级又很低的官吏却往往握有大权，成为事实上的宰相。
没别的，皇帝怕东晋皇权被世族操控的故事重演。
因此，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主导南朝历史走向的群体其实是寒门。经过侯景之乱和江陵之难世族主力被战争消灭之后，寒门势力进一步壮大，陈霸先建立的南陈就是以寒门为主导的王朝。
寒门是南陈的主导 图源/剧照
隋朝建立之后，隋文帝父子为了通过正规的程序将底层精英虹吸上来给庙堂进行换血，以摆脱关陇贵族的束缚，于是就创建了科举制度。
只是，隋炀帝最终还是没能打赢与关陇集团的战争，被强势请出了历史。
后来，这个历史重任就交到了唐高宗李治手里，李治为了打击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贵族，于是就广泛团结以李义府、许敬宗为代表的寒门势力，并最终以杀掉长孙无忌的方式一举击垮了关陇集团在大唐构建的堡垒。
此后，寒门就以科举的方式不断走进帝国庙堂成为推动唐朝历史发展的主力。武则天为什么能够代唐建周，就是她通过科举制将大批寒门引入了帝国庙堂，将这些人发展为了自己的基本盘。
但能够通过科举走进帝国庙堂的毕竟只是一少部分人，再加上关中与关东的矛盾，关东大部分士人还是不能够享受科举制度的红利，于是他们就加入了边地节度使的幕府，充当了军阀的智囊。
于是就有了安史之乱。
即使是晚唐和五代时期的军阀混战，节度使和藩镇幕府中的智囊也大多由出身寒门的士人阶层充任。
也就是说，在安史之乱到赵匡胤建宋的这个时间区间内，左右历史的主力一直都是寒门。就是皇帝的人选也大多出身寒门，朱温、刘知远、郭威、柴荣，这些人都是出身底层寒门。
宋朝建立之后，赵宋官家为了快速结束军人专政的局面，于是就给科举按下了快进键大量从底层虹吸人才然后将这些人填充到军政两个领域，实行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
而士大夫群体大多都是通过科举从底层“引流”而来的。此后，不管是庆历新政还是王安石变法，操盘者都是通过科举走进帝国庙堂的寒门。
当然，这也是建立在贵族阶级在唐末、五代被基本消灭的现实面前。
元朝就不用提了，那是妥妥的贵族社会，不仅寒门，就连汉人世家的精英也无法走进大都，帝国庙堂基本被蒙古贵族和色目人所垄断。
明朝的模式大体和宋朝相同，都是通过科举的方式不断从基层虹吸人才，尤其是在土木堡事变勋贵阶层被消灭的情况下，文官群体更是掌控了帝国的话语权。
清朝虽然也在大力发展科举，但清朝却存在严重的满汉矛盾，八旗始终是爱新觉罗家族治理帝国的主力，即使是在八旗入关之后逐渐退化的情况下，皇帝依然要保证他们在权力和利益层面的优先权。
也就是说，八旗实际上就是清朝的贵族阶层、世家。
如果国家无事，这种模式自然可以持续运转，但如果遇到变革制度的大事，贵族阶层反而就成了阻碍。
1722年，康熙驾崩之后，继位的雍正拿起手中的试卷一看，上面全是变革制度、改革的大事。
没办法，康熙是清朝版图的奠定者和政权的巩固者，但清朝的一系列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比如土司问题、税收制度的完善等。
和当年的汉武帝一样，雍正也必须承担起完善、变革制度的重任。但历史上每一次变革都是一次利益的重新分配，势必会牵扯到贵族的利益，所以，雍正如果想将心中的蓝图落地，就不能用八旗贵族。如果用贵族，就等于让他们给自己动手术，没人会干这样的傻事。
现实倒逼着雍正必须得用那些出身基层在朝中毫无根基的能臣。经过筛选，雍正将目光锁定在了田文镜、李卫、鄂尔泰三人身上。
田文镜和李卫的官是买来的，鄂尔泰一直在基层职位上蹉跎人生，他们在朝中和地方上都毫无根基，所以在推行新政时也会毫无阻力。
所以，雍正在对三人的能力和人品考察过后就大胆放权，将三人提拔到督抚的位置上大力推进自己的改革。
在这三人的努力下，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官绅一体当差、改土归流等政策顺利落地，使大清的国力迅速攀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虽然这三人得罪了大量官绅，在官场上几乎没有朋友，但这正是雍正想要的效果，只有孤勇者才能推动自己的改革。
也就是说，乾隆时代的盛世其实是田文镜、李卫这样出身基层的人给打的基础，他们绝对是历史车轮的推动者。
即使到了清末，像剿灭太平军、发展洋务运动这样的大事依然是以曾国藩、左宗棠等这种出身底层的人推动的结果。
直到帝制时代结束，寒门一直都是推动历史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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