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2月30日夜，新年在即，陕西乾县境内突然发生一场爆炸。

爆炸声过后，附近铁佛乡南陵村的居民前往查看，只见原上一座土丘的南侧，赫然出现了一个深邃的大洞。

显然，这是盗墓贼的“杰作”。

消息很快传到了当地文物部门。

第二年年初，经省文物局批准，陕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人手，开始围绕着这座已被爆破损毁的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

考古人员进入墓室后，却发现墓中一片狼藉，地面甚至散落着一些人骨碎片。现场混乱程度，如拆迁工地一般。

这座墓的主人究竟是谁？

随着几块残破的玉片出土，答案逐渐浮出水面。

只见一块玉片上残留着“圣恭宀”的字样，其中的“宀”字明显笔画不全。

比对史料可知，这些字样与谥号“惠圣恭定孝皇帝”的唐朝皇帝高度重合。也就是说，墓主人大概率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跑路皇帝”——唐僖宗李儇。

咸通十四年（873）七月，唐懿宗病重，不出三天便一命呜呼。和宣宗一样，懿宗犯了同一个错误——生前没有确定接班人，这就给了宦官集团一些可操作的空间。

不多时，宦官刘行深和韩文约向朝野宣布了皇帝的“遗诏”——“第五男普王俨改名儇……宜立为皇太子，权勾当军国政事”。

就这样，懿宗第五子，年仅12岁的李儇取代兄长，成了帝国的接班人。

刘行深和韩文约没想到的是，两人费尽心思，改立李儇为帝，很快就被证明是在为他人做嫁衣。

由于宦官田令孜从小看着僖宗李儇长大，僖宗对其有种天然的亲近感，甚至称其为“阿父”，即位后“政事一委（田）令孜”，自己则专心玩乐。唐王朝大权旁落，而“幕后皇帝”田令孜则成了这场政变阴谋中的摘桃人。

让一个十来岁尚且懵懂的孩子执政，或许很符合幕后操手的心意，但对整个唐王朝而言，就成了一个灾难。

乾符二年（875）七月，中原地区发生了严重蝗灾，所过之处，颗粒无收，连天子脚下的关中一带也不能幸免。但时任京兆尹的杨知至是个马屁精，为了讨唐僖宗的欢心，竟然上报：“蝗入京畿，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这群害虫竟然被天子的恩德感化，不伤庄稼，全部绝食自尽。

蝗虫啃食粮食作物。图源：摄图网

一场蝗灾在首都市长嘴里，美化成了天降祥瑞。

更诡异的是，久居深宫的僖宗竟然信以为真。朝官们也见风使舵，纷纷向皇帝祝贺。

手下多是阿谀奉承之人，僖宗也是喜闻乐见，一开心就撒币。不多时，宫中府库的财物就因为打赏而被这个小皇帝挥霍一空。

僖宗并没有停止挥霍，反而听了田令孜的建议，变着法子开源搞创收。他强行向长安城中的富商们摊派征收，一旦有人拒缴反抗，等来的将是“付京兆杖杀之”。

一番恐吓强征，果然财源滚滚。

或许，僖宗在治国理政方面，连及格线都没达到，但在竞技体育方面，却算得上是一流。

马球，一直是唐朝皇室所钟爱的一项竞技娱乐活动。相传，唐太宗“闻西蕃人好为打球，比亦令习”，从而拉开了皇室打马球的序幕。唐中宗时期，前来求亲的吐蕃使团与唐朝马球队进行了友谊赛，怎料唐朝球队屡屡落败。丢了面子的中宗派侄子李隆基救场。李隆基“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在场上大秀球技，终于为唐朝扳回了一局。

唐代章怀太子李贤墓壁画《马球图》局部。图源：网络

纵观唐朝皇室，能在球技上媲美李隆基的，恐怕只有僖宗李儇了。史载，僖宗比赛时“每持鞠仗乘势奔跃，运鞠于空中，连击数百而马驰不止，迅若雷电”。场上动作娴熟、迅捷，“二军老手咸服其能”，堪称唐朝马球界第一人。

对于自己的球技，僖宗一向信心满满。他曾在宠爱的优伶石野猪面前自夸：“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

不料，对方直接给他泼了一盆冷水：“若遇尧、舜作礼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驳放。”

不务正业的僖宗听了之后，并未生气，而是一笑了之。

广明元年（880）三月，西川、东川和山南三地的节度使职位出现空缺，僖宗一时没考虑好人事安排，于是直接以马球比赛输赢定岗。赛后，夺冠的陈敬瑄挑到了富庶的西川（今成都）。而亚军、季军则分别前往东川（今重庆）和山南（今陕西汉中）就职。这便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击球赌三川”。

然而，当僖宗游戏治国、快意人生之时，统治危机接踵而至。

唐懿宗时期，翰林学士刘允章的《直谏书》道出了晚唐困境：

“终年聚兵，一破也。蛮夷炽兴，二破也。权豪奢僭，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赂贿公行，六破也。长吏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

僖宗继位后，“国有九破”的情况并未好转。一个名叫黄巢的落榜生，敲响了唐王朝的丧钟。

黄巢画像。图源：网络

在一次又一次的科举考试中，黄巢都曾试图用知识改变命运，但总是名落孙山。前途无望的他，在长安街头发出了一声呐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乾符二年（875）六月，黄巢响应河南王仙芝起义，揭竿而起，拉开了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尽管农民起义呈燎原之势，但地方节度使们大多隔岸观火，中央朝官们也是报喜不报忧。于是出现了一个看似不正常，却又很合理的现象——长安的僖宗依旧纸醉金迷，关东各地的起义风起云涌。潼关内外，两种状态，维持了好几年。

广明元年(880)十一月，局势骤变。辗转闽、粤的黄巢大军重返中原，一举拿下东都洛阳。起义军兵临潼关，恰似远在天边的刺猬，转眼间便钻进了李唐王朝的裤裆。

僖宗紧急调派两千神策军支援守关，但这支由关系户和纨绔子弟组成的部队瞬间被击溃。关中门户洞开，谁都清楚——长安城是守不住了。

十二月初五，朝会后，僖宗在宦官田令孜和五百神策军的护卫下，带着几个宗室和妃嫔偷偷溜出了长安——学习唐玄宗李隆基，到四川进修去了。

逃亡成都的路上，僖宗不忘命令各路兵马收复首都长安。此刻，原本隔岸观火的藩镇也不愿见黄巢坐大，展示出前所未有的“精诚团结”，将黄巢逐出了关中。

在此过程中，远在西川的僖宗授权藩镇自行统筹军权和财权，而这为唐朝中央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黄巢覆灭后，光启元年（885），僖宗一行回到了阔别数年的长安城。百废待兴，诺大的都城，哪哪都需要用钱，但财权下放，此时已成覆水难收之势。藩镇纷纷截留当地财赋，象征性地给皇帝上供一小部分，而大头归自己，唐朝中央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

安邑（今山西运城安邑镇）和解县（今山西运城解州镇）的盐业利税一直是唐朝中央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僖宗出逃四川后，这两地落入了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之手。

正当僖宗在为资金发愁时，田令孜给他出了个主意——将王重荣调往外地任节度使，并将这两座“金山”收归中央所有。

这不动还好，一动就坏事了。被断了财路的王重荣气急败坏，拒不奉诏，公开宣称田令孜是挑拨离间的奸宦小人，并联合另一位节度使李克用一同起兵，开始“清君侧”。

田令孜不敌，强行带上僖宗傍身当护身符，再次出逃至凤翔，计划前往四川。就这样，回长安不到一年，僖宗再次踏上了流亡之路。

第一次出逃，僖宗拱手丢掉了长安城，而这一次，差点丢掉了皇位。

光启二年（886）四月，节度使朱玫趁僖宗流亡，扶立了襄王李煴为帝，唐朝一时间出现了两个皇帝。但以李克用为首的实力派不承认所谓的新皇帝，纷纷放话要迎回僖宗。最终，朱玫大势已去，挟新天子以令诸侯的计划泡了汤，还被反叛的部下杀死。

文德元年（888）二月，摆脱了田令孜控制的僖宗，再次回到长安。此时的他即位已达15年，但大半的时间都消耗在了逃亡避难的路上。

回到长安后，僖宗的身体每况愈下，不到一个月就病死于长安城武德殿，年仅27岁，谥号“惠圣恭定孝皇帝”。

唐僖宗李儇画像。图源：网络

由于僖宗在位期间大半时间都在逃难避祸，根本顾不上给自己修陵，身后事只能交给继位者——他的胞弟李晔。

文德元年（888），唐昭宗李晔命韦昭度摄冢宰，担任陵墓工程的总负责人，于京兆奉天县东北之鸡子堆（今陕西乾县铁佛乡南陵村以东）为僖宗主持修陵。

僖宗临终前曾留下遗诏，对自己的身后事做了一些安排：

“约锦绣金银之饰，禁奢华雕丽之工，皆例作空文，而并违先旨。今者流离若是，痛毒堪悲，仗百姓即百姓一空，捐国用则国用无取，不可踵从前之计度，困此日之生灵，俾朕厚颜下见先帝。应缘山陵事务，宜令中外商量，比从来每事十分各减六七。桐棺瓦器，朕所慕之，况在今晨，勿欺大夜。”

僖宗希望自己死后不要厚葬，陵墓建造能省则省。与昔日的挥霍无度相比，这个走到生命尽头的皇帝，似乎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也许长达八年的流亡生涯让他得以走出深宫，并看清了现实——天下大半疆域已经为大小藩镇节度使所占据，这些“土皇帝”们不愿再向中央纳贡。接近枯竭的唐朝财政，已经无力再为天子的地下豪宅提供建设资金了。

不过，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僖宗死后，唐昭宗按照兄长的遗愿，以节俭为本的理念为他筹备身后事。

唐代凿山为陵的做法以唐太宗昭陵为始，陵墓气势恢宏的同时，意味着耗费巨大，这种制式显然不是唐昭宗一朝所能负担得起的。国运即陵运，僖宗陵墓只得放弃本朝最为流行的山陵，而改用成本更低、施工简单的积土陵。

资料显示，僖宗陵墓规格“严重缩水”，尤其是封土，底部长、宽仅为40多米，与同为积土陵的高祖献陵（封土底径长150米，宽120米）相差甚远。

显然，唐昭宗认真贯彻落实了僖宗“每事十分各减六七”的遗愿。建造成本一再压缩，让僖宗陵墓成了唐朝关中四座积土陵（另外三座为高祖献陵、敬宗庄陵、武宗端陵）中，体量最小的一座。与西侧4公里开外、规模宏大的高宗乾陵一对比，宛如一座小小的陪葬墓矗立在旁。

唐高宗乾陵风光。图源：摄图网

僖宗的陵墓延续了唐代帝陵在陵园四门布置石刻的做法，但石刻的制作水平已经大不如前，不但做工粗糙，而且体量明显变小，造型偏瘦。

地面建筑的“朴素”之风，同样延续到了地下。由于历史上僖宗陵墓被多次盗掘，陪葬情况已经无从得知，但于细微之处，仍能窥见僖宗陵墓的寒酸与简陋。

在考古人员检查墓室时，意外发现铺设棺床的石板并非新制特办，而是两个名叫“杨再思”和“豆卢钦望”死者的墓碑。此二人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的大臣，死后被恩准陪葬高宗乾陵，万万没想到，到了唐末却成了僖宗的“陪葬”。

堂堂天子帝陵，竟然用别人的二手墓碑做棺床石材，可见唐王朝风光不再的落魄窘态。

就这样，一座“超低配置”的唐帝陵，出现在乾县东北的台地上。文德元年（888）十二月，这座被命名为“靖陵”的帝陵正式完工，唐僖宗李儇的棺椁随即葬入，唐朝第19位皇帝的人生彻底画上了句号。

靖，《广雅》中将其解释为“安也”。僖宗陵墓以“靖”为名，死后却不得安宁。

僖宗葬入靖陵后，仅仅过了20年，一场声势浩大的盗墓潮便席卷关中地区。

温韬，唐末著名的政治投机分子。他一开始投靠的是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后叛变归顺军阀朱温，五代时期又在朱梁和李唐政权之间反复跳槽。在这个墙头草的人生信条里，没有永恒的站队，只有永恒的利益。这种极致的利己主义，让温韬行事不择手段，最终在中国盗墓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资治通鉴》载，后梁开平二年（908），“华原贼帅温韬聚众嵯峨山,暴掠雍州诸县,唐帝诸陵发之殆遍”。

温韬为了敛财，将关中十八唐陵当成自己的小金库。除唐高宗乾陵“风雨不可发”幸免于难外，即便凿山为墓，坚固如唐太宗昭陵，也难逃被掘的厄运。而作为关中仅有的四座积土唐陵之一，靖陵规制最小，也意味着发掘难度最小，由此，长眠地下的唐僖宗遭遇了史上第一次“搅扰”。

到处刨人坟墓的温韬，最终也没能落个好下场。天成三年（928），以李唐王朝继任者身份自居的后唐明宗李嗣源，以温韬“劫盗本朝陵寝”为名，将其赐死。十年后，温韬三个儿子也因家族名声太臭，被人尽皆处死。

温韬虽然身死，但他公然掘墓敛财的行径，给后世帝王留下了心理阴影。后周太祖郭威曾路过关中地区，亲眼目睹了唐陵惨状，感叹道：“此无他，惟多藏金玉故也。”临终时反复叮嘱养子柴荣,丧葬务必一切从简，实际上就是担心自己死后被人惦记，重蹈关中唐陵被掘的命运。

五代乱世后，关中地区包括靖陵在内的一些帝陵，现状惨不忍睹。开宝三年(970)九月，宋太祖赵匡胤下诏对“尝被盗发者”的前朝帝陵重现安葬，“令有司备法服、常服各一袭，具棺椁重葬，所在长吏致祭”，并严禁老百姓在唐代诸陵上伐木樵采。

到了清代，毕沅出任陕西巡抚期间，特别注意保护关中地区的历史古迹。乾隆四十四年（1779),毕沅特意为残破的唐僖宗靖陵立了墓碑。受此恩惠，僖宗靖陵总算得以保留了一丝帝陵的体面。

唐僖宗靖陵。图源：《中国古代陵寝文化》

时间到了20世纪，命运多舛的靖陵，再次被盗墓贼盯上。

据统计，仅在90年代，靖陵先后共被盗掘7次，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994年底。那一夜的人为爆破后，靖陵封土被炸出一个进深达16米的大洞，地宫直接暴露于外，陪葬品几乎被洗劫一空，墓中空空如也。

经此劫难，靖陵的帝陵身份名存实亡。唐僖宗留在人间的，除了他短暂而荒诞的生平记录，剩下的不过是一座小土丘。

千年靖陵，如同两度逃亡避难的墓主一样，千年难靖。

参考文献：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1

[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

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刘向阳：《唐代帝王陵墓》，三秦出版社，2003

徐卫民：《陕西帝王陵墓志》，三秦出版社，2017

孙海潮、王德恒：《大唐帝王与皇陵文化》，京华出版社，2007

倪方六：《中国盗墓史：古代人物卷》，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9

杨武站、张博：《永受嘉福：陕西古代帝王陵墓》，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

陈安利：《唐十八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王双怀：《中国唐代帝陵》,陕西人民出版社，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