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徐州“剿总”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身份被俘的文强，承认自己是军统特务，却不承认自己是叛徒，也不承认自己是战犯，所以他直到1975年3月19日才最后一批特赦。

跟文强同样最后一批特赦的，大多是军统（保密局）、中统（党通局）和“国防部二厅”的将军级特务，笔者粗略数了一下，就有三十多个——中统特务大多数没有军衔，但从中统局本部秘书兼重庆区区长到内政部调查局（就是内调局，前身是党通局）云南调查处处长，跟军统（保密局）的本部少将处长和省站少将站长平级，如果在军队中有公开职务，军衔也肯定是少将。

文强在《口述自传》中这样回忆：“我想，我什么都可以写，就是不写悔过书。过了几天，又让我写悔过书。我就是不写！这样，我二十六年半之后才特赦出来。”

文强之所以最后一批特赦，是因为他心里知道自己走错了路，但口头上执拗地不肯承认，直到特赦时他才表明心迹：“1975年3月19日，我被特赦了，是最后一批被特赦战犯中的一个。这一天，对于我来说，是终身难忘的一天。这一天，向全体在押战犯宣布特赦释放。特赦后，让我填个表格。我拿起笔就填，工作人员说你考虑一下，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决定去向，留在大陆我们欢迎，去台湾我们欢送，到世界任何地方定居都可以，如果有困难，我们可以帮助创造条件。我觉得共产党对我们的宽大可以说到了极点。我马上拿起笔填：第一我不出国，第二我不到台湾，我惟一的意志是定居大陆。”

特赦后的文强，在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当了三届十五年学习组长——大家可不要轻视了这个“职务”：二十多个文史专员无记名投票，以得票多少选出一个组长，两个副组长。文强得票最多，当选为组长，得票第二的那人文强没有说是谁，得票第三的是沈醉，也当了副组长。

沈醉写了不少回忆录，却很少叙述他与文强的“友情”，那是因为两人差着“辈分”，级别上也不对等：文强1946年当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期间，就在孙连仲胡宗南联名保荐、戴笠极力运作下正式铨叙中将，比戴笠那个“职务军衔”的中将含金量高多了，所以文强直到九十高龄，还对戴笠表示感谢。

读者诸君都知道，军统和保密局都是军队建制，都讲究辈分和军衔：论辈分，文强和戴笠、郑介民、毛人凤称兄道弟平起平坐，为沈醉是戴笠的徒弟；论军衔，文强跟有“国防部二厅中将厅长”职务的郑介民平级，比戴笠高半级，比毛人凤高一级——文强决心离开军统并向郑介民毛人凤辞行的时候，毛人凤还只是个少将。

据文强回忆，戴笠坠机后，他就准备离开军统，那时候的局长是郑介民，郑介民极力挽留未果，只好用变通手段，给文强留了个“兼职”，这也让文强一直摆脱不了“特务”的身份：“我在这里干，你不能离开！华北、东北你都干过，你离开那我还干啥？你不能走……你要离开一下也可以，你一定要在我们这里挂一 个名，我们这里有个设计委员会，你就做设计委员会的中将委员，如果你连这个名都不要，那就不好啦。你保留一个名义，愿意回来的时候你还可以回来嘛。”

郑介民比毛人凤“厚道”，他挽留文强是真心实意的，笑面虎毛人凤就虚伪多了。文强回忆：“我又到毛人凤那里，毛人凤的资格比我低，我已经是中将，他还是少将。他 说：“你要离开？我们这里分成三块了，还不晓得鹿死谁手，你也不参加到这里头来占一份？你这个人很难得，很自爱，我们不像你，你的面宽，你到哪里去都有人欢迎你。我们是跟戴笠起来的，靠着他，他又死了，没路走啊。你这个人呀，不愿意在这里跟我们争什么，不愿意争长论短的。”

文强手拿着程潜的亲笔信，郑介民想留也留不住，毛人凤巴不得他快走，文强离开南京去湖南就任长沙“绥署”办公室中将主任的途中，还专程到武汉探望了他的发小、东北时的同僚陈明仁，又到上海看望了沈醉的姐夫、在上海对日谍战时的战友余乐醒。

毛人凤说文强“面宽”，还真不是假意奉承：文父是同盟会早期盟员和资助者，跟老蒋、程潜、张治中都交情颇深，文强跟陈明仁不但是少年玩伴，而且陈明仁之所以能考入黄埔一期，也是程潜保送的——当年要想考入黄埔一期，必须有重量级人物作保，比如胡宗南的保人是廖仲恺，曾扩情的保人是李大钊，蒋先云、桂永清、黄维都是在上海报名的，负责招生的是谁，可能绝大多数人都想不到。

陈明仁跟文强的交情很深，所以跟文强说话毫不保留：“四平街战役，几进几出，我的七十一军全部都打光了，你是知道的，不料杜光亭一走，陈矮子一来，竟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我撤职查办，交军法审判……我们都在划破船，不划又无路可走。我投考黄埔第一期，是程颂公保送的，他要干什么是不会忘掉我的。”

程颂公就是程潜，尊称其为“颂公”，就像有些人称李宗仁为“德公”、白崇禧为“健公”一样，是当时的礼仪。

陈明仁这番话，就是在暗示文强：程潜起义，是一定会带着我，我也是一定追随的，你怎么办？

文强可能没有听懂，也可能听懂了而没有搭茬儿，告别陈明仁之后，又去见了沈醉的姐夫余乐醒，那时候余乐醒已经被军统边缘化了。

余乐醒在两方的资历，甚至可能比文强还深：文强在南昌起义时是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少校连长，余乐醒在赴法留学期间，就是旅欧支部的执委会委员、书记局三书记之一，另外两位是谁，大家也能查到，在北伐时期，余乐醒是叶挺独立团的党代表，南昌起义时，他还以七十三团总支书记的身份，救过一个黄埔四期生，那个第七连上尉连长，曾在黄埔跟文强住过同一个宿舍。

余乐醒在上海期间，与文强有过命的交情。当时日谍少将郎本实仁送给假扮成“叛变少将李文焕”的文强一个纸包，这可把戴笠吓了一跳：“你真是个书生，那一定是定时炸弹，你还拿回来干什么？一炸就炸掉了！”

正在这时，余乐醒进来了：“这个好处理，我去处理。 “我拿个引爆的东西，看看里面是不是定时炸弹，我在隔壁一引爆，它不就爆炸了吗？第二。我准备一块石头打下去，碰炸。如果也不爆炸，就没有问题。 第三步，我就用剪刀把绳子剪开，慢慢地打开，就晓得是什么东西了。”

余乐醒把炸弹拿到隔壁，一会就回来了：“这包里是一万块钱！”

文强这时候也有点佩服余乐醒了：余乐醒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曾与吴景中（就是《潜伏》中的吴敬中）被格别乌（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选中并送入军事院校学习政治保卫专业，拆弹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所以当时文强在军统（特务处）的工资是每月一百多块钱，余乐醒是三百多块钱。

余乐醒当时已经被戴笠毛人凤欺负得待不下去了，他推心置腹地告诉文强：“老蒋不垮台，是无天理！”

肯定有读者不知道，文强跟老蒋的关系其实也不错，老蒋两次接见文强，“宋师母”居然也在场，文强与老蒋的大儿子、二儿子，更是一直称兄道弟了一辈子。

眼看文强不置可否，余乐醒耐心地向文强举出了老蒋必败的三点理由：第一点，“老头子”派“太子”到上海要打大老虎，结果只拍了几只苍蝇；第二点，日本投降已经两年多了，劫收大员”仍在继续接收，仅汤恩伯和戴笠，就在上海捞了三十万两黄金分掉，这件事他十分清楚；第三点，蒋军军纪败坏，从司令到军长，逮啥抢啥，已经民心尽失。

文强跟戴笠的关系有多好，看过《文强口述自传》和《文强传》的读者诸君都知道，所以一听余乐醒说起戴笠，文强就只有反感而没有同感了：“余乐醒朝秦暮楚，不堪信任。”

发小陈明仁暗示，战友余乐醒明说，文强却并没有表示自己可以起义，甚至对余乐醒还有些鄙视，这样他就两次错过了改变命运奔向光明的机会：文强也是个“老军统”，他岂能看不出程潜陈明仁即将起义？他在程、陈起义前听从杜聿明的召唤，去徐州“剿总”当有职无权的副参谋长，是不是在逃避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