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修路拆迁我家破屋，墙缝中一张发黄照片，让市长含泪跪地半小时！
我外婆的房子终于要拆了。
我跟她说这事时，她正在用开了口的塑料脸盆洗头。那脸盆是绿色的，边缘磨得发白，裂口处用红漆一笔一笔涂了好几层，看起来像某种怪异的花纹。外婆的头发只有寥寥几根，却洗得特别认真，似乎担心那几根头发会在搓揉中消失不见。
“哦，要拆了啊。”外婆说。她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在谈论明天的菜价。
窗外，拆迁办的喇叭循环播放着政策宣传，声音在几幢老房子间来回撞击，听着有点失真。
那是我们县城最后一片没拆的老屋，祖辈们把它们叫作”石板巷”，因为地面全是石板铺的，青黑色，走上去咚咚作响。现在大部分石板早就不见了，只剩几块残缺不全的还留在泥土里，像是被遗忘的墓碑。
外婆的房子是”石板巷”里最不起眼的一栋，只有两间正房，夹在两栋三层楼之间，看上去就像一个被胖子挤扁的瘦子。房顶是灰瓦，雨后总是漏水，水槽早就锈穿了，雨天的时候，水直接从屋檐往下泼，院子里总是湿漉漉的，长出一层薄青苔。
拆迁的事情我爸妈早就跟外婆说过，不知道多少回了。每次我爸说完，外婆就会楞一会儿，然后点点头说，知道了，下次再说吧。
一眨眼功夫，这”下次”就过去好几年了。
我们家十几年前就搬进了新小区，三居室，电梯房，窗明几净的。妈妈总是对外婆说，搬过来住吧，那老房子简直就是危房。外婆却总说，不用了，我住习惯了，懒得动了。
其实我知道，外婆是舍不得那口院子里的老杏树。十年前，那树每年春天都开满粉白色的小花，夏天结满金黄的杏子。如今树还在，只是再不开花，也不结果了。枝干虬结盘扭，有些枝条干枯了，但还留在树上，风吹过时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像是老人的骨节在作响。
清明前后，拆迁的事终于定了下来。
那天早上，县里拆迁办的张主任领着两个年轻人来外婆家做工作。张主任是个五十来岁的秃顶男人，脸色发黄，像是肝火旺盛。来前他好像没刮胡子，下巴上有一圈青茬。以前听我爸说，这张主任年轻时候是个拳击手，拳馆倒闭后就进了政府部门，做了快二十年的拆迁工作。
“老太太，国家是按政策办事的，不会亏待您的。”张主任说话时喜欢用手指点着对方，好像每句话都是在下命令。“您看这屋子，破得风一吹就要倒了，住着多危险啊。县里给您安排的安置房可好了，市中心，两居室，有电梯。到时候还能多领十几万补偿款，您就等着享清福吧！”
外婆没说话，只是拿着一把已经秃了半截的鬃毛扫帚，一点一点地扫着早就扫不干净的水泥地面。
我不由自主地替外婆回答：“她年纪大了，不想折腾，能不能再缓几天？”
张主任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挤出一丝笑容：“小伙子，国家工程哪有说缓就缓的道理？再说了，老太太签了字，我们马上就把补偿款打到卡上，您们不是得马上把钱拿走吗？”
我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这话是不假，我爸妈为了接下来装修新房，确实等这笔钱等得急。
外婆突然停下了扫地的动作，看着张主任说：“那就这周末吧，让我收拾收拾。”
张主任笑了，露出一口发黄的牙：“那行，我这周日就派人来帮您搬家，咱把手续都办妥。”
我没想到外婆会这么痛快地答应下来。
周六一大早，我带着几个搬家用的纸箱来到外婆家。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看见院子里堆满了各种杂物。
“外婆，您这是…”
外婆蹲在地上，正往一个破旧的编织袋里装东西。听见我的声音，她头也不抬地说：“这些都是没用的东西，你找个地方扔了吧。”
我走近一看，编织袋里装的全是一些生活用品：掉了一只耳朵的搪瓷杯，沾满油污的铜火锅，还有一堆已经褪色的毛线和针。
院子墙边，外婆摆了一排她自己晒的咸菜坛子，有萝卜干、酸豆角，还有一小坛腌雪里蕻。坛口用报纸封着，上面压着一块青砖。
“这些菜也不要了吗？”我问。
外婆摇摇头：“带不走的。你娘说新房子不让带这些，说味道重。”
我看着那些坛子，记起小时候放学回家，饿得慌，就掰一块干馍，就着外婆腌的酸豆角吃，那味道比什么糖果点心都香。
午饭时分，我领着外婆去附近的小饭馆吃了一碗牛肉面，回来继续收拾。
下午两点，我开始收拾外婆卧室里的东西。那是间很小的屋子，只放得下一张单人床和一个衣柜。衣柜有点歪，一条腿短，下面垫着一本早已发黄的电话本。
床头有个小柜子，上面摆着一个相框，是外公的照片。照片上的外公五十来岁，穿着一件对襟中山装，脸上挂着严肃的表情。外公去世已经二十年了，据说是在一次下乡工作中突发心梗，当场就走了。
我小心翼翼地把相框装进箱子，然后开始收拾壁橱里的衣物。
外婆的衣服不多，大多是些灰扑扑的棉布衣服，叠得整整齐齐。冬天的棉袄挂在衣架上，袖口已经磨得发白。
就在我把最后一件毛衣放进箱子的时候，外婆突然喊我：“娃子，帮我把墙上那个钟取下来。”
我抬头看了看，墙上挂着一个老式挂钟，黑色的表盘，罗马数字，下面是一个金属摆锤。钟早就不走了，停在了三点二十分。
钟的位置比较高，我搬来一张凳子，踩上去取钟。当我把钟摘下来的时候，发现墙上露出了一个拳头大小的洞。
“外婆，墙上有个洞。”我说。
外婆放下手里的活计，快步走了过来：“我看看。”
她探头往洞里看了看，然后伸手进去摸索。我看见她的手在洞里动了动，似乎抓住了什么东西。
当她把手抽出来时，手里拿着一个用牛皮纸包裹的扁平物体。
“这是什么？”我问。
外婆没回答，只是小心翼翼地拆开那包牛皮纸。里面是一张照片，已经泛黄，边缘有些卷曲。
照片上是一群年轻人，约莫七八个，站在一座山坡上。他们个个笑容灿烂，衣服虽然简朴，却整齐划一，像是某种制服。背景是连绵起伏的山峦和一条蜿蜒的河流。
“这是您年轻时候的照片吗？”我好奇地问。
外婆的手有些颤抖，她盯着照片看了好一会儿，眼神逐渐变得恍惚。
“不…不光是我的。”她低声说，“这是我们连队的合影。”
“连队？您当过兵？”我从来不知道外婆有过这样的经历。
外婆没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用手指点了点照片上的一个人：“这是你外公。”
我仔细看去，照片上那个高个子年轻人，脸上带着腼腆的笑容，和我记忆中严肃的外公判若两人。
“旁边这个是谁？”我指着外公旁边的一个年轻人问道。
外婆的目光落在那个人身上，停顿了很久：“他叫赵远方。”
就是这个名字，让我突然想起了什么。市长，我们县城新上任的市长，好像就叫赵远方。
“外婆，这个赵远方…”我刚要问，外婆就摇摇头，把照片重新包好。
“没什么，都是过去的事了。”她把照片塞进口袋，“我想把这个留着。”
我点点头，没有追问。但心里却越发好奇，这照片有什么特别之处，值得外婆藏在墙洞里这么多年？
当天晚上，外婆住在了我们家。爸妈特意收拾出一间客房给她。但夜里我起来上厕所时，发现外婆坐在阳台上，望着窗外发呆。
城市的夜景在她面前铺展开来，霓虹灯闪烁，车流如织。但在她目光所及之处，应该只有那片即将消失的老房子。
“外婆，您还不睡啊？”我轻声问道。
外婆回过神来，对我笑了笑：“睡不着。在那老房子住了大半辈子，突然换个地方，不习惯。”
我在她身边坐下：“那张照片，对您很重要吧？”
外婆沉默了一会儿，才说：“那是1969年的事了。我和你外公，还有赵远方，我们都是北京下放到这里的知青。那时候我们住在山区，每天开荒种地。日子苦，但大家都年轻，倒也觉得有意思。”
我点点头，静静地听她继续说下去。
“你外公和赵远方是北京同一所中学的同学，关系特别好。赵远方比你外公小两岁，但读书特别用功，记性也好。晚上别人都睡了，他还在煤油灯下看书。”
外婆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怀念的神情：“那时候我们这个队里，就属他最有志气。老说等恢复高考，一定要考上大学。”
“后来恢复高考了吗？”我问。
外婆的表情突然变得复杂起来：“恢复了。1977年底恢复的。但那时候，赵远方已经…已经不在队里了。”
“他去哪了？”
“出事了。”外婆深吸一口气，“1970年夏天，山里下了场大雨，河水涨了，冲毁了下游的几户村民家。你外公和赵远方带着几个知青去救人，赵远方为了救一个孩子，自己被冲走了…大家都以为他…他…”
外婆的声音哽住了，她用手擦了擦眼角。
“大家都以为他牺牲了？”我替她把话说完。
外婆点点头：“对，所有人都以为他牺牲了。我们几个知青还在河边立了个简易的碑，每年清明都去祭拜。可前年，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新闻，说我们县新来了个市长，姓赵，叫赵远方。起初我不敢相信，但看到他的照片，我就知道，是他，真的是他。”
我惊讶地看着外婆：“那您去找过他吗？”
外婆摇摇头：“我不确定他还记不记得我们。再说，他现在是大官了，我一个老太太，怎么好意思去打扰他？”
我想了想，突然做了个决定：“外婆，明天我陪您去见市长。”
外婆连连摆手：“使不得，使不得。这么多年过去了，人家未必记得了。再说了，人家能不能见还是个问题呢。”
我坚持道：“没事，我朋友在市政府工作，说不定能帮上忙。您就别担心了，早点休息吧。”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给我在市政府工作的大学同学打了电话。他叫李志，在市长办公室当秘书。
“老李，求你件事。”我开门见山。
电话那头的李志笑着说：“啥事这么急？”
“我外婆说她认识赵市长，是几十年前的老相识了。她手里有张照片，想当面还给赵市长。你看能不能帮忙安排个见面？”
李志沉默了一会儿：“老弟，你知道的，赵市长日理万机，见面不容易啊。”
“就十分钟，不，五分钟也行。”我恳求道，“我外婆八十多了，就是想在有生之年再见见老朋友。”
可能是听出了我语气中的恳切，李志叹了口气：“这样吧，今天赵市长下午要去视察新开发的道路工程，正好经过你们那片拆迁区。我试试看能不能在他路过的时候，让他停下来见一下你外婆。不过我可不敢保证。”
“谢谢！太谢谢了！”我激动地说。
挂了电话，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外婆，她显得既兴奋又紧张，一大早就开始收拾打扮。
她把那张珍藏多年的照片小心翼翼地用一块干净的手帕包好，然后放进了贴身的口袋里。
下午两点，我和外婆来到了石板巷口。李志发信息说，赵市长的车队会在两点半经过这里。
外婆穿着她最整洁的一套衣服，一件深蓝色的对襟上衣，下面是一条黑色裤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还特意戴上了她唯一的首饰——一对小小的银耳环，那是外公送给她的结婚礼物。
两点二十分，远处传来警笛声，一队黑色轿车缓缓驶来。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不知道李志有没有成功说服赵市长停车。
车队在离我们约二十米处停了下来。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男人从车上走下来，正是李志。他向我们这边看了一眼，然后回到车旁，俯身对车内说了些什么。
片刻后，车门打开，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走了出来。他身材精瘦，穿着一套深灰色西装，走路时背挺得笔直。
“赵市长，就是那位老人家。”李志指向我和外婆。
赵市长看了过来，眼神锐利而审视。他迈步向我们走来，脸上带着礼貌而疏离的微笑。
“这位老人家，听说您认识我？”他的声音低沉有力。
外婆站在那里，看着赵市长，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她的手微微颤抖，摸索着口袋。
“是的，赵市长。”我代外婆回答，“我外婆说她和您是老相识了。”
赵市长皱了皱眉，似乎在努力回忆：“抱歉，我接触的人太多，记性又不好。请问您贵姓？”
外婆终于开口了，声音因为激动而略显颤抖：“我姓张，张秀兰。你可能不记得了，我们在榆树沟农场是一个连队的。”
赵市长的表情没有变化，只是礼貌地点点头：“哦，是吗？那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外婆从口袋里掏出那包着照片的手帕：“我这里有张照片，也许能帮你想起来。”
她小心翼翼地打开手帕，把那张泛黄的照片递给赵市长。
赵市长接过照片，低头看了一眼，表情突然凝固了。他的手开始颤抖，脸上的血色迅速褪去。
“这…这是…”他的声音也变得不稳。
外婆轻声说：“1969年夏天，在榆树沟农场拍的合影。那次是李连长带我们去山上开荒回来，在河边拍的。你还记得吗？”
赵市长的目光死死盯着照片，仿佛看到了一个幽灵。他的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来。
“赵远方，你还记得我丈夫吗？刘建国。”外婆指着照片上的年轻人说，“你们是北京四中的同学，一起下放到榆树沟的。那年大雨，你为了救村里的孩子，被洪水冲走了。大家都以为你…”
赵市长突然跪了下来，就在那条尘土飞扬的路上，双膝重重地砸在地面上。他的肩膀开始剧烈抖动，一声低沉的啜泣从他喉咙里挤出来。
“张、张姨…”他的声音变了，不再是那个威严的市长，而是一个迷失的孩子，“我、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外婆扶住赵市长的肩膀：“孩子，起来，快起来。你现在是市长了，不能这样。”
赵市长没有起身，反而抓住了外婆的手：“张姨，我对不起建国哥，我…我当年被冲走后，被下游一户人家救了。等我醒来时，已经在另一个县了。那时通讯不便，我想尽办法联系队里，但都没有成功。后来听说队里都以为我死了…”
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滴在那张老照片上。
“建国哥还好吗？”赵市长哽咽着问。
外婆摇摇头：“他早就走了，心梗，突发的，二十年前的事了。”
赵市长闭上眼睛，泪水流得更凶了：“我欠他一条命啊…当年要不是他拉了我一把，我早就被洪水冲走了…”
周围的人群越聚越多，大家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为何堂堂一市之长，会跪在一个老太太面前痛哭。
李志急忙上前想要扶起赵市长，但被他摆手拒绝了。
“张姨，这些年，我一直想找队里的人，可是榆树沟农场早就撤了，人也都散了…”赵市长擦了擦眼泪，声音哽咽，“我回北京找过，也来县里打听过，但都没有音信…”
外婆拍了拍他的肩膀：“孩子，你能活着就好。建国九泉之下，知道你活得好，做了大官，他也会安心的。”
赵市长终于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但他的双腿好像不听使唤，整个人看起来苍老了许多。
“张姨，您现在住哪儿？我…我想好好看看您。”他问道。
我上前一步：“市长，我外婆的房子明天就要拆了，我们正在搬家。”
赵市长转向李志：“这片区域的拆迁工作是谁负责的？”
李志连忙回答：“是县拆迁办的张主任。”
“立刻通知他，我要亲自检查这片区域的拆迁安置方案。”赵市长的声音恢复了些威严，但眼睛仍是红的。
他转向外婆，语气温和了许多：“张姨，我欠您和建国哥太多了。这次拆迁，我一定亲自过问，确保您得到最好的安置和补偿。”
外婆摆摆手：“不用了，孩子。看到你好好的，我就满足了。那房子早该拆了，我也想住新房子了。”
赵市长紧紧握住外婆的手：“张姨，无论如何，这是我应该做的。”
就这样，赵市长在那条即将被拆除的老街上，跪了整整半个小时。
他握着外婆的手，听她讲述这些年的故事。我在一旁看着，只觉得岁月如同潮水，带走了太多，又在不经意间归还了一些。
三天后，外婆搬进了新的安置房。那是一套采光极好的三居室，地段比原先承诺的还要好。
更让人意外的是，赵市长专门批准保留了外婆院子里那棵老杏树。工人们小心翼翼地把它移植到了新小区的花园里。
搬家那天，赵市长亲自来帮忙。看着他和搬家工人一起抬箱子、搬家具的样子，谁也想不到这是一位市长。
晚上，我问外婆：“您早就知道赵市长就是赵远方，为什么不早点去找他呢？”
外婆笑了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他能从一个被洪水冲走的知青，变成现在的市长，肯定吃了不少苦，走了不少弯路。我一个老太太，何必去打扰他呢？”
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那您为什么把照片藏在墙缝里这么多年？”
外婆沉默了一会儿，才轻声说：“因为那是我们最好的时光。年轻、单纯，满怀希望。我怕有一天会忘记，所以把它藏起来。”
窗外，移植来的老杏树在微风中轻轻摇晃。那些枯枝在月光下投下斑驳的影子，像是某种神秘的符号，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与奇迹。
“你看，”外婆指着窗外的老杏树，“它好像又长出新芽了。”
我顺着她的手指看去，果然在一截枯枝的顶端，有一抹淡淡的绿意正在悄然萌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