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大诗人韩愈曾经写过一首诗《华山女》。诗中讲述了当时在唐朝的长安，佛、道两家争夺信众的场面。道教为了更多地吸引信徒，不惜打出美女牌，找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道士来讲经，结果大受欢迎，成了长安城的一景。
韩愈的这首诗显然描绘的是真实场景，在南宋全真教没有诞生之前，道教确实是一种非常凡俗的宗教，利用美女来吸引信徒实在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只能说是道教女仙文化的一种具体体现。
道教本身是一种很特殊的宗教，从产生之初就是各种信仰的大杂烩，上者干禄朝庭权贵，下者在民间装神弄鬼谋求衣食。它与其他宗教的崇高感、权威感、神圣感绝然不同，它是一种没有崇高感、神圣感的宗教（在全真教出现以前）。它干谒权贵，被统治阶级拉拢来作为神化政治、点缀升平的工具，但从不可能获得权力与威望。它吸引统治者的是神仙法术，投合统治者享乐长生的趣味。它至多通过影响个别“昏君”迷恋于神仙导致政治腐败，从而对政治施加最大的影响。它风靡朝野，也是由于投合了士人们的长生享乐心态。故而信仰道教者相对佛教而言，普遍都具有另外一种相对轻松的心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道教很早就出现了女仙的传说。道教的女仙，不仅仅被赋予各种禳灾解难的功能，且更有一种特殊的功能——通过下嫁凡夫使之升仙的功能。
汉末魏晋时期，产生了一大批仙凡恋爱、凡夫得遇成仙的故事。最著名的莫过于刘、阮天台逢仙的故事，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的《幽明录》均有所载。刘、阮再入天台而不见仙子，这总还有那么个遗憾的尾巴，而《杜兰香》、《萼绿华》故事却可谓一片光明，姿容绝世的仙女自愿下嫁穷书生，且授之以旷世奇宝，并以仙丹、仙诀等渡之成仙。这恐怕是最为省心、最为惬意的一种升仙途径了。
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遇到二位仙女
到了唐朝，由于唐朝前期社会安定富足，道教更加如鱼得水，深入人心，女仙文化也愈发地被发扬光大。
唐人的女仙故事编得更为华艳，更为曲折，更有真实感。刘餗《通幽记》载书生赵旭遇青夫人事，卢肇《逸史》中有《太阴夫人》、《马士良》、《许飞琼》故事，均为书生艳遇仙子而得到种种好处，或人间富贵，或上界为仙。张荐《灵怪集》载郭翰与织女事，康骈《剧谈录》载玉蕊院女仙事，女仙现身玉蕊院，当时名人如严休复、元稹、白居易、刘禹锡均有题咏。著名的遇仙故事还有裴铏《传奇》中的蓝桥故事，“蓝桥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岖上玉清”。更有甚者，这类故事发展到极端便是如果拒绝这种送上门的好机会，便会获罪受罚，如封陟拒绝娶太阴夫人为妻，得疾而亡，于阴司遇夫人而恸哭自咎。此类故事还有：皇甫枚的《三女星精》、《华岳灵姻》，杜光庭的《姚氏三子》……这反映出唐人更为狂热的女仙信仰，只有冲动感性的唐人，才会这样轻信而又自信。
由于女仙文化的影响，游仙诗也成了唐诗的一个组成部分。李贺、李商隐、温庭筠这样的大诗人都写过游仙诗。当时还有专门写游仙诗的诗人，例如曹唐。
神仙毕竟是不存在的，因此，就会有一些现实中的女子借助女仙文化来展现自己，于是，女道士（又称女冠）就成了唐朝的一道别样风景。
我们大家熟悉的杨玉环就曾经出家做女道士。而唐朝的公主也普遍很喜欢出家，大约有四十多位唐朝的公主出家成为了女道士。平民百姓中也出现了很多有名的女道士，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李冶、鱼玄机二人，她们两人也是唐朝著名的女诗人。
由于大量贵族，以及文化人士的加入，造成了女冠队伍的贵族化、高雅化倾向。女冠们既有贵族与神仙合一的高贵身份，又有精深的音乐、文学修养，再加上精心修饰的绝世姿容，自然会契合文人的审美趣味和爱情理想。“唐时重道，贵人名家，多出为女冠。至其末流，或尚佻达，而愆礼法。故唐代女冠，恒与士大夫往来。所谓‘投赠类于交游，殷勤通于燕婉’。女冠也，而异于娼妓者，鲜矣。此中者李冶、鱼玄机最负盛名”这也就是说，女道士们普遍都成为了一种高级的娼妓。
女道士们具有仙妓二重身份，这些“含娇含笑，宿翠残红窈窕。鬓如蝉。寒玉簪秋水，轻纱卷碧烟。雪胸鸾镜里，琪树凤楼前。寄语青娥伴，早求仙。”（温庭筠《女冠子》）的女仙们，既可以充分满足文人士大夫们求仙的幻想，又可以满足他们肉体上的需求，可以说是最理想的伴侣了。
宋代以后，由于理学的兴起，女冠文化渐渐销声匿迹，全真教的统治地位确立后，风流多情的女道士也不见了踪影。
不过，女仙文化的存在，给中国文学史留下了大量的神话传说，以及诸多的游仙诗、艳情词，构成了传统文化的一个侧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的存在还是有着积极因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