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期新党员普遍缺乏保密观念，有人直接在书包上画上镰刀斧头
四川乐山属于下川南的经济文化中心，近代以来建立了很多工厂，有盐场、丝绸厂、纺织厂、造纸厂、印染厂、煤矿等等，工人数量庞大。因此大革命及土地革命时期就有中共党团组织在乐山地区活动。
1927年4月，乐山建立了第一个中共支部——青神支部，帅昌时任书记。虽然很快大革命失败，但乐山境内的革命活动却在此后随之展开。
中共四川临时省委于1927年8月成立后，高度重视乐山境内庞大的产业工人群体的革命斗争，尤其是五通桥的盐业工人队伍被视为应首先组织动员的对象。
四川工运领袖钟善辅，以及苟永芳、余宏文等工运干部，都先后到五通桥地区发动工人，筹备建立工会及基层党组织，如中共五通桥特支、牛华后山党支部、中共牛华溪工委等。中共四川省委曾计划在此地进行工人武装暴动，后由于叛徒告密而失败。
1933年前后乐山工会组织曾发展到一个小高潮阶段，总计有11个工会，总人数约383人。除了工运，农民革命领袖许本达、毛慈影、段兆麟等均在此区域有过相当积极的活动。他们发动农民，组织农协，领导抗捐抗粮反霸斗争，尝试建立准革命政权，在屡仆屡起中艰难发展。1933年3月，当时嘉定（乐山）及其附近的共产党员已发展到近60人。
1933年5月，在省委巡视员邹风平的主持下，乐山正式成立了直属省委的中共嘉定中心县委，领导嘉定、犍为、青神、眉山、井研、峨眉、夹江等地的党组织，这一举措起到了整合组织力量，推动革命发展的作用。
中心县委推动农运不断向前发展。1934年底，乐山曾爆发过著名的青神西山农民武装起义，旋即为当地国民党政府派兵剿灭，许本达、段兆麟、毛慈影等起义领导人壮烈牺牲。
由于形势日益险恶，以及此阶段党在革命方针上不断的“左”倾错误，至1936年前后，整个四川地下党系统都受到毁灭性打击，有组织的革命活动几乎完全陷于停顿。乐山地区也不例外，到抗战前后，才迎来新的转机。
抗战爆发后，随着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组织恢复与发展也迎来一个新高潮。乐山党组织恢复发展的趋势与全国一致，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姿态。
这时，在土地革命阶段出狱的和离散的党员干部先后找到组织接上关系，乐山地区重新建党开始提上议事日程。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侯方岳被派往乐山担负起整顿、重建地方党组织的重任。
1938年8月，嘉属工委正式成立，侯方岳担任书记，李嘉仲、贺国干任委员。随着组织建设的开展，眉山、井研、峨眉、五通桥、武大等处的工作日益展开，县委、特支、支部等相继成立，同年底，嘉属工委正式改建为中共乐山中心县委。
十年国内革命战争中，党的力量损失相当严重，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深感党的组织力量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国统区和沦陷区，远远落后于其政治影响与现实需要。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明确提出了加强和扩大党的组织，大量发展党员的方针。
同月底，长江局也发出指示，要求南方各省把积极建立党的组织和大力发展党员作为当前迫切而严重的任务。
4月初，四川省工委书记邹风平到武汉向长江局汇报川省党务工作。长江局批评四川党组织三四个月仅发展党员340余人，犯了关门主义错误，要求“川党要有10倍的发展”。
邹风平返川后，召集省工委成员传达了长江局的指示，并制定了从6月1日起到8月底止完成10倍发展任务的计划。乐山地方的党建活动，即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展开的。
由于种种原因，乐山地区直到1938年下半年才正式恢复建立党组织。虽然恢复较晚，但乐山党组织在建立以后发展也相当迅速。曾任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的梁华（梁国龄）在报告中说：“到大量开展期的最后期间，全中心县党员已到四百二十人左右（包括转来的与不记转去的）”，因此他认为“虽然主观上存在着许多缺点，其成绩却不算坏”。
譬如乐山县，1938年9月成立特支，到1939年5月前后，全县党员数达到130多名，基层党支部达13个之多，而且以城区范围内的工厂支部居多数。
乐山党组织的重建与发展，与抗日救亡热潮之间形成了双向互动的刺激关系。一方面，党组织的恢复重建激发了乐山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与群众运动，歌咏队、工会、抗敌后援会、抗敌墙报、抗敌宣传队、嘉乐书店等党领导下的外围群众救亡组织相继成立；另一方面，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高涨，也为党组织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此时外部环境也相对良好。
梁华的报告说：“……嘉定中心县委的主观力量实不弱。而抗战后至一九三九年五月该区域中的客观环境实也很好。当时地方政府及国民党党部亦未给做救亡工作者有限制，甚至有峨眉县国民党书记长公开向我们同志说：‘救亡宣传工作希望共产党同志共同努力，共产党的同志做救亡工作也很有经验。’
在五通桥的环境那可说更好，我们的贺国干、梁崇明两同志，在地方上自然是有地位，而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的地位可说更高了，都知他们是共产党员，地方上无论什么人都尊敬他们，无论什么事都尊从他们的意见。”
但蓬蓬勃勃的发展浪潮中，问题很快暴露出来，有些问题甚至危组织生存，最终导致组织大幅萎缩。
因为抗战初期的热烈救亡气氛和国共合作暂处于蜜月期，很多地方的党组织均转入地上公开活动，大多都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在这一时期中，各地党组织普遍忽略了秘密工作原则，发展党员几成公开形式，一些地方的组织暴露无余，从而使后来环境变坏时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受到很大影响。
而且，在吸收党员的标准把握上各地也存在很大的问题，甚至出现了不少只顾数量不顾质量的拉夫似的发展。其中比较典型的即是乐山中心县委下属的一个重要活动地点——五通桥通材中学，其追求扩张党员规模的程度可称狂热。
该校总共只二百余学生，当地特支就在其中发展了党员八十余，已占全数三分之一强。问题是这些初中学生年龄小，社会经验差，文化水准也不高，阶级认识更是模糊，等校长、教员离校，一些学生便以为他们将不是党员了。
而且，党员发展仅仅是在有组织的部门内竭泽而渔，为了追求数目字把最落后的人也拉进了党，不去开展新的堡垒，不沉下去踏实奠定党的基础。
在抗战初期党员的大发展时期，乐山地下党保密工作做得很差。许多新党员纪律观念淡薄，工作非常招摇。一些人很怕别人说他不是共产党员，总想在身旁挂上一个共产党员的招牌。有人在手提的书包上戴上红五星和镰刀斧头。
眉山县一个小学校有我方三个教员同志，把教室及寝室都改名，代以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晋东西、晋西北等地名，窗心纸写的是我党领袖们的话剧，讲的国语是《新华日报》上的文章。
即使在整顿时期，还有很多地方仍然舍不得轰轰烈烈抛头露面的救亡作风，难以接受和养成新的秘密的工作方式，眉山的组织就因此失败。而领导的同志对掌握干部上未注意，以致奸细混入，结果暴露而遭逮捕。
在党组织恢复与党员大发展的情况下，党的干部匮乏问题在各地都凸显出来，乐山地区也相当严重。
乐山中心县委下辖县份众多，但区级以上干部才31人，实不敷分配。党员干部人数缺乏直接影响到各项工作开展，如众多女工就难以组织起来。
本地干部也较为缺乏，中心县当时现有干部大多为外籍人，尤以五通桥、眉山两地更严重。中心县虽然做出巨大努力力图培养本地干部，可成绩却不彰。主要原因是发展时期工作作得坏，时局日渐转坏，顽固分子竭力向我进攻，组织为了保存干部东疏散西疏散，干部培养受到影响。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中央在1939年1月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前后掀起了反共逆流，先后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多个针对性文件，制定了一整套“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在此之后大大加强了对国统区中共党组织的控制与打压。
而各地党组织在跨越式大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种种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为因应这种内外新局面，1939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并下发了《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这一指示，指出各地发展党员的过程中存在着追求数目字、突击运动、集体加入、不经审查等错误，严重损害党组织的巩固，因而要求停止党的发展，把整理、巩固党的组织作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
1941年5月，党中央发布《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隐蔽和撤退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的指示》，再次强调了“十六字方针”。
紧接着，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结合国统区的实际情况，进一步细化制定了有关地下党在国统区行为准则的重要指示，并随之提出“三勤三化”的具体要求。
之后，各地陆续开展巩固整顿党组织的行动，组织全面转向地下与紧缩。乐山地下党也采取了一些针对性整改巩固措施。
1939年以后，五通桥盐务局大批更换通材中学教职员工，强化国民党势力，同我党组织争夺通材中学领导权的斗争愈演愈烈。与此同时，在党员中发生了横的关系，暴露了党的机密。针对这种乱象，中心县委派组织部长梁华及妇委杨维哲等，到五通桥区坐镇四五个月整理该地工作。
整顿方法除了洗刷不合格党员外，还撤销了学校的独立特支，把合格党员分班分级组成若干平行小组，实行单线联系。整顿之后，该党员数量大幅缩减，但也更加精干，男生部党员15名，女生部有党员5名，均交给五通桥区委单线联系。
眉山县委因为拉进了许多国民党员，党内秘密悉数为人知晓，因此清除了不少人。此外，嘉定、犍为、夹江、井研、眉山等地都进行了组织整顿，清除了一些对党认识不明，三心二意者或投机取巧分子，同时转移红色干部，切实整理支部组织，重质不重量，并进一步停止一般的发展党员，加紧群众工作。
曾任中心县委委员的刘作先回忆：“如有的已‘红’到敌人黑名单上，就要立即撤退。撤退的办法，有的由上级批准送陕北学习，有的即在中心县委范围内调动。”如果仅是被敌人怀疑，即暂停活动，静观其变以定去留；完全未暴露的则继续在本单位发挥作用，秘密开展工作。
针对不少党员干部基本党务知识匮乏，理论水平低，工作能力欠缺等问题，乐山中心县委本身及县区级干部均按照川康特委规定按期进行自我学习；针对支书、支干、小组长等基层党干曾举办数次短期训练班，每期共计时间在十五至二十个钟点。讲授的问题主要有：统一战线、支部工作、秘密技术或党的建设。
学生支则增讲青年工作；妇女则增讲妇女工作；工人则增讲职工运动。对一般普通党员，也曾组织过多次的短期训练班，此外，日常还规定其读书汇报，定出学习计划。
对于新党员，除介绍人尽可能担负一部分教育工作外，支书、支干或小组长或指定支内的同志进行新党员教育。普遍开展党内教育后，大多数支部党员的理论水准提高了不少，干部匮乏的问题相对缓解。
由于抗战初期地下党的秘密工作理念普遍匮乏，嘉定中心县所属各地，党组织和干部暴露无余。在巩固时期，加强保密是地下党工作转变的一个重点。
乐山中心县委机关采用住家形式，屋中不存放红色书籍，订的报纸也不送到机关；限制开会时间，无论何级会议在房里不能过二小时，在外面茶馆旷野不能过一小时半，开会时不拿文件，不作记录，还要准备万一被人发现盘问时的口供。
对以下各级组织及党员的规定亦如此。每个党员随时随地不能带有文件及有妨害的日记及读书笔记，房内红色书籍不能随便摆放起，《新华报》《群众》《解放》等不能随便乱扯乱放，组织上的秘密文件不能借与任何人观看及遗失，不准发生横的组织关系，经举行秘密技术检查，若有不遵守者，以党的纪律制裁。
这些措施确实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夹江县某校有一个教师党员，在学校工作努力，取得学校当局及教师的好评，活动毫不引起学校注意，在四个月内，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吸收了三个优秀学生入党。
此前问题重重的通材中学，在整顿组织并转入秘密工作后，支部质量与领导能力反而有所提高，不仅三青团的发展在校内受到抵制，而且支部支书因功课努力，品行良好，博得校长器重，受校长去办平民学校，更使支部同志有接近农民的机会。
地下党支部曾领导嘉裕电灯公司内的加薪运动与航委会保险伞厂的两次罢工，都在达到既定目标的同时也保护了自身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