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万历皇帝朱翊钧，强迫宫女学着春宫图上的方式“做实验”，突然李太后闯入，怒吼：“去请张先生来，看看这个皇帝，还留不留！”
一天，太监孙海为讨好万历皇帝从宫外带回了一面古铜镜，朱翊钧接过手中一看，铜镜的背面竟铸浇着一幅春宫图。一个盘髻少女赤身裸体俯卧着，撅起浑圆的屁股，另一个裸体男子以跪姿面对少女，姿势奇异。
朱翊钧生平第一次见到这种图，顿时眼睛发直，刚刚成婚的他对男女之事兴致正浓，在孙海的提醒下才缓过神，将铜镜揣入怀中。
深夜，朱翊钧拉起在一旁熟睡的王皇后，要她依铜镜上的方式进行试验。王皇后出身名门，一听朱翊钧的要求，顿时羞得满面通红，不肯配合。朱翊钧对王皇后的呆板大为恼火，负气离去跟着孙海穿过坤宁宫，进入御花园假山后的西苑。
孙海喊来两个十五六岁的宫女陪朱翊钧唱曲饮酒，歌声娓娓动听，微醉之际，朱翊钧拿出那面古铜镜，并要求宫女们与自己饮酒作对，输了的要褪去衣物，学着春宫图里少女的方式伺候自己。
宫女们惊恐万分，却又不敢抗命，谁知正当众人一丝不挂时，突然李太后和太监冯保闯入，朱翊钧吓得脸色铁青，瘫坐在地上。
李太后气得浑身打颤，一夜未眠。次日，她拿出《霍光传》让朱翊君读第66卷。当朱翊钧读到“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具陈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时，眼中充满了恐惧。
霍光废昌邑王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政治事件，朱翊钧认为，现在朝中的霍光就是张居正。
没等朱翊钧读完《霍光传》，李太后便吩咐道：“去请张先生来，看看我大明朝的这个皇帝，还留不留！”张居正提议让皇帝就此事写下“罪己诏”，公布天下，深刻反省。万历皇帝因张居正写过两次“罪己诏”，这是第一次，怨恨的苗子在朱益军的心中深深种下。
1571年，隆庆皇帝病危，内阁首辅高拱，为了能掌握内庭权力，想干冯保，扶植自己的心腹。冯宝求助张居正，权衡利弊后张居正决定与冯保结盟。隆庆皇帝刚去世，朱翊钧有事派人询问高拱的意见，他竟说：“一个不满10岁的小孩真能管理天下大事吗？
张居正抓住机会让冯保将高拱之言传到两宫太后和朱翊钧耳中。1572年，高拱被罢官，并被遣返原籍。张居正升为首辅，掌握内阁，冯保成了秉笔太监，并掌握东厂。大明朝大臣与太监的最强联盟形成了。
两宫太后还命张居正为帝师，除匡扶社稷完，还要兼顾对皇帝教育。《万历野获编》中说张居正：“宫府一体，百辟从风，相权之重，本朝罕俪，部臣拱手受成，比于威君严父，又有加焉。”1573年六月，张居正正式提出整顿吏治的有力措施——考成法。
考成法规定：凡是六部、都察院等中央政府部门，把各类公文以及皇帝谕旨转发给地方政府各衙门，根据路程远近，规定执行期限。每件公事必须限期办完，不得拖延推诿，如有不按照规定执行的衙门与官员，必须追究责任。考成法所有的官员都战战兢兢，不敢松懈。官场上下逐渐做到令行禁止，改变了官场的颓靡风气。
通过整顿吏治，有了人事保障，张居正开始着手财政改革。财政经济困难由来已久，嘉靖、隆庆的几十年间，几乎年年出现财政赤字。隆庆年间，朝廷每年收入不过250万两银子，而支出达到400万两，年年亏空150余万两。
张居正通过研究了几十年来的财政状况，张居正财一政改革的目标“不加赋而上用足”，并推动了一系列举措。
抑制国家财政与宫廷财政的支出，包括节约宫廷节庆、宴会的开支，终止或削减宫廷在江南等地的“织造”项目，暂停大规模的工程等。强化对于北方边防重镇的赋税管理，重视军队屯田，用这种方法来减轻边镇军饷日趋增大对中央财政的压力。
限制特权阶层的各种既得利益。例如：官僚出行利用驿站的限制；削减驿站的经费；抑制宗室藩王过多支领俸禄等。层层核实，清丈田亩。全国推行一条鞭法。
张居正时常与皇帝讲解节俭之道，头几年朱翊钧会积极与他探讨，支持老师的各项举措。但改革之路是漫长和艰巨的，朱翊钧的金钱欲望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壮大。
1579年三月，朱翊钧找来户部尚书张学颜对他说：“倘若祖宗法制允许，朕真应该带您去后宫看看，女人都没女人样了。”张学颜听得一头雾水弱弱地问了句：“为啥？”朱翊钧说：“素颜的女人怎能算是女人？”还没等张学颜反应过来，朱翊钧便随手扔给了他一道手诏，说后宫嫔妃增加，胭脂钱不足，要求户部批款20万两白银。
在此之前张居正就提出了皇宫支出每年都有定数，不得超支。张学颜不敢擅自做主，第一时间将朱翊钧的手诏交给张居正。张居正看了手诏中内容后冷笑一声说：“你不用管了，交给我吧！”张居正带着朱翊钧的手诏，和近几年皇宫开支的账目来到朱翊钧跟前。
朱翊钧正迫切地等张学颜，看到是张居正来了立马面露不悦。张居正并不理会朱翊钧的脸色，他先他先拿出账本呈给朱翊钧。朱翊钧看了半天，问：“这两年财政收入逐年增加，前年盈余100万两，去年却超支30万两，钱都花到哪儿去了？”
张居正指出：“宫廷支出是大头。” 朱翊钧脸红了一下，张居正趁势问道：“我听说您又想从户部支出二十万两？”面对张居正的质问，朱翊钧避开了他的目光说：“既然财政如此窘迫，那我就收回成命，二十万两不要了。”
张居正以为让朱翊钧了解财政收入的实质情况，就能让朱翊钧敛财的欲望有所收敛。没想到一个月后，他又要钱了。不向户部要，而是把手伸向了光禄寺。
张居正执政后，光禄寺的财政预算被砍了一大半，每年只有十万两白银。朱翊钧竟下旨给光䘵寺的官员：“将你们的10万两白银给朕用一用。”
张居正得知这一消息后，稳定了下情绪，大踏步赶往皇宫。这一次他并没有和朱翊钧的多说废话，直奔主题问：“皇上又要钱做什么？”
朱翊钧急忙说道：“这次的钱可不是我要的，是太后要赏赐回人，没有现钱，向光禄寺借的，母后说这笔钱很快就会还上。”
张居正心知肚明朱翊钧为了要钱把太后都用上了，一定也是受到太后的默许。
朱翊钧嘴角上扬，得意得看了张居正一眼，没想到张居正没好个气地说：“希望皇上以后力加节俭，若再和政府要钱，臣等可就不奉诏了。” 说完便转身离去。
“臣可就不奉诏了”几个字不断在朱翊钧耳边回响。他的脸色变得苍白可怕，眼神犀利，瞥了一眼远去的张居正。朱翊钧对张居正越发不满，但大规模的财政改革占有了张居正的全部注意力。
明朝的财政收入以土地税为主，但由于土地可以买卖，官僚与豪绅相互勾结收购兼并了大量土地。更有甚者将良田谎报为荒地、山场、河滩，或是少报耕地面积，以逃避税收，不计其数的耕地面积被隐瞒。精确掌握全国耕地面积对财政改革至关重要，想让被隐瞒的耕地面积大白于天下，最有效的方法是重新清丈田亩。
张居正拟定了“清丈田亩”的策政：1.地方官派人到农村对每一块田地的实际面积重新丈量，与原先政府账册登记的面积进行核对，查看有无虚假、隐漏。2.清丈中能够历年隐瞒真实面积的，可以免予追究；如果申报不真实，邻居连坐；豪绅大户隐瞒田地赋税，严惩不贷。3.根据田地的肥瘠，分为上、中、下三等，按照实际面积征收田赋，并把以前逃避、拖欠的田赋全部清查出来。4.地方官不作为，一律按考成法撤职查办。
1578年7月张居正派耿定向前往福建，他想先以福建为试点，取得成效后再将政策推广至全国。张居正承诺耿定向只要福建试点成功，便将他调入内阁。他嘱咐说：“清丈任务，一定会遭到利益团集的强烈抵抗，只要能完成任务，不必在乎手段！”
1580年九月，福建省的清丈工作完毕，效果显著，清查出隐瞒逃税的田地二十三万一千五百亩。张居正大喜过望，随即决定将“清丈田亩”和“一条鞭法”的政策推向全国。
一条鞭法的政策是：把赋税（夏税、秋粮）与徭役（正役、杂役）都折算成白银结算，并将徭役从主要由人定负担，改为按田亩、户丁两项分摊。并由政府从税银中拿出一部分，作用百姓服役的报酬。张居正所推行的所有改革举措，朱翊钧都给予了100%的支持。他颁布旨意：“清丈田亩时，只要有执违阻挠，无论他是皇族还是官宦，无论是军官还是百姓，都要从重处罚，绝不许留任何情面！”
改革期间官僚豪绅获罪者无数，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全国各地共清查出隐漏逃税田地一亿八千万亩，相较清丈前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基本达成了张居正定下的“不加赋而足上”的目标。明朝财政赤字逐渐消失，国库充盈《明实录》记载：中央政府的仓库里面储存的粮食几年都吃不完，积余的银子达到四百万两。
在经济的支撑上，国家的军事实力也空前强大，北方的“虏患”已不再发生，东南的倭患也已绝迹。张居正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但长期的精神压力和超负荷的工作，令他的身体不堪重负，气血早衰。
1582年3月，张居正一病不起，己到生活不能自理的程度，朱翊钧派太医到府上诊治，说是首辅大人患上了严重的肛肠疾病——痔疮。朱翊钧下旨要求全国人民都要为张居正祈福。京城整日烟雾缭绕钟声、鼓声、念经声，声声入耳。张居正家门庭若市，来看病者络绎不绝，家门口的几条街上也跪满了为他祈福的人。
奉命前往张府探望的太监，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向皇帝禀报。朱翊钧带着一丝嫉恨的口气：“你看，这就是人心！
张居正是理智的，病痛中他回忆这一路的艰辛，九年来他披荆斩棘，得罪的利益团体不计其数。朱翊钧也已经成年，对权力的欲望持续增长。他深知自古改革者没有几个好下场，如果不能急流勇退，恐祸福难测。
张居正写下一份辞程，请求朱翊钧让他卸甲归田，回老家养老。朱翊钧收到张居正的辞程，先是震惊，随后心中阵狂喜，他早就不想再做那个手中没有实权的傀儡皇帝。但他还是退回了张居正的辞职信，并封他为太师兼太子太师，让他在家休养，等康复了再回朝复职。
冯保听闻张居正辞职，隐约间有种不祥的预感。1582年6月20日，张居正在家中病逝，享年58岁。朱翊钩下令休朝一天，次日，他派太监张诚为张居正治丧，给他谥号“张文忠公”，赠与上柱国衔。这是明朝臣子的最高荣誉。
据《明实录》记载，朱翊钧派去护送灵柩的队伍分别乘坐七十多艘船只，雇佣船夫三千多人，船队前后绵延十多里。各地官员带人跪在张居正灵柩所经道路两旁，嚎啕大哭。盛大的场面甚至让国人以为是死了皇帝。
张居正死后，御史李植弹劾冯保，列举了他十二条罪状。朱翊钧对冯保心生厌恶，正在等待时机把他除掉。他立即下旨：“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本当显戮，念系皇考付托，效劳日久，姑从宽着降奉御，发南京新房闲住。”并命人抄了冯保的家。
查抄冯保的家，朱翊钧得到金银一百余万两，珠宝字画无数，他想起曾经像张居正要钱时的艰辛，心里一阵快感。如此轻而易举地就扳倒了“大伴”，朱翊钧终于品尝到了权利的滋味。作为皇帝他不仅要权、要钱、还要人心。比起扳倒冯保他更需要的是消除张居正对这个国家带来的影响，为亲政扫清障碍。
朝中官员很快察觉到了朱翊钧的意图，1582年12月14日，陕西道御史杨四知首，弹劾张居正十四大罪。12月28日御史孙继先向皇帝呈上一份奏疏，要求皇帝把先前因弹劾张居正而遭到罢免的官平反昭雪。
朱翊钩茅塞顿开，只要为这些人翻案，就等于全盘否定了张居正。为了完全摆脱张居正的影响，他写下人生中的第二道罪己诏：“朕一时误听奸恶小人之言，以致降罚失中。”所谓“误听奸恶小人之言”，这个“奸恶小人”就是张居正，凡是因为弹劾张居正而遭到罢黜的官员，全都官复原职。
不久后，辽王朱宪㸅的侧妃突然上京告御状，说张居正当初诬陷辽王，张家人在张居正当了首辅后强占了辽王府邸。朱翊钧不经核实，便下旨查抄张府。罪名是：“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
查抄的结果让朱翊钧大跌眼镜：黄金万余两、白银十余万两，玉带十六条。抄家的官员们对张居正家所有人严刑拷打，张居正的一个儿子经受不住自杀，他的弟弟和两个儿子被送到烟瘴地面充军。
海瑞曾评价张居正：“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张居正是明王朝权力最大的内阁首辅，相权已经威胁了皇权。张居正也曾对下属说：“我非相，乃摄也。”意思是，我并不仅仅是内阁首辅，而是代帝摄政。
历史学樊树志认为，万历皇帝朱翊钧清算张居正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肃清张居正威权震主的影响。但是不久以后，朱翊钧发现即使他摆脱了张居正的影响，仍然会受到种种束缚。张居正的案件结束后，文官集团以劝谏的名义，他们批评皇帝奢侈懒惰，贪图享乐，他们要把朱翊钧约束在他们所设置的规范，不让他的个性自由发展。
朱翊君逐渐明白，掉张居正，真正的受益者并不是他自己。他同张居正一样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
天启二年（1622年），天启帝朱由校给张居正恢复原官，给予祭葬礼仪，张府房产没有变卖的一并发还。崇祯三年（1630年），崇祯帝朱由检又给还张居正后人的官荫与诰命。
张居正制定的改革举措，对明朝后面的几十年仍有正向影响天启、崇祯两朝迫切需要像张居正那样的内阁首辅出来力挽狂澜，表彰张居正，就是为官僚们树立一个榜样，可惜明朝再无张居正。
世间已无张居正。先见者当然孤独，声名显于后时也是应当。哪个领域不是如此？孔子在他的年代被重用了吗？哥白尼怎么死的？有几个先知被当时人理解了？
而且张居正声名最盛的时候还真不是现在，而是一个明末，一个清末民国这俩时代。 为啥？国家有难思良相，灾难降临到愚人头上了他们才知道强国才是硬道理，落后就要挨打的时候到了才懂改革家。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就是写于风雨飘摇的抗战时期，仅用一个月就一气呵成。为什么，因为朱东润先生说，写这本书，就是要砥砺中华儿女顽强抗争，勇敢前进。梁启超对张居正推崇备至，称之为古今宰相之杰，列为中国六大政治家。为什么？变法者才懂变法者。真去撼动旧阶级的人才懂得能去做且成功，该有多难。
上面个别张居正黑子的言论，只能说是他好日子过多了，全然忘了居安思危四个字。一个国家走到末路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环境，不是他们在这里空想就能还原的，也不是可以拿现代社会又是发展初期的情况去类比的。张居正去世后六十年，明朝灭亡，真要类比一下，看看大清，清朝灭亡前六七十年是什么事？是鸦片战争，是温水中的青蛙还不知危险时就被迫认识到亡国灭种的大祸已然来临。然后国门被打开，被迫割地赔款为人鱼肉，这时他们才开始变法图强。百日维新有统治者支持，难不难？成功了吗？来得及了吗？反对势力大不大？堕落的惯性强不强？
现代人脑补了多少穿越的小说，意淫自己能穿越到近代之前，提前改革，跟上工业革命的步伐，让民族免受近代百年的屈辱。这种幻想固然不切实际，但这难道不是许多对国家和民族饱含热切之爱的人的一种美好愿望吗？如果不是希望能从还可以挽救之时做出努力，让国家富强起来，这样的作品会有市场吗？
可当历史上真有这样一个人存在，用洞察的眼力捕捉到末世之兆，意识到国家需要重塑筋骨，又从无数历史教训中吸取了前人的失败经验，从而坚定不移勇于任事，谋定后动，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调动出个人主观能动性的极致，用超绝的政治智慧推行新政，克服了前人后人都没克服得了的困境，成功达到了目的，护国救民。他又收到了怎样的结果呢？时人理解他了吗？世人理解他了吗？今天这样网友嘴炮键盘侠理解他了吗？
这其实是个挺可笑的悖论。伟人之所以为伟人，是因为能挽救时局于危亡，生死存亡之际 面对的情况当然要比和平年代复杂，是而危局中的人，反而能理解伟人的作为 ，和平年代恶人却要百般挑剔搞翻案文章。而伟人的目标，却恰是拯救危局，走向和平。因为比起个人得失毁誉，他们确实更在乎让亿万生民过得好。
可离谱的事来了。危局中的人能理解伟人，而伟人奉献一生换来的和平，让亿万生民温饱生息，这亿万生民吃饱了饭，反而不可避免地养出一些生来，升米恩斗米仇，对伟人挑剔辱骂，不知感恩。
可是你让伟人选择，他们还是会选择，让百姓有个活路。他们宁可自己被骂被误解，也不忍心见生灵涂炭。
古今全臣有几个？封建时代，尤其宋以后，建功立业和明哲保身几乎成了必须对立的命题，建功立业者难保身，保身者就不可能建功立业。所以任由封建朝代一次又一次地陷落到周期律中去，没几个人敢任事了。
上面还有人说用儒生的标准看他如何如何。我就不驳斥但凡真去了解一下明末思想史或者真的看了几篇张居正文集里的文章，也该知道张居正是个纯粹的法家人。即便以他采各家之所长论，一个宰相，愿意抛弃被儒人奉为圭臬的迂腐追求，不求名，愿意抛弃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和万世声名，不惜与封建礼教和腐儒杀人的笔为敌，去换一个国泰民安，不求人知，不求人懂，只求吾志能行。这不是不够伟大，这是更伟大。他可以在万历五年六年八年，在不那么推行改革得罪人的时候选择退休的，不光一时声名可保，家族也可以享荣华富贵。正如他的三子在整理他生前文犊时的感想，“先父明知有容容后福而不为”。他也不是没想过给自己留个退路，舍弃名声比舍弃利益甚至舍弃生命都难，可是他最后都舍下了。
国难当头，事实如此，如果不是这个形势，如果张居正投生在欣欣向荣的年代，他何必干这种危险的事，他可以当个太平宰相，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可以做个终日笑面的好好先生。荣华富贵万世声名唾手可得。
以他的智慧，做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之后，想做个什么样的宰相不行？可是只有最危险的一种才能救国，所以他选择了这个。这一点很重要，他不是天生的商鞅，他也读儒道释，他也认心学，如果是太平宰相，他可以做儒家标准的相，也可做无为而治的相。他是舍弃了其他的选择，主动去做一个法家的相，去做一个变革的相。他选择去做这个现在史书里留下的样子，否则国家不能救，功业不能成。他年轻的时候也是愤青，为了老师徐阶不肯和严嵩正面斗争愤怒指责然后辞官而去，后来三年游历全国，见识了各地的民生苦楚，才决定重新投身官场改变这一切，知道谋定而后动才能成事。他做翰林的时候也会玩笑，他做朋友做老师都会开玩笑，会把教材写得幽默风趣，只有做首辅的时候不得不用冷脸包装出严肃的形象衬托他的雷霆手腕。
是国事到了必须破旧立新的形势，他才不得不走上一条孤独的险路。以他的政治智慧，如果他就是不负责任行不行？他和他的前任后任一样和稀泥行不行？当然能做到，百姓被盘剥就盘剥吧，反正两百年，两千年都盘剥过来了，只要让官员们和皇帝都享福，自己也能享个天下第二的福，然后再享受个光荣退休福及子孙。比如他的后任申时行，跟万历和稀泥和了九年，和到万历这个懒汉都气不过了，问他，“你怎么不能像你的前任一样勇于任事？”，呵，这个时候他自己倒不忌讳提张居正了。万历自己也摆烂，最后朝政坏到无可挽回的地步。申时行什么待遇，老家园林修了七八个，家产十倍于张居正不止。因为啥也不做，自己一家享福得很。百姓？什么百姓？而张居正有什么家产？他家没分家，整个家族住在一起，只有一套住房。
上面竟然有个黑子黑他老家住宅逾制？荒谬，这是什么历史发明家凭空捏造出来的东西？别说历史上没有，就是今天网络时代的百家号上都没有。你管一套自住的普通院子叫逾制？那皇帝王爷是不是太惨了点？需不需要我给你科普一下别的首辅，别说首辅，别的一品大员，老家多少房子多少田亩？普普通通一住宅，房子在那又不能拆，一眼就能看见长什么样，他家住宅如果真的“逾制”，怎么万历恨他要死，派去逼死了他长子的抄家官员都没把这条报上去？最后找来找去只能把无恶不作害死了张居正爷爷的辽王拿出来说事？现代网友黑子脑洞够可以啊。
摘几句张居正自己的话。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得失毁誉关头若不打破，天下无一事可成。知我罪我，在所不计。吾平生所学在师心，不祈人知，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弗计也。古人都懂的道理，本人都慨然舍弃的东西，一群黑子却在这里叽歪，叽歪也就罢了，拿捏造的东西出来黑，真真蝼蚁议鸿鹄，可笑至极。
张居正晚节不保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晚节不保 张居正活着到死后一段时间 都享有极高的崇誉 但是不久因生前教育失败加学生万历的叛逆期而被清算
但是翻案绝不是某个答主所说靠如今的网络时代上才翻案 万历年过去不久张居正就被万历的孙子翻案了；天启二年（1622年），天启皇帝为张居正复官复荫。
之后历代文人都有对张太岳的评价 有不好的评价都是从张居正的为人上 而且多是张居正同时期跟张不合的文人；典型代表王世贞 也有很多中肯的评价 但多半都是赞美；但绝不像某些答主说的张从无正面形象 某些人就是这种 你跟他谈功绩他跟你谈道德 你跟他谈道德 他跟你谈成绩；
诸君请看在历史上留过名的人物对张居正的评价：郭正域：嘉隆之际，相臣任天下之重，行谊刚方，事业光显者，无如新郑高公。而先后处两才相之间，先为云间，后为江陵。云间善藏其用，笼天下豪杰为之羽翼，故唯唯于履尾之时，而扬扬于攀髯之际，善因时耳。彼方墨墨，此则蹇蹇，宜不合也。江陵负豪杰之才，其整齐操纵，大略用高公之学，而莫利居先。
马之骏：隆万间所称最名相二：曰高新郑公文襄，张江陵公文忠。两公钟异姿，膺殊宠，履鼎贵之位，竖震世之勋，皆大略相埒。第不幸而以相倾之材，处相轧之势。以故袒文襄，则绌文忠；袒文忠，则绌文襄。然有识者恒致叹两贤之厄，何渠不涣枘凿，而埙篪之要，皆豪杰之致也。
李腾芳：新郑、江陵两公皆负不世出之才，绝人之识。本以忠诚不二之心，遭时遇主，欲尽破世人悠悠之习，而措天下于至治。其所就虽皆不克终，然其所设施，亦已不可泯矣。
潘博：汉唐以来，以功业炳史册者夥矣。至若意量广远，气充识定，志以天下为己任而才又能副其志者，则惟明张江陵一人而已。方明隆万之际，明之政已驰矣。自世宗西内静摄，君荒于上，臣纵於下，将嬉于边，士嚣于庠。纪纲万事，群堕于冥昧之中之中。而瓦解土崩之祸，将隐中于晏安无事之日。自非有雷霆之力不足以集上下涣散之孰，非有整齐严厉之法不足以其积久疲顽之习。江陵知其然也，慨然出其身以任之。
奋乾刚，行独断，宫府内外，一听于己。赏罚予夺，悉决于心。不以逼上为嫌，不以死权为讳，推其意岂不以为大丈夫。亦即乘时遇主，得行其志矣。则天下之责当于我任之，任之而当，虽挟无上之威权而不疑，任之而不当，虽蒙莫大之戮辱而不悔。夫岂特无保爵位顾妻子之心即邀名誉之心而亦无之。所患者，吾志不行，事功不立，而至于众谤于生前，奇祸发于身后，则已于任事之初，逆睹而熟计之矣。呜呼，世之君子，欲立非常之功，则莫务为一切之计，莫徇众人之论，当机而立断，独立而不惧。
崇祯帝朱由检：思陵之季，抚髀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之相一也。
蒋介石：王安石以后最大的政治家，就是明朝的张居正。
黄仁宇：世间已无张居正。
熊十力：汉以后二千余年人物，真有公诚之心，刚大之气，而其前识识远见，灼然於国覆种奴之祸，已深伏於举世昏偷，苟安无事之日。毅然以一身担当天下安危，任劳任怨，不疑不布，卒能扶危定倾，克成本原者，余考之前史，江陵一人而已。
黎东方：以施政的成绩而论，他不仅是明朝的唯一大政治家，也是汉朝以来所少有的。诸葛亮和王安石二人，勉强可以与他相比。诸葛亮的处境比他苦，不曾有机会施展其经纶于全中国。王安石富于理想，而拙于实行，有本事获得宋神宗的信任，而没有才干综核僚佐与地方官的名实。
当年明月：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
陈泽敏：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即使是现在又有多少人能够懂他。这也是我最喜欢的评价
张居正如何能有么多的赞誉 靠的就是他为官明明可以独保其身偏偏去进行为官最为危险的改革 去革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这种事有多难风险有多大 在封建王朝那个制度下面 大家通过改革家的下场中都能看出来
以前跟他差不多身份做差不多的事儿的人差不多都没有好下场 所以他干的就不是一个官员该干的事儿他干的是政治家的事儿！
或许张居正活着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可能是什么下场了 但君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张居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评价不了 但史书自有评价
《明史》：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
张居正 一个荆州秀才的儿子 为国为政当的上是问心无愧
拖肥
张居正，功在天下，罪在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