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41年，对应的是乾隆六年。
这一年九月初五，孔子第七十代嫡长孙、被大清朝廷敕封的衍圣公孔广棨，在参加完乾隆的万寿节，也就是乾隆的生日庆典后，从京师启程回到家乡山东曲阜。
孔广棨回到家后，对家人只字未提此次京师之行的见闻，诸如皇帝出行的排场、饮食情况，有无杂技表演等一概没讲。他回来仅透露一件事，称去京师见皇帝时，顺带狠狠弹劾了曲阜县县令，此人迟早会被处置，看他还能嚣张多久。
说来蹊跷，孔广棨身为衍圣公，那可是朝廷敕封的公爵。曲阜有位孔姓县令，名为孔毓琚。这孔毓琚与衍圣公孔广棨有着亲戚关系，从论资排辈来看，孔毓琚属于孔广棨曾祖父那一辈的长辈。
同样身为孔子的后裔，且对方还是自己敬重的亲属，孔广棨究竟是出于何种缘由，竟要跑到乾隆皇帝那里去告发此人？
其一，孔毓琚于曲阜行事狠辣，在当地对商人和普通百姓肆意搜刮，巧立名目增设各类税项，令民众不堪重负，商业活动也备受影响。
再者，但凡曲阜县开展工程或推进项目，朝廷下拨大量钱粮，可十次里倒有八九次，这些钱粮都被孔毓琚给侵占了，朝廷的款项未能真正用于地方建设。
再者，孔毓琚行事极为不端，常常背着人偷偷变卖百姓的田地，将变卖所得尽数纳入自己囊中，以此来满足其贪婪的私欲，中饱私囊。
第四点，孔毓琚在用人方面搞任人唯亲那一套。县衙之中，有关吏员的任免事宜，完全由他一人独断，旁人没有置喙的余地，所有决策都出自他的个人意志。
按照本朝规制，地方县令是严禁于任职当地购置房产的。然而，孔毓琚却公然违反此规定，在曲阜一口气购入了多处豪宅，完全无视朝廷法度。
第六，孔毓琚有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他不仅涉足嫖娼这种不当行径，还私下包养小妾，做出有违道德规范之事。
第七点，孔毓琚于衙门之中进行非法集资的勾当，还召集众人参与赌博活动，这种行为严重违反规定与道德准则，影响恶劣。
孔广棨对孔毓琚的弹劾内容极为丰富，每一项都极具分量。其弹劾条款一个比一个强硬，一个比一个狠辣，条条都像是要将孔毓琚置于绝境，毫无转圜的余地。
此外，孔广棨给出“买一赠二”式爆料，称孔毓琚在担任曲阜县令期间，贪污腐败且违法乱纪，行事极为嚣张。他认为孔毓琚这般胆大妄为的缘由在于其背后存在起庇护作用的“保护伞”。
清朝的地方行政划分采取省府县三级制。曲阜县衙属于县级单位，那曲阜由谁管辖呢？它归济宁管辖，而在古代，济宁又被称作兖州，所以在当时，曲阜是隶属于兖州府管理的。
孔广棨称，曲阜县令孔毓琚和其上级兖州知府沈斯厚关系极为密切。孔毓琚存在不少违法乱纪的行为，而在背后为其撑腰、替他处理各种麻烦、进行兜底的正是这位沈知府。
孔广棨上呈众多弹劾折子，还当面向乾隆皇帝状告一番。随后，他给出自己的处理意见，要将孔毓琚革职查办，曲阜县令先由自己暂任，后续再从孔家挑选贤能之士来担当此职。
官爵本是天下共有之物，需德才兼备者方可获取。即便县令官职不大，可终归是朝廷命官。其任命权必然且只能由皇帝掌控，孔广棨提出的这个建议，好似越俎代庖，替皇帝做了主。
孔子乃家喻户晓的先贤大德，历代皆对其尊崇有加。西汉时，汉高祖刘邦封孔子九代孙为“奉祀君”；北宋时，宋仁宗将孔子后人册封为衍圣公。可见，各朝帝王大多极为重视孔子及其后人，鲜少有例外情况。
并非将所有人都进行册封，而是仅册封孔子的嫡系后裔，并且在同一时期，获此册封的仅会有一人。
孔子的嫡传后代获封公爵，属于贵族阶层。他们在民间颇具影响力，也为朝廷所倚重。究其原因，封建统治者把其当作控制思想舆论、实施百姓统治以及开展民众教化的一种手段。
清朝惯例，县令不在家乡任职，多由外地人担任，以避嫌。但曲阜特殊，孔子后人在此繁衍，威望极高。曲阜县令朝廷从孔门选，实则多由时任衍圣公选派。这便是孔毓琚能任县令，孔广棨敢提议废他另选的缘由。
实际上，孔广棨身为孔子的世孙，身份特殊。更关键的是，他是由朝廷正式敕封的衍圣公，凭借这一身份和地位，他拥有相应的职权。
乾隆皇帝批阅孔广棨的折子后极为重视。在他眼中，朝廷尊崇孔子、封衍圣公并大力宣扬，意在教化百姓，让世人以孔门后人作楷模。如今孔门出此状况，影响恶劣，于是乾隆迅即委派户部侍郎周学健审理此案。
周学健接到皇帝亲派的任务，自是立刻着手处理。然而，他还没把案情梳理明白，被告人孔毓琚就接二连三上了多道奏折。他不仅为自己鸣冤叫屈，还倒打一耙，将孔广棨给告发了。
其一，孔毓琚称当这个县令极为不易，压力巨大。原因在于衍圣公孔广棨权势滔天，在曲阜地界，他的话就是权威。甭说孔毓琚，历任曲阜县令在孔广棨跟前都得服服帖帖，不敢违抗，曲阜县令实则成了孔广棨的傀儡。
其次，孔广棨身为公爵、衍圣公，曲阜设有专门的衍圣公府，这府邸就如同他的专属衙门。孔广棨在私衙中大权在握，曲阜县内大小职务皆由他指派，身为县令根本没有话语权，像保举贡生这类稍好的名额，也都由他定夺。
第三，孔广棨在曲阜权势极大，行事嚣张跋扈。他欺压普通百姓，肆意侵占土地，既贪污腐败又违法乱纪，种种劣迹数不胜数，当地百姓深受其害，对其行径敢怒不敢言。
简而言之，孔毓琚所呈的这些奏折，倘若内容属实，那孔广棨犯下的罪过极其严重，即便处以杀头之刑，也难以抵偿其罪责。
此外，孔毓琚宣称，自己所言绝无虚假成分，若日后朝廷查明他在胡编乱造，他愿意承担相应罪责。由此可见，这位老兄已然不顾一切，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周学健此刻头疼不已，这件事情对他而言，犹如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处理起来棘手万分，让他陷入了颇为艰难的境地。
这个案子究竟难在哪里？难就难在周学健面对此案时，可操作、能发挥的余地极为有限，几乎没有多少施展拳脚的空间。
唐宋元明各朝无不尊孔，清朝以来，孔门地位愈发稳固，朝廷尊崇儒学，百姓也崇尚儒学。衍圣公制度自北宋延续多年，孔广棨作为当下的衍圣公，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象征。其形象不容崩塌，因此不论孔毓琚控告是否属实，周学健只能维护孔广棨形象。
周学健向乾隆皇帝回复称，孔毓琚不在其他时候控告孔广棨，偏在孔广棨控告他之后才反控，其控告可信度存疑，疑似挟私报复。《大清律》规定，被告应先配合调查，案子了结后再反告无妨；若在调查期间反告，便是故意捣乱，朝廷会治罪。
周学健并非一味偏袒孔广棨，他在呈给皇帝的奏折里提及，朝廷也该重视孔广棨。毕竟诸多传闻并非毫无根据，不妨派人下去调查一番，若有问题就改正，没问题也能起到警示作用，此举并无坏处。
乾隆皇帝行事难以捉摸，其心思旁人无从知晓。周学健呈上奏折后，乾隆既未回应，也未作批示，而是径直将折子送至军机处，交由军机大臣们展开讨论。
乾隆是何许人也？他自封十全老人，觉得自身文治武功堪称天下无双，古往今来没有皇帝能出其右，执政时向来乾纲独断。可如今他竟要将案子交由大臣们商议，足见这案子极为棘手，连皇帝都没了主意。
实际上，皇帝与大臣心里都清楚，此案件的重点并非要查明是孔广棨有罪，亦或是孔毓琚有罪，而是要在确保孔广棨不受影响的情况下，让这桩案子能有个体面的了结方式。
朝廷中的大臣大多力挺周学健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孔毓琚是否有罪暂且不论，关键是他违背了申冤告状的既定流程，基于此，他必定会受到相应的处理。
孔毓琚虽已受到处理，但他对孔广棨的控告不会就此罢休。毕竟此事已闹得满城风雨，朝野上下无人不知。要说孔广棨完全清白，实在难以让人信服。不过，关键并非孔广棨本人，而是其背后的相关制度。
在奏折里，孔毓琚提及曲阜县令名义上由朝廷于孔门选拔，实则被历任衍圣公掌控，这种情况确实存在。故而该制度亟待改革，即把曲阜县令任免权从衍圣公手中收回，甚至取消“从孔门选县令”这一硬性规定。
换个视角而言，仅因孔广棨与孔毓琚相互控告这一案件，就否定整个曲阜孔门，实不合理。毕竟一旦推行这种大规模改革，必然会对儒学在朝廷、民间以及百姓心中的影响力产生冲击。
从古至今，自清朝之前直至当下，尊崇儒家的理念始终延续，且未来也不会改变这一方针。基于此，若要进行调整，也仅能做细微改动，绝不可有大幅度的更改。
最终，君臣商议决定，曲阜县令仍由衍圣公从孔门中选拔，人数选三个或五个均可。不过，衍圣公选出候选人后，无权独自决断。需将候选人报送山东省，由巡抚筛选，淘汰不合格者，留两位上报皇帝，由皇帝亲自任命其一。
如此一来，衍圣公的权力虽得以留存，却并非全然保留。这般操作使得尊儒的方针不会因孔广棨与孔毓琚的争斗而发生改变，保证了相关政策的稳定性与延续性。
在封建王朝，封建统治者设立衍圣公制度，其背后逻辑在于，他们觉得孔子后裔的道德水准远超常人。尊崇这些后裔，将其树为典型与代表，能发挥教化天下的功效，促使百姓以他们为榜样进行学习。
明末时期，明朝将领孔有德精通火器之术。他背叛明朝，投降清朝，为后金带去了彼时极为先进的鸟铳与火炮，助力女真人更新武器装备。孔有德的降清之举，对明朝的兴衰存亡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
孔有德本就姓孔，还宣称自己是孔子后裔。待其子孙以孔子后人身份前往孔庙参拜时，却吃了闭门羹，孔庙大门紧闭不让进，而且孔子家谱里根本就没有将孔有德的名字收录其中。
由此可见，这些叛臣妄图借助“孔门后人”这一身份来重塑声誉，从他们的这般行径便能推测，大众对孔门的尊崇程度不言而喻，孔门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极高。
客观来说，孔子乃德高望重的先贤，但其后人并非都有孔子那般的品行与水准。明朝六十一代衍圣公孔宏绪，道德沦丧且肆意滥杀无辜。朝廷实在难以容忍，便将其废为庶人。这样的孔门后人，绝无被推崇并让世人效仿的道理。
儒学不会改变，孔门亦如此。历史遵循着自身自然发展的规律，事物运行也有其内在本质。而在这一切之中，唯一存在变数的因素，实际上就是人。
彼时的孔门虽出现了同族相互告发的状况，然而仅依据这一桩事，还不能判定他们触及了道德底线。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孔门无论如何都称不上是道德的最高典范。
人性犹如变幻莫测的流云，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然而，在这不断变化的人性面前，孔子所代表的精神与理念如同坚实的磐石，始终保持着其独特性与稳定性，从未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