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国家扫黑除恶的成果巨大，比如宣城在近几年就拔除了多年的毒瘤，还社会一片和平的环境。
早期的黑社会都呈现血亲、宗亲为纽带的情况，在攫取第一桶金后，运用暴力等手段开始蚕食他人的合法利益，然后再用金钱反哺组织成员，他们就这样形成了一个稳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这里利用宣城六大黑老大组织来浅析黑社会组织的一些手段。
一、
六大黑老大组织之一的陶文彬和胡志国是一个经典案例，他们利用自己本身的暴力手段以及宗族来开展组织活动。
陶文彬绰号“小老黑”，通过手段狠辣确立了在宣城市区的“江湖”地位。
2003年以来，他和胡志国以血亲、宗亲、同乡关系为纽带，通过上述的方式，建立了一个稳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陶文彬主要的来钱手段是通过开设赌场、组织卖淫、串通投标、非法采矿、高利放贷等等犯罪活动来获取经济利益，共计犯罪活动六十余起，造成22名群众不同程度受伤，其中重伤2人、轻伤10人。
而说到黑社会就不得不提到背后的“保护伞”，小的就是，7名司法工作人员，比如宣城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原教导员钟某松。
大的就是，安徽省宣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杨业峰。
杨业峰在担任广德县委副书记，旌德县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主任等等职务期间，利用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
他与当地黑恶分子沆瀣一气，公然为其站台撑腰、充当“保护伞”，以服务企业之名行权钱交易之实，非法收受他人贿赂。
二、
说到这里，那么为什么很多的黑社会喜欢开始的时候“污染”亲戚呢？
很容易想到的是信任关系，血缘关系在人类社会中通常被视为最原始的信任基础，亲属之间因共同利益、情感纽带和家族荣誉的约束，背叛风险较低。
我们熟悉的就是意大利黑手党的核心成员多为家族成员，父子、兄弟间的合作减少了内部告密的可能性。
其次就是保密问题，没有血缘也可以创造血缘。因为黑社会活动涉及非法行为这需要对外界高度警惕，血亲关系可以形成封闭网络，外人难以渗透。
比如日本山口组早期以家族制为核心，成员需通过血缘或长期考验才能进入高层。
还有就是文化关系，这个比较难以理解，可以举个例子，如宗族制度中，家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再举个例子，就是“道义”，这种文化被黑社会利用，强化成员对组织的服从。
比如中国香港的三合会历史上依赖“堂口”和家族关系，成员从小被灌输“忠义”观念。
最后重要的就是利益关系，血缘关系能通过家庭伦理调解冲突，减少内斗，家族成员更倾向于服从权威，就比如一部著名电影《教父》。
这种也解决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黑社会组织也是需要继承的，家族模式能通过代际培养，比如子承父业确保组织延续。
但是这个也不是没有缺点，最大的缺点就是容易一网打尽、连根拔起。
三、
六大黑老大组织之一王东勇等六人，他们的“道路”主要的就是靠着企业搞高利贷。
2012年至2019年期间，王东勇、谢春福在郎溪县分别注册成立升腾商行、春福商行，靠着这两家商行开始放贷。
王东勇的来钱手段相比于陶文彬就比较“文明”或者说“师出有名”。
他们的组织以实施套路贷为主，他们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阴阳”借款合同或房产抵押借款合同，通过收取“砍头息”“以息转本”重新出具借条、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
得到债权后就“师出有名”的借助诉讼、采用暴力、威胁以及滋扰、拦截、贴身跟随、拘禁等手段向被害人及被害人亲属索取“债务”。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以合伙做生意，帮忙处理债务，帮销货物为由，骗取多名被害人财物。
比较相似的就是另外一个团伙，六大黑老大组织之一严陈林等人。
2014年5月份，严陈林在宣城市宣州区以“景林寄卖行”、“景林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景林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宛陵分公司”的名义，开始放高利贷。
与王东勇套路贷不同，他们主要靠无本威胁。
首先以低息、放款快等为诱饵吸引被害人借款，在被害人上门办理贷款时在短时间内与被害人签订大量不利于被害人的空白协议，并向被害人谎称以“公司规定”、“行业规矩”为由收取“砍头息”、“服务费”、“上门费”、“保证金”等各类费用，垒高被害人债务。
在被害人无力偿还债务后，采取殴打、辱骂、拖车等方式逼迫被害人还款，并向被害人索要高额违约金、拖车费等，或将被害人的车辆、房屋直接变卖。
似乎黑社会的高利贷都是这种模式，通过各种手段叠高你的债务，然后利用暴力手段收债。
这里的“砍头息”多次出现，这里科普一下什么叫做“砍头息”。
形式上类似于“砍头”即预先扣除利息。
举个例子在借款当日收取利息，比如网贷平台变相收费，洪某借款5000元，实际到账3500元，平台以“服务费”名义扣除1500元。法院认定实际本金为3500元，超出部分的利息无效。
四、
另外两个组织，就主要是开设赌场类，不过六大黑老大组织之一梁红、张兴隆等5人首先是敲诈勒索。
2018年4月29日晚，张兴隆驾驶皖PVB678号小轿车载着梁红等人在宣泾公路行驶，他们的目标就是寻找非法采挖及运输河石的人员。
河石是什么呢？为什么运输都有罪呢？
河石作为低成本建筑材料需求量大，非法开采可绕过税费、环保投入等成本，利润空间高。
运输的河石必须来源于合法开采或疏浚项目，需持有《河道砂石采运管理单》作为合法凭证，而运输盗采或来源不明的河石，可能被判定为“非法采矿”共犯，面临罚款或刑事责任。
所以梁红就利用这个来收取“封口费”或者说“黑吃黑”。
到了杨柳镇新龙村附近的时候发现了几辆货车，他立马呵斥威胁车主汪某、李某林等三人。
其实按照当时的情况，三对一，优势应该在受害者那边啊，但是有些时候气势是一个很强的助力。
并且那时候被告人另外一个人也到了，车主陈某不服反驳，吴森、张兴隆当即就找到借口对陈某拳打脚踢，将其打倒在地，致陈某肋骨骨折。
2018年5月18日，吴森、张兴隆等人在宣城市三环路合工大附近，拦停胡某彬、童某贵等人驾驶的运输河石货车，逼迫胡某彬通知货主裴某强到场。
裴某强本来想利用人际关系，联系梁红的朋友让梁红放过自己，但是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关系不够硬，最终还是“搭伙做了生意”。
裴某强被迫同意从河石收入中给付3.5元/吨的“服务费”，梁红的打手们才放行。
人际关系有失败的当然也有成功的，这件事情也就在第二天，吴森、张兴隆等人在宣城市三环路附近，拦停永安渣土公司陈某海、陈某华等人驾驶的运输河石车辆，逼迫陈某海通知货主侯某平到场。
侯某平直接找到梁红，梁红考虑到这是自己的朋友还是授意被告人吴森等人放行侯某平的货车。
梁红等人开设的赌场，是“传统”的赌场，也是另外几个组织经常用的“二八杠”。
2018年6月中下旬梁红在宣城市宣州区高桥村竹林等多处开设赌场，组织参赌人员以“二八杠”形式赌博。
其他人或作为组织、或作为打手，梁红就利用自己的威慑力护场，并安排侯方明、汪祥望风，期间，共抽头渔利五万余元。
五、
六大黑老大组织之一王飞等9人的“业务”就主要是开设赌场。
2018年4月王飞在广德县卢村乡野外山林伙同刘宝春等几个朋友开设赌场。
主要的方式就是王飞邀集参赌人员以“摇色子”方式赌博，赌场每天开设一场至三场，平均每场二、三十人参赌，三个多月期间被告人王飞共开设赌场60天左右约140场，以平均每场四千元标准抽头约人民币五十六万元，共获利约人民币六万元。
他们的模式其实就是让各个同伙拉人坐庄，自己抽头利息，无本买卖。
与之相似，或者说一模一样的是邵氏兄弟，不过王飞的范围大，邵氏兄弟的时间久。
邵氏哥哥在2017年后为了获取经济利益，纠集了周某、李某等8人在旌德县城的一些酒店及居民家中共同长期开设赌场，逐步形成了以邵氏哥哥为首的恶势力犯罪集团。
而以邵氏弟弟为首则在旌德县城某酒店房间及旌阳镇的一些农户家中长期开设赌场，组织人员以“二八杠”等方式进行赌博，累计抽头渔利数十万元。
“摇色子”好理解，那么“二八杠”是什么呢？
举个不太恰当但是好理解的例子，那就是赌点数。
分为庄家和闲家，一般是2-8人，闲家先押注，庄家接注，通过麻将的点数来分胜负，一个麻将就本身的点数，两个麻将按照加起来的尾数，点数大的获胜，赔率通常为1:1。
当然也有特殊的，就比如天王就是两张白板，也是最大的牌型。
其实听起来很简单，也是因为简单，在农村地方很容易开起来。
但是我们要知道，赌徒最后都是“双眼通红”，高利润的妄想症让他们失去理智，最后家庭破碎，负债累累，甚至为了钱，铤而走险。
截至2020年底，宣城市共摧毁涉黑涉恶犯罪团伙103个，破获案件788件，查封冻结涉案资产3.16亿元，近几年也开始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
参考资料：
郎溪县人民政府《王东勇等6人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一审宣判》
宣城市人民政府《28人获刑！宣城法院集中宣判五起涉恶案件》
北京日报《“保护伞”杨业峰被公诉！》
安徽省宣城市人民检察院《邵氏兄弟为首的两个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一审宣判》
澎湃新闻《【扫黑除恶】关于公开征集以严陈林为首的恶势力犯罪集团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