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次备战与御倭的实践中，俞大猷格外注意空间条件与军事行动之间的密切关系，务求将战区的自然、人文地理条件的优势发挥到极致，这一切无不体现了其卓越的海防地理思想。在笔者看来，俞大猷海战地理思想的最好的诠释当属歼灭曾一本之役。

在了解到这一时期广东海防体系和具体人事对制度和战事的动态影响之后，发现这一段广东海防的部署变化背后包含着相当复杂的权力和利益之争，过多的政治较量和人事纠葛贯穿其中，始终是左右时局发展，影响海防体制有效运作的症结所在。

此文仅以曾一本之役中俞大猷的活动为切入点，深入探讨此役所反映的俞大猷的海战地理思想。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 年），广西总兵、协理广东总兵俞大猷提出的“造船于闽”计划，是闽粤两省会剿海寇曾一本战役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中国古代造船史和海防史上的大事。

隆庆二年俞大猷提出“造船于闽”计划时，也详细说明了缘由及其具体实施过程。俞大猷“造船于闽”计划到底是怎样的呢？又是怎么凭借这个计划怎样歼灭贼寇曾一本的呢？

俞大猷在隆庆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向张瀚提出的“造船于闽”的相关修订方案，设计周详，有其可行性，但可能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个计划并未得到广东方面的完全认可。俞大猷提出修订方案以后，两广总督张瀚参考其他将领的意见作了较大的调整。

俞大猷同一天致广东巡抚李佑的两封信件可知，反对者的意见大概有两条，其一是认为广东军方到福建去造船会受到福建方面阻碍，不如就在当地打造船只；其二是认为造船于闽势必费时费钱，而兵贵神速，澳门华商的林弘仲部队尚有百余船只可用，不必再打造新的船只。

两广总督张瀚可能是感觉这些意见颇有一些道理，于是基本上未采纳俞大猷的计划，只是吸收了俞大猷的部分想法，做出决定就在广东打造新的船只，并且安排“取匠于福建，买木于广西”。

在致李佑的第一封信中，针对反对者的第一条意见，俞大猷举以往浙省的成例进行了反驳，并从造船费用、造船所需时间两方面论证说在广东打造船只并不合理。

针对反对者的第二条意见，俞大猷指出广东现有船只不仅数量有限，而且都是小型船只，不如福船威力大，所以“须得大福船与之相兼乃可成功也”，并且从兵法理论层面上论证了“造船于闽”计划虽拙实速的道理。

在与李佑的第二封信中，俞大猷又特别指出在广东造船，“贼必入犯”，存在安全隐患，此事在接下来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中果真得到了应验。但是，两广总督张瀚当时没有听进去，一心只在广东打造新船。具体工作则是广东巡抚李佑负责落实。

不过，也许是俞大猷的两封信件起到了一些作用，加之后来也有一些广东官员支持俞大猷的计划，所以张瀚、李佑又设想在广东、福建同时打造新船。其最初打算在广东打造乌艚、横江船，在福建打造福船，俞大猷认为此事还是不妥，他在《书与李培竹公》中称：“翁既欲造许多乌船、横江，又欲造福船，其计左也。”

张瀚只好放弃了两省同时造船的想法，但紧接着又做出了一个更加偏离俞大猷初衷的决定，“造大福船四十只……”，“又共执欲造船于广，调兵于闽。……诸公曰：见有参将收拾广船大小五十余只，广兵四千余名，足以防守……”对此，俞大猷一再提醒提防贼寇曾一本偷袭，但无人理会。

正当广州地区紧锣密鼓地打造船只之时，曾一本海盗集团正日益逼近广州。为了给在建的船只争取更多的时间，俞大猷无奈之下只得诱降曾一本，但是没有成功。

事实却是俞大猷并未天真地认为曾一本会投降，俞大猷早在隆庆二年（1568）二月间就曾派人招降曾一本，同时知会福建地方官配合其计划。

事后他向巡抚李佑汇报称：“着吴靖中差人送与贼，不问有益于事，无益于事，只混款他，以待兵集耳。”可见俞大猷此时也隐约料到曾一本会诈降，至于“款贼”一事，只是兵船未集的情况之下的缓兵之计。

然此计并未奏效，隆庆二年（1568）六月十一日，曾一本突入广州，当时广州正在兴工造船，结果“半载经营战船杠椇，复为贼烧毁占据”。此次事件，最终促使广东当局启动俞大猷所提出的“造船于闽”计划。隆庆二年七月初九日，鉴于曾一本进犯广州的惨痛教训，俞大猷再次向总督张瀚上书请赴闽造船，广东当局终于考虑接纳俞大猷的计划。

俞氏此番上书，更加详细地提出了造船计划：“大福船须打造五十只，内面阔三丈者十五只，面阔二丈八尺者十五只，面阔二丈六尺者二十只；冬仔船五十只，内面阔二丈者二十只，面阔一丈八尺者三十只。”

但是此番建议依旧遭到了部分地方官员的调整和修改，后者建议张瀚分三万两银在广东造大乌船二十只，其余银两在福建打造大福船二十只、冬仔船二十只，总督张瀚遂拟采纳。对于此事，俞大猷毫不客气地指责张瀚曰“今者军门俯从所议……可谓独断矣”，

俞氏再次建议“莫如移此三万之银，总去福建造大福船，面阔三丈者十五只，面阔二丈八尺者十五只；冬仔船面阔二丈二尺者十五只，面阔二丈者十五只，面阔一丈八尺者二十只”。俞氏此番书信之后，造船计划基本定型，兵船全部于闽省修造，最终的造船数目为亦如俞大猷所议，计打造大小兵船八十只。

隆庆三年（1569）二月，广东当局在福建打造的八十只兵船基本完工，闽广二省合剿曾一本之计划遂提上议程。二省兵分三路，其中广西总兵俞大猷率新造广船于三月底由福州北茭港出发，福建总兵李锡率船一百二十艘亦由福建出发，广东总兵郭成率澳门及粤省征调的大小乌船一百七十余只由广东出发，驰赴粤闽交界的铜山地区。

据《粤大记》记载：五月十二日，一战于铜山，胜之。六月十二日，再战于玄钟澳，又胜之。二十六日再战于莲澳，大胜之，生擒贼首曾一本，党伙数千悉除，是役也，盖两省夹攻之力，然俞大猷建议造舟于闽，身任其事，竟以收功，其算多矣。最终曾一本败亡。

虽然曾一本活动地点多为广东，但闽广二省的围剿计划，广东当局却处处受福建掣肘。福建巡抚涂泽民为争取剿灭曾一本的主动权，曾上书与总督刘焘，就闽广二省在剿匪中出力多少做一简要汇报：

其一，就作战武器来看，广东虽打造八十只战船，但损耗严重，反观闽省战船及水兵，“盖百二十只也，其兵又系五寨贴驾中，选其尤者，及调募温台招募沿海下海惯战之尤者。”另外，广东战船上配备的兵器虽多，但也不及闽省战船。可见就剿贼的军事力量来说，广东不及福建。

其次，广东地区的军费粮饷均依赖福建供给。广东地方无论是在军事装备还是后勤保障，均处处仰仗福建。而就在赴闽造船的前夕，二省之间在海防方面尚缺乏合作，各自为战的情况屡见不鲜，甚至以邻为壑。

在会剿曾一本之前，粤闽二省之间的合作并不多见，彼此之间相互猜忌与争功。但剿灭曾一本战役最终胜利并由广东收功，俞大猷在此次胜利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作为“造船于闽”计划最主要的提出及实施者，俞大猷时刻斡旋于闽广长官之间，以促成二省通力合作。如隆庆三年（1569）三月，正值会剿曾一本战役前夕，广东招募的福建官兵驻扎福建洪塘，此时军中粮米告罄。

俞大猷考虑到赴粤省运粮路途遥远，难以应急，遂向闽省巡抚涂泽民求援。由于粤闽当局龃龉不合，俞大猷便充当中间角色，利用与涂泽民之私交，同时以个人作担保，从而玉成此事。

剿灭曾一本之后，后世对于此次战役的评价各不相同，《明史》称：“时广寇惟一本最强，（李）锡、（俞）大猷、（郭）成共平之，而锡功最钜”，（万历）首推李锡者，大致由于李锡带领闽兵与曾一本相持于柘林澳，“三战皆捷”，而推重王诏者，则是由于王诏率军生擒曾一本。但是，如果没有俞大猷“造船于闽”这一计划的提出并最终实行，那么闽广之间的通力合作剿灭海寇曾一本之役也就无从谈起。

俞氏“造船于闽”的构想及其实施，不仅消灭了广东地区的心腹之患曾一本海盗集团，而且大大补充了广东海防的水上作战能力，为以六水寨为主体的新型海防体系的完善做出了显著的贡献，是俞大猷海战地理思想的最突出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