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月，在国务院会议结束之后，副总理陈永贵拦住了邓公。

他有一肚子的意见，要对邓公提。

对于邓公当前坚持的经济改革路线，农民出身的陈永贵，表现出了极大的不认同。

这也不是陈永贵第一次来对邓公提意见了，改革开放前路未卜，众人始终意见不一，陈永贵又是反对尤为激烈的一个。

当初邓公要复出的时候，陈永贵就很不赞同。而邓公复出之后，又走了一条和过去仿佛截然不同的路线，这更让陈永贵的内心受到了冲击。

之前的几次会议，陈永贵都对邓公提出的方针很不配合。

而这一次，陈永贵更是决定直接把难听话和邓公讲明白。

邓公对于这次谈话也早有预料。

他知道，眼前的陈永贵是个很倔强的人，不过越是这样，越要和陈永贵坦诚的谈一谈。

一进休息室，陈永贵便张了口，说出的话，带着一股火药味儿：

“小平同志，最近你天天开会，不断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点子，我感觉有些不妥。我想问一下，你究竟还执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究竟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还算数不算数？”

这一连串的质问，让邓公很是无奈。这样的话，他听了无数遍了，可总是解释不通。

总有人觉得，要沿着过去的老路线一条路走到底，否则就是背离毛主席的思想。

可是，若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世，恐怕也不会同意这种僵化的观点。

此时此刻，邓公也带着些愤怒的情绪。

因为，陈永贵这样频繁的向他提意见，质疑国家政策，如果仅仅是影响到邓公个人，他倒可以不计较，问题是，陈永贵是实打实的在阻碍政策的发展。

为了让陈永贵想通，邓公此前已经给他做过好几次思想工作。然而，陈永贵的思想太过于局限，哪怕邓公把改革开放的路线，一遍一遍地对他讲解，他还是无法接受。

这一次，邓公也实在不想浪费口舌，所以很直白地对陈永贵说：“你入党才多久？你提的问题这样可笑，你的想法如同三岁的孩子一样幼稚，以后提问题之前，先好好审视一下自己，看自己是不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做的吧。”

陈永贵没想到邓公会把话说的这么直，所以，一时间愣在了那里。

邓公又接着对陈永贵说：“你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是要服从党的纪律和领导，就如当年我们都服从一样。如果背着组织想搞些阴谋，那就不是共产党员会做的事，处理的方式也不会用党内矛盾的处理方法，而是用刑法来处理。”

陈永贵彻底说不出一句话了，邓公见状，便独自离开了休息室，让陈永贵自己好好思考。

邓公对于陈永贵如此严厉，倒不是针对陈永贵个人，实在是改革开放推行过于困难，如果不表现出强硬的态度，好不容易探索出来的道路，可能又要被堵死。

也许是邓公的话起了作用，此后，陈永贵没有再大张旗鼓的对改革开放路线提出反对意见。

而且，经过反思之后，陈永贵觉得自己的眼界，已经不再适合国务院副总理这个职务。

所以，他主动提出了辞职。

陈永贵之所以在改革开放这件事情上，表现的如此执着，其实也和他个人的经历有关。

国务院有过很多任副总理，但陈永贵的生平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个。

陈永贵并非革命队伍出身，还没有上过学，他之所以能够进入中央，是因为有着极其突出的个人事迹。

陈永贵出生在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地方——大寨。那是人们心中的模范村，当然，在陈永贵年轻的时候，大寨几乎就是一片寸草不生的荒地，经常爆发洪水、泥石流。

在这里，饿死都成了寻常事。当年大寨周边还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当长工，没铺盖，卖儿女，当乞丐，好女不嫁穷大寨。”

陈永贵家里，也有四个人死于贫穷和饥饿。在那个困苦的年代，大寨人几乎已经认命了，可是陈永贵却不认命，他决定改造大寨的环境。

他把全村的男女老少召集起来，在白驼沟修筑了二十四道堤坝。

他们干这活的时候是冬天，大寨村气候严寒，滴水成冰。可是，在陈永贵的带动下，全村没有一个人退缩，18天的时间，他们便完成了这项艰巨的工作。

可这远远不够，接下来的时间里，陈永贵继续带领村民大力垦荒。

当时很多人都觉得陈永贵疯了，穷了几百年的大寨，就算垦荒，又能长出多少粮食？

可陈永贵创造了奇迹。第二年，他带领村民们在大寨修起了梯田，可他没想到的是，梯田刚修好不久，虎头山山洪爆发，他们两年的努力成果化为乌有。

虽然他们已经垒起了石坝，可是，村民对于自然的认知是有限的。

他们并不懂得如何科学的引导山洪，所以，面对天灾，显得无能为力。

有许多人都打起了退堂鼓，可陈永贵还是不放弃。

他在村口的大柳树下，一遍遍的号召，终于让村民们鼓起勇气，决定再跟他干一场。

1957年，大寨村的村民在陈永贵的带领下，打响了新一轮的战斗。

这一次，他们仔细研究了地形地貌，吸取过往的教训，给洪水留出沟道。

1963年，大寨村再次遭遇洪水。但这一次，洪水被牢牢地拦在了堤坝之外。

解决了洪水这个心腹大患，大寨村的村民们终于能够安安心心开荒。

曾经只能依靠乞讨为生的村民，也终于能够吃上自家地里种的粮食，土地亩产量从过去的30多公斤一下子猛增到200多公斤。

又过了几年，大寨村的亩产量已经突破了千斤。

当时正逢60年代末，各地都饱受饥饿的困扰，所以，大寨的奇迹吸引了全国上下的目光。

陈永贵这个名字也一夜传遍了大江南北，许多记者千里迢迢从北京上海跑来，给陈永贵做采访，甚至还有不少外国的记者。

大家都想学习大寨的精神，重复大寨的奇迹。当然，其中也夹杂着不少质疑的声音。

大寨得到这样的成果，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

那些奇迹没有发生的冬天，村民们完全是靠顽强的意志力磨过来的。

有人抱怨陈永贵把人当做机器用，还有人说，大寨村村民付出和得到的并不对等。

但对于陈永贵来说，他做的一切很值得，至少现在大寨村的村民们活的像个人样了，他做了一件功在千秋的好事。

国家对于大寨村的经验非常重视，陈永贵这个领头人自然也成为了重点培养对象。

他的天地很快不再局限于一个小小的村子，1969年，陈永贵当选为中央委员。

不久前，陈永贵还是大字不识的农民，而现在他突然一跃千里。

甚至，到了1973年，由于大寨精神的热潮，陈永贵又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

或许在大寨发生的奇迹，也降临到了陈永贵个人身上。

对于国家的肯定，陈永贵是满心激动的，对于自己的大寨精神，陈永贵也大力的推广。

可是，在工作的过程中，陈永贵却忽略了一个问题，全国有数以万计的村子，环境不同、风土人情不同，所以他们改变命运的方式，不可能完全模仿大寨。

然而，当时的人们却顾不得许多。

大寨已经成为了全国的模范典型，陈永贵一步登天的过程，更是让许多干部眼红。

所以，各地开始不顾实际，强行去模仿大寨，模仿来模仿去，学大寨却在许多地方变成了表面功夫，村民们出了力，却并没有像大寨的人们一样吃饱饭。

甚至，一些目光短浅的干部，为了响应大寨精神，在东北一望无际的平原上，也要模仿大寨开出一片梯田。

更有甚者，完全忽略了陈永贵的劳动成果，只关注他们前期的辛苦，盲目的带着村民，也和当年的大寨一样在寒冬半夜里修筑堤坝。

这完全成了无用功，没有换来更多的粮食，只让无数的农民叫苦连天。

陈永贵是大宅精神的缔造者，可随着时间的推移，陈永贵所坚持的大寨精神，也慢慢的变了味儿。

陈永贵是一个很固执的人，这种性格有好处，也有坏处。固执，可以让他在最贫穷的年月，带着村民用双手开辟出一条生路，可也是这份固执，让他很难再接受新的思想。

比如70年代，随着科技的进步，国家也开始推行机械化，大寨周边几个地势坎坷的村子，都在山上安装了滑道，这样挑粪、挑粮食，就不用再浪费人力了。

然而，陈永贵却对这个方法嗤之以鼻。他并不理解滑道这种先进的装置，而且，他还对大家表示，用这种办法会让大家丢了艰苦奋斗的意识。

所以，在村里领导劳动的时候，陈永贵还是坚持用自己的肩膀，把沉重的粮食一步步的挑下山。

陈永贵自己都愿意辛苦，大家自然也有样学样。

陈永贵那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固执正在阻挠村里的进步。

陈永贵并不算一个坏人，然而却是一个有些落后于时代的人，又偏偏坐在了国务院副总理这样重要的位子上，于是他错误的意见，成为了国家的绊脚石。

在很久之后，陈永贵才终于意识到这一点。

面对记者，当时已经辞职的陈永贵叹息着说：“我算是吃够亏了，上面提出九十九，我就能干出一百一。过去我最看不惯机关的八小时工作制，以后才知道，那是巴黎公社用命换来的一点自由。”

人们对于陈永贵依然是不失尊敬的，他对名利向来看的很淡薄。

成为副总理之后，陈永贵心里想的还是工作，要把成功的大寨经验推广到全国各地。

也许这个举动后来被证明是错的，但陈永贵当时的的确确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吃上饱饭。

而且，哪怕已经因为副总理的职务调到了北京，陈永贵却坚持不占国家的便宜。

他拒绝给自己转北京户口，也不要国家的额外补贴，坚持拿村里的工分。

作为副总理，本该给他配相应人数的警卫员、秘书、服务员，但他始终觉得太浪费，几次拒绝，最后坚持只要一个警卫员。

退休之后，他的生活变得更加艰苦朴素，家里最值钱的可能就是书架上的一摞书。

偶尔有人来看他，会给他带一些值钱的礼物。

可陈永贵每次看到人家给自己送礼，便会发火，执着的把礼物退回去，退不回去的，他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钱来原价偿付。

他常常对家人念叨：“让领导干部富很容易，让群众都富，太难……”

随着时代的变迁，能理解陈永贵想法的人越来越少，但邓公其实是理解这位曾经的副总理的。

哪怕陈永贵和邓公有过很多意见上的不和，但邓公依然尊重他。

1980年，就在两人闹过矛盾之后不久，邓公还说：“挺起腰杆，不要怕骂，骂也是好事。我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上表扬过大寨精神，学大寨没有错。”

邓公要求保持陈永贵的副总理待遇，即便他已经辞职。

偶尔，邓公还是会和陈永贵谈心，他知道陈永贵的精神是可贵的。

在陈永贵去世之后，也是邓公力排众议，要求以副总理的规格为陈永贵举办葬礼。

按照陈永贵的遗愿，他被葬回家乡，为他立的碑上面铭刻着“功盖虎头，绩铺大地”八个大字。

陈永贵所做的一切，曾经备受争议，也造成过一些不好的结果。

但在他离去之后，人们依然承认，他是一个有贡献的人，是大寨村的功臣。

对于辛苦一生的陈永贵来说，能在最后得到他最在乎的人民群众的肯定，这或许就是最大的安慰。

参考资料：

陈立旭《陈永贵：我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

风叶《真实的陈永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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