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瑞华

“曲线救国”，是抗日战争时期颇为流行的汉奸理论，是国民党政府联日反共的一种极端卑鄙的政治阴谋。在“曲线救国”谬论的掩饰下，蒋介石指使部分官员和将领率部投敌当了汉奸，伪军，配合日本侵略军进攻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却美其名曰“曲线救国”

“曲线救国”的汉奸理论产生于1939年初。在此之前，已有王克敏、王揖唐、齐燮元等军阀政客和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一批国民党要员公开投降了日本。然而，考“曲线救国论”之滥觞，却并非起于上述著名汉奸，与后来投敌的孙良诚、庞炳勋、孙殿英辈亦无关系。“曲线救国论”的发源地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冀中区，创造者是当时的国民党河北省保安司令、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而始作俑者却是当时尚无甚名声的柴恩波。张荫梧乃著名“磨擦专家”、反共高手，知名度颇高，此处无需多论;倒是这个柴恩波，要了解他是怎样一个人，与“曲线救国论”的产生有着怎样的关系，则需略略费些笔墨。

柴恩波，河北省文安县东羊町村人，生于1903年，死于1953年①。此人兵痞出身，自1923年至1930年，先后在冯玉祥、张贯五、吴佩孚、张作霖、褚玉璞等军阀部队当兵或任下级军官，七年之间，五易其主。1930年6月，柴恩波回家当了地方保卫团，1937年7月，升任新镇县②保安队队长。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柴随国民党新镇县长曲鸿昌一起南逃，于途中策动保安队士兵哗变并带队返回新镇，乱中取胜，成为新镇县的坐地虎。但时隔不久，汉奸张文泉、李春台等跑到天津，勾引日人铃木三郎等保着汉奸李作宾就任新镇伪县知事，柴恩波的势力遂受到排挤。

其时我党正在冀中地区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许多地方武装纷纷接受我冀中人民自卫军的收编或委任，抗日力量发展很快。而柴恩波为了同李作宾争权夺势，也正在千方百计地寻找靠山。于是柴恩波便又一次施展其投机的本领，于1937年10月逮捕了日本顾问铃木三郎和伪县知事李作宾等一批汉奸，押往高阳县冀中人民自卫军司令部。柴恩波及其部下也于年底按受人民自卫军改编。番号为“冀中人民自卫军暂编游击第二团”，柴恩波任团长。

1938年1月，我党领导的河北游击军将柴部改编为“河北游击军第十二路”，委任柴恩波为总指挥，共产党员徐荣任政治主任。1938年7月，我冀中军区又将柴部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独立第二支队”，任命柴恩波为支队司令员，共产党员徐恩荣、张毅忱、李检朴、铁瑛分任支队副司令员、政委、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军区还选派佟汝勋、杨秀昆、张玉生、董奋、邢奎等一批优秀党员到该支队担任大队(相当团)和营级政工干部。该部从任丘改编回来后，支队司令部驻文安县黄李村。

由于柴恩波接受了我冀中军区的改编，接受我党领导并打起了抗日的旗号，大清河两岸许多爱国青年在我地方党组织的动员下，参加了这支部队。到编成“独立第二支队”时，这支队伍已发展到三千多人。我党帮助柴恩波扩充了部队，委任其担任支队司令员(相当旅级)，又派遣优秀干部帮助其改造这支队伍，应该说，我党对发展和改造这支杂牌武装是花费了一番心力的，对柴恩波个人也给予了相当高的荣誉。

但是，柴恩波并没有在思想上接受我党的抗日主张，他的信条是“有奶便是娘”。“他混进我军以后，嫌官小，老想拉队伍，自立旗号”③。他之所以接受我军改编并打起抗日旗号。不过是在同李作宾的狗咬狗争斗中为寻找靠山而采取的一时的权变，并非真心抗日。一遇适当机会，他的投机本性便会暴露出来。

在抗战初期，由于日本把国民党作为主要进攻对象，所以国民党不得不集中精力对付日本的进攻。然而，蒋介石集团虽然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与共产党结成了抗日统一战线，但从一开始就怀着假日本之手消灭共产党的阴谋。经过一年半的抗战，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非但没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这是蒋介石始料未及且非常忌恨的。因此，当1938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而实行诱降政策之后，蒋介石便缓过手来筹划反共了。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研究“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不仅派军队同我军搞磨擦，而且派特务潜入我抗日根据地从事破坏活动。就冀中地区而言，从1938年底到1939年初，张荫梧即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多次制造磨擦，与我冀中军区部队发生冲突。不仅如此，张荫梧还一手“导演”了柴恩波叛变的丑剧，并创造了“曲线救国”的汉奸理论。

张荫梧之策动柴恩波叛变，是通过其安插在柴部的一个中统特务进行的。此人乃国民党中统局华北办事处情报组长，名叫方平，④系鹿钟麟与张荫梧派驻柴部的“政治主任”。当1938年7月柴部到任丘接受我军改编时，方平即离开柴部，前去晋见鹿、张汇报情况并密谋策动柴恩波叛变。回到文安后，方平网罗了国民党新镇县党部书记长王宗琦(柴之叔伯舅)、汉奸王化南(为柴之叔伯舅)、文安县党部书记长李雨亭、副书记长崔镜波等一批反共分子，加紧了对柴恩波的策反活动。

1939年1月底，我冀中军区决定调柴部于春节后到任丘一带整训。柴恩波受方平、王宗琦等人蛊感，以为要调他离文安，思想发生动摇。

2月21日(正月初三)，柴恩波在高官厚禄的诱感下投靠了国民党，接受了国民党委任的“冀察游击军第一师师长”和“冀中剿匪总司令”的头衔。是日夜，柴下令将我党派到独立第二支队的百余名干部全部逮捕，并在文安城内将我县大队百余人缴械扣押，逮捕了仇友文等地方党政干部十余人。第二天，柴恩波在县城召开大会，宣布脱离共产党的领导。这个狡猾的家伙怕引起混乱，在大会上说什么“我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我是打日党”，藉以混淆视听，欺骗群众。柴的欺骗宣传，确实蒙蔽了不少不明真相的战士和群众，加之我党在该支队的工作比较薄弱⑤，致使柴恩波的倒行逆施一时得逞。

如果柴恩波当真象他宣称的那样是“打日党”，继续抗日，并礼送我方干部安全离去，则事件的发展或许是另外的结局。但是柴恩波并没有那样做。他一方面让王化南与日寇暗中接洽;一方面视扣押的我方干部为“奇货”，企图同我冀中军区吕正操司令员谈判，藉此要挟我冀中军区满足他的无理要求⑥。因此，理所当然的遭到我军的反击。

1939年3月4日，我冀中军区在争取柴恩波回头无望的情况下，毅然发起平叛战役。一二〇师贺龙师长召开“军政委员会"⑦扩大会议，对平叛战役作了部署，随即调一二〇师一部与冀中第三军分区阎九祥司令员所率部队协同作战。经小王东、彭耳湾、李各庄、南辛庄、史各庄等几次战斗，击溃叛军三千余人，并俘获中统特务方平等叛军头目，救出一批被拘押的我方干部。事后，我部队又用俘虏换回了仇友文等部分干部。

当柴恩波宣布脱离共产党的领导时，独立第二支队副司令、共产党员徐恩荣即拉出一部分队伍，到雄县、霸县一带继续抗日。这次我军的平叛战斗一打响，很快又有几个营脱离了柴恩波的控制。在我军的军事和政治攻势下，许多士兵不愿为柴恩波卖命，纷纷逃散或反正。到1939年3月中旬，柴恩波身边只剩下百余名亲兵，差不多成了“光杆司令”。后来柴虽又收容了一些败残人马，但由于其背叛了共产党，投靠国民党而国民党的势力又达不到这一带，因而日子很不好过。

在此情况下，柴恩波遂按照张荫梧的指示⑧，由新镇伪警备队副司令、日本特务王化南搭桥,于1939年4月一头扎入日本人的怀抱,公开投敌国。为讨取日寇欢心，柴枪杀了我党干部二十余人，并把李检朴等十几名主要干部押到新镇交给了日本人。⑨此后直到抗战胜利，柴恩波便在文安、新镇一带烧杀抢掠，帮助日本侵略者残杀中国人民，成为可耻的民族败类。

柴恩波本乃见利忘义之徒，根本没有明确的政治信仰。他的始而投机抗日阵营，继而又投靠国民党，以至叛国投敌等种种行为，皆因本性使然，不足为怪。真正令人奇怪的，是那个策划柴恩波脱离共产党并指使其投降日寇的张荫梧，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竟称柴的版国行为是“施行曲线救国”。

电文中写道:“柴恩波在文安、新镇与八路不两立。现该部为保存实力力及施行曲线救国计，已与日寇接洽，被委为冀中剿匪总司令，名虽投敌，实际似为本党做抗建工作。”

在张荫梧眼里，投降日本侵略者并帮助侵略者打中国人的柴恩波，也成了“曲线救国”的英雄，叛国投敌也是在为国民党做“抗建工作”。足见其所标榜的“曲线救国”的实质，就是“与八路不两立”，换言之就是反共，为了反共可以不惜一切手段，甚至可以同日本侵略者合作。由于柴恩波的投敌叛国，加上张荫梧“非凡的创造力”，产生了一个崭新的汉奸理论——“曲线救国论”。

然而，我们应该而且必须注意到，“曲线救国论”产生的背景，并非如前所述的那样简单和孤立，而是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的反共政策一脉相承的。在抗日的过程中消灭共产党，是蒋介石的既定政策。“曲线救国论”不仅充分体现了这一政策的主旨，而且还有所“创新和发展”。因此，这种汉奸理论一出笼，即受到蒋介石和国民党内一些著名人物的欣赏。

蒋介石在1940年初任命庞炳勋为河北省主席时，曾向庞面授机宜:打日本要有限度，不能“前门拒狼，后门进虎”，“宁肯失地于日寇，不能失权于共党”。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言道:“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国民党高级官员牟中珩更是赤裸裸地说:“宁当伪军，别干八路。当伪军是'曲线救国’，日后反正，中央还能收留，干了八路，中央就永远不原谅了”。甚至在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部的秘密文件中竟公然声称:“除奸至为迫切要务，应分别轻重，首先从事剿共，如影响抗战，万不得已则可略走曲线”。由此可见，即使在大敌当前、国共合作抗战的形势下，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仍把反共视为“迫切要务”。为了剿共甚至“可略走曲线”。

正是在“曲线救国论”的掩饰下，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军政官员先后率部投降了日寇。兹择其要者，列举于下:

1942年5月，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良诚于山东定陶、菏泽地区率部投敌;

1943年1月，国民党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奉蒋介石手令投敌;

1943年4月，国民党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在河南省北部陵川一带率部投敌;

1943年5月，国民党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于河南临淇一带被日军包围，庞电蒋请示方略，蒋指示其“委屈求全”，庞遂率部七万余投敌。

据统计，到1943年8月，就有七十八名国民党高级文武官员高唱着“曲线救国”的口号，投入了日本侵略者的怀抱。其中有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执、监委员二十人;旅长以上高级将领五十八人，军队五十余万人，占全部伪军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二。真可谓“降官如毛，降将如潮”。而所谓的“曲线救国”，则成了这些投敌叛国者的绝妙遁词。

①柴恩波在解放战争初期接受国民党河北省第六专署专员崔世昌委任，当上了保安大队长。1947年任国民党河北省第十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王凤岗部十六团团长，在平津保三角地区从事反共反人民活动。1948年9月，柴受到作义的冷落，后又因在平卖军火被傅拘押，出来后恰逢平津战役开始，柴遂化名王福祥潜逃至山海关隐匿。1953年1月被我公安机关逮捕，于7月15日被处决。

②新镇，古称平戎，宋时建平戎军，明、清两朝于此设保定县，1915年改称新镇县。今为文安县的一个镇。

③引自解放军出版社版吕正操著《冀中回忆录》第127页。

④方平，字哲然，号新吾，生卒年不详。河北省文安县陈黄甫村人。早年就读于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留学日本。国民党员，曾任天津《现代》月刊主编、国民党中统局编审、中统局华北办事处情报组长。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少将参谋、国大代表、国民党改造委员会秘书等职。

⑤独立第二支队中的中共党员，几乎全是营以上单位的政工干部，没有直接掌握军队。

⑥柴恩波的无理要求有两条:一是脱离共产党的领导，二是划文安县归其管辖。声称如吕正操不答应上述条件，就不释放被拘押的党员干部。

⑦参见河北人民出版社版《河北近代大事记》第230页，全称是“八路军冀中区军政委员会”，成立于1939年3月20日，贺龙、关向应、周士第、甘泗淇、黄敬、吕正操、程子华、王平为委员，贺龙任书记，该委员会负责统一领导冀中区的党政军工作。又见吕正操《冀中回忆录》第119页:“北方分局根据中央意见，决定由贺龙、关向应、程子华和我、黄敬等五人组成冀中区军政委员会，贺龙同志任书记”。一说八人，一说五人，不知孰是，孰非。

⑧参见吕正操《冀中回忆录》108-109页。张荫梧于1938年12月14日企图乘日军对我根据地进攻之机，向我军“收复失地”，被我军打垮，张在逃跑中将大批文件和日记本丢失，为我军缴获。后来张跑到重庆向蒋介石告状说我军破坏统一战线，国民党派人来调查，我冀中军区代表王林出示了张荫捂阴谋发动“博野事件”的电报和指令柴恩波投降日寇的密电，并拿出日记佐证。据此，足见柴之投降日寇，确系张萌捂指使。

⑨当柴恩波将李检朴等十几名我党干部押到新镇火神庙前时，李检朴用藏在身上的小手枪击毙了日军中队长，其他人乘机逃散。但由于没有武器，无力抵抗，除扬秀昆一人侥幸逃脱外，其他同志均死于敌人乱枪之下。

⑩此数字来源于中国青年出版社版《简明中国近现代史词典》(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