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鎧

编辑|刺猬

纳粹党执政不久，就在纳粹德国境内逐步实施结束犹太人社会生命的政策，并在今后逐渐演变为种族灭绝政策。

这是希特勒在其自身扭曲的种族主义世界观以及方法论的指导之下，制定对犹太人社会生活，以及个人生存权剥夺的政策。

但是随着该政策被各国媒体争相报道，各国民众都得知了纳粹德国正在实施此违背人权的国家政策，随即引发了多国民众对纳粹德国的不满，其中就包括英国人民。

英政府高层不得不重视民意，这就为纳粹德国在赢得英政府信任方面设置了障碍。

如果纳粹德国意图实现与英国同盟的目标，就必须在满足自身独立发展的前提条件下，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英国政府高层在的信任。

这样才能够得到与英国合作的机会。为赢得德英同盟的机会，纳粹德国高层不得不想方设法安抚英国。

但当英国方面期待纳粹德国接受集体安全要求时，纳粹德国却断然拒绝了集体安全的政策方针。

纳粹德国驻英国大使利奥波德·冯·霍施凭借自身对于英国的观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霍施认为1932年世界发展显著的特征之一是欧洲政治领袖的角色，越来越多地从法国转移到英国。

因此德国如需改变此刻欧洲二等国家的身份，那么在制定对英国的外交政策上必须慎重。其中德英之间的和平外交是德国制定外交政策方针的基石。

并建议纳粹德国鼓励德英之间的高层互访与民间交流，以图增强双方互信，将各类媒体兴风作浪所带来的信任危机降到最低。

1933年3月23日在德国议会诞生了令世界都为之不安的法案。帝国议会以修宪程序2/3多数通过了《解救人民与帝国苦难法》，也就是臭名昭著的《授权法》。

《授权法》通过后立即生效。该法律的通过给予了希特勒绕过兴登堡总统以及德国议会，从而制定除宪法之外法律的权力。

这是纳粹党上台以来，继2月27日国会纵火案后，通过合法的包装，使用非法手段建立独裁政权的又一力作。

该法案的出台使得德国自魏玛以来的民主体制迅速终结。该部法律通过后，掀起了纳粹德国国内恐怖浪潮。

4月1日，一次全国性的反犹活动——抵制犹太商货运动，在纳粹党的引导下进行。该运动原本计划持续一周，但由于缺乏大众支持，持续一天后不得不作罢。

但这仅仅是纳粹党迫害犹太人的开始，此后在1933年4月7日纳粹党通过《重置公职人员法》。

通过该部法律，纳粹党将大量犹太人驱逐出公务员队伍，以保证在公务员队伍中，所有人都能遵循希特勒种族纯洁的理念。

随着时间的推移，纳粹党除在社会中清除犹太人的踪影之外，也开始在生物种族方面对犹太人进行戕害。

英国公众、政府对纳粹德国国内的政治形势了如指掌。纳粹党持续对犹太人进行普遍抵制与迫害，令英国公众以及政府感到愤怒，并且激起了英国的强烈谴责。

无论是英国内阁成员或者驻柏林的外交代表，还是教会的负责人，他们都曾谈及纳粹党对犹太人实施的种族灭绝主义政策，并明确表示完全不理解和强烈反对。

即使是乔治五世国王，当他邀请纳粹德国驻英大使霍施访问温莎城堡时，也试图以一种极为温和的措辞方式，强调自1933年1月30日以来这令英国和纳粹德国之间紧张关系的根源之所在。

在英国，虽然也存在反犹太人的现象，但主要体现在民众的社会生活中，并且也还未达到纳粹党不惜出台法案，将犹太人清理出公职人员队伍的程度。

这与纳粹党在社会以及生物种族领域两方面并行反犹，并借此将犹太人在这个世界上抹除的政策截然不同。

至此英国人对德国纳粹新政权用来建立独裁统治的方式异常不满。纳粹德国内政的变化使得帝国的声望遭受了巨大损失。

多年来，那些对德国亲近的集团，“立即陷入了一种令人痛苦的失望”。1933年4月霍施大使向柏林方面作出汇报：“过去几周，德国在英国失去了很多阵地”。

甚至在当年8月，霍施大使在发往外交部的电报中指出：近期德国的犹太人政策、军事化措施以及对奥地利的措施都令英国公众舆论甚嚣尘上，批判之声更是不绝于耳。

霍施甚至认为“只要看一眼目前英国政党和团体的总体状况，都不再能发现亲德态度的任何真正凝聚点”。

英国对于纳粹德国内政上的举措作出如此激烈的反应，使得纳粹德国高层在对英国制定外交政策方面显得十分焦虑。

如果此时再实施激进的政策，可能会使得英国以及国际上的斥责更为强烈，也许会导致希特勒与英国结盟的构想化为泡影。

在如此严峻的态势下，1933年5月17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了“和平演说”。

在这次演说中，希特勒试图消除国际社会对纳粹德国政权暴力独裁性质的担忧，并尝试使用慷慨激昂的陈词使得纳粹德国国内，以及国际公众相信他是一个渴望和平的人。

该演说表明纳粹德国愿意在其它进行军事武装的国家解散部分军队，并且放弃一定程度武装的前提下，也会做出相应的承诺。

这次“和平演说”是希特勒一生之中最具代表性的演说之一，是纳粹德国对外宣传的杰作。

希特勒那极富感染力的话语，不仅深深地打动了纳粹德国国民的心，稳定了纳粹党在德国的支持率，还使得希特勒在国际社会上和平守卫者的形象也深入人心。

虽然英国政府接受了希特勒的和平宣言，并且与纳粹政权保持了较好的联系。但是纳粹党随之实施的迫害犹太人行动，以及铲除政权对立者的政策却没有得到改变。

此时在英国人的耳畔响起了关于纳粹党真实意图的种种警告。

针对这种情况，1933年5月希特勒派遣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前往伦敦与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外交事务常任副秘书长罗伯特·范斯塔特等英国几位重量级的外交官员进行交谈。

但是罗森伯格访英的效果却不甚理想——英国人对于纳粹政权怀疑的阴云并没有散去。

在罗森伯格返回柏林并提交报告后，希特勒以及戈培尔都认为罗森伯格的伦敦之行所带来的成果不及预期，并且认为这可能是罗森伯格本人在谈话过程中缺乏技巧所导致的。

换一个较为灵巧的人前往伦敦成为希特勒此刻需要考虑的问题。不久他就找到了替代罗森伯格的人选——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

1919年里宾特洛甫与德国亨克尔酒业的千金安娜相识，并于次年结婚，里宾特洛甫借此跻身上流社会。

1928年里宾特洛甫经人介绍认识了希特勒。希特勒接触里宾特洛甫后认为他是一个既机智又灵活的商人。

1932年里宾特洛甫加入了纳粹党，并在纳粹党掌权初期促成了希特勒与弗朗茨·冯·帕彭之间的会谈。

罗森伯格所谓的“呆板”与里宾特洛甫的“机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得希特勒此时回忆起纳粹党内还有这样一号人物。

1933年11月，里宾特洛甫以非官方的特使身份被希特勒派往伦敦，从此开启了他的外交生涯。

里宾特洛甫前往伦敦后，在保守党前主席戴维森的家中会见了时任枢密院议长的斯坦利·鲍德温，并与时任英国首相麦克唐纳以及外交部长西蒙进行了会晤。

从一系列的见面以及谈话中，英国人对德国日后的外交政策方向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西方的战争可能永远被排除在外，德国的野心可能随后转向东方——实际上，希特勒是在给英国在世界上其它地方以自由”。

英国人的此番理解说明希特勒的确依据其构想，正在实施先大陆后海洋的计划。希特勒在规划的大陆阶段可以随意承诺英国以各种海洋利益，此举实质上也无异于空手套白狼。

英国人得知纳粹德国愿意在世界上其它地方给英国以自由后，一方面认为如果纳粹德国在东欧的野心有限，而且自愿成为抵挡社会主义洪水猛兽的前线，这种情况是无损于英国国家利益的；

而在另一方面，英国政府认为纳粹德国似乎并不甘心成为欧洲的二流国家，其野心仍旧不可估量。

故伦敦方面对于纳粹德国的示好持中立态度。但如果有将纳粹德国野心关在笼子里的方法，英国方面一定会大力推进。

1933年3月16日，当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对全世界宣布一项激进的裁军计划，并为各国讨论该计划而提议召开裁军会议。

希特勒在公众面前反应是积极支持该项计划，并愿意就具体的裁军情况展开讨论。希特勒公开表示：纳粹德国愿意支持任何可能有效的全球裁军努力，这是“责任和善意的象征”。

除了打破日内瓦正在进行的裁军谈判僵局外，麦克唐纳所想的是对永久和平的真正渴望，这种渴望得到了英国和德国人民压倒性的赞同，但却为希特勒所嗤之以鼻。

在随后的几年中，确保欧洲的和平与稳定仍然是英国外交政策的中心目标。不知不觉中，这种态度是为纳粹政权日益军国主义化的政策提供了助益。

英、法、意、美等国家由于不同的国家利益，在此次裁军会议上难以就各国裁军问题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

其中存在着两种方案，第一种，英法同意纳粹德国和意大利组建30万军队；

第二种，参与裁军会议的各国同意进行大量裁军，但是就纳粹德国重整军备方面的意图，则表现出拒绝态度。

对于这两种可能出现的状况，纳粹德国方面的态度都是退出裁军会议，甚至也做好了退出国联的准备。

日内瓦的谈判在1933年6月陷入了僵局，以至于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各国都在寻找能够达成一致的裁军方案。

但1933年9月，纳粹德国外交部部长冯· 纽拉特在日内瓦同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谈时发现，英、法、意、美四国愿意执行的方案与纳粹德国愿意接受方案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纽拉特随即表示各国代表团的方案与德国预想方案之间的差距的确过于巨大，他们无法接受，必须返回柏林同希特勒进行商讨。

此时德国迎来了退出日内瓦裁军会议以及国际联盟的时机。

1933年10月，希特勒在绝大多数德国外交界官员支持以及兴登堡总统批准的前提下，以对纳粹德国不公正为由，宣布纳粹德国退出日内瓦裁军会议以及国际联盟。

面对纳粹德国的退出，英法等欧洲国家希望通过建立集体安全来防止国际冲突的方案危在旦夕。

在德国退出国联以及日内瓦裁军会议后，英国并没有放弃柏林，并开始实施将纳粹德国重新带回国联、日内瓦裁军谈判和集体安全体系的计划。

1933年11月9日麦克唐纳做了一次主题为，涉及外交整体政策与裁军问题和德国行动的政治演讲。

这一讲话构成了对纳粹德国重返国际合作的紧急呼吁。

它对纳粹德国退出裁军谈判会议和国际联盟提出了批评，但其中有许多段落显示了对纳粹德国不满和抱怨情绪的极大理解，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对纳粹德国愿望的认同。

在演讲前麦克唐纳与霍施的私人谈话中，麦克唐纳不断地强调，不论事态如何发展，都不能再拖延下去了。相反，必须努力重新建立国际联系。

纽拉特对于霍施的指示则是：纳粹德国只会在具备与欧洲其它国家平等地位的基础上与他国进行对话。

1934年7月法国巴图尔访英提出了《东方条约》草案，并希望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

该条约意图在法国、波兰、俄罗斯、德国、捷克斯洛伐克、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之间建立一个军事互助体系。

英国因担心自己在该条约中承担的义务范围超过《洛迦诺条约》，从而不愿加入。但也不能否认该提案的和平效力，所以意图劝导纳粹德国加入其中。

但是纳粹德国驻英大使霍施认为，该提案在实质上是披着多边援助外皮的真法俄同盟。

此刻纳粹德国与草案罗列出的国家尚未获得真正的平等，待到真正冲突出现并亟待实践援助责任之时，就是纳粹德国被四邻全面入侵之刻。

虽然英国外交大臣西蒙表示涉及《东方条约》的细节尚可讨论，但纳粹德国一直没有加入的意愿。

英国力荐的以《东方条约》为代表的欧洲国际新联系，没有被纳粹德国接受。英政府认为有必要就包括《东方条约》在内的国际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与讨论。

1935年约翰·西蒙爵士和安东尼·艾登爵士受英政府委派前往柏林与德方展开商谈。3月25日德英双方就纳粹德国退出国联、纳粹德国国防准备以及《东方条约》等问题进行探讨。

尽管双方在以上方面的没有达成统一，但是在无中介的情况下完成了商谈，双方明白了各自的意图，对德英日后的交流也有所助益。

纳粹德国执政高层一方面担心英国国内民众由于纳粹德国方面的犹太人政策，从而产生对纳粹德国的厌恶情绪，导致英国政府高层对德制定限制性政策；

另外一方面忧虑自身的军备建设计划，会被欧洲集体安全企图所干扰。

在这两方面担忧的背景下，纳粹德国制定了在国际上对英国安抚以图今后同盟合作的政策；在国内积极重整军备，同时拒绝影响纳粹德国武装的集体安全政策。

这两方面政策既维护了纳粹德国与英国之间的关系，又保障了纳粹德国的军备发展，进而为纳粹德国与英国建立同盟的目标奠定了基础。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以希特勒为主导的纳粹德国对英国的外交政策，从一开始便采取了两条并行的方针。

纳粹德国在多次试图“乞求”英国与其同盟的同时，它与英国对抗的准备工作也可能在同时进行。

无论如何，只有通过对英国积极的备战，才能支撑与英国的同盟政策。

在希特勒的观念中，他需要让纳粹德国成为一个具有强大硬实力的国家，只有这样才能够与英国在基本对等的情况下进行谈判。

如果英国坚定反对德国的扩张，那么一个新生的纳粹德国也不能坐以待毙。但要实现让德国再次强大的目标，必须做好两手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