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鎧

编辑|刺猬

1937年希特勒在外交政策上积极拉拢英国，并与其同盟的想法转变，甚至让位于德英对抗的政策。

英国国民种族优势所带来的勇敢与坚韧，大英帝国的辽阔和实力都让希特勒深深地折服。加之纳粹德国向东扩张的需要，德英之间的同盟在希特勒心目中可谓是天作之合。

虽然纳粹德国有全面准备，但这些预备手段原本不属于计划之内。

真正使得希特勒以及纳粹德国官员们对与英国同盟政策开始感到怀疑，是源于英国对于意大利侵袭埃塞俄比亚的反应。意大利早就视埃塞俄比亚为板上鱼肉。

1934年12月，意大利于埃塞俄比亚欧加登地区的瓦尔瓦尔挑起事端，与埃塞俄比亚方面发生冲突。

英国方面既希望维护国际联盟的完整性，又意图和平解决意埃冲突。故提议将英属索马里的一块狭长领土割让给埃塞俄比亚，这样就为埃塞俄比亚保留了出海通道。

英国准备将获得补偿的权利移交给意大利。意大利在此可能获得的土地被经济补偿所替代，这样意大利将获得相当大的优势，并以和平与的方式结束与埃塞俄比亚的冲突。

但是墨索里尼拒绝了英国的提议。霍施认为一方面英国公众最近在所谓的“和平投票”中，才以压倒性多数的支持率，使得扩大集体安全制度来维持和平的决定得到通过。

如果英国政府只是默认意大利违反国际联盟盟约，或试图诡辩地掩饰这一点，英国公众舆论显然不会容忍这种情况发生。

另一方面，如果英国试图使自己成为国际联盟中反对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行动的倡导者，它可能在剩余的大国中找不到足够的支持者。

因此，对局势的现实反思必定使英国认识到：在目前的情况下，对国际联盟坚定不移的忠诚，很容易使英国处于一个抽象的同盟道德捍卫者的位置，即或多或少处于孤立状态，因而缺乏任何成功的前景。

从英国实际利益的角度来看，这个角色没有什么吸引力。

因此，在现实中，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可能爆发的全面战争，以及国际联盟彻底失败的后果，可能导致英国在与它没有直接关系的国际问题上，更大程度朝着缓和的方向重塑政策。

1935年10月2日晚，墨索里尼在罗马对聚集于当地的民众发表重新建立帝国的演说，并趁热打铁宣布实施全国总动员。

次日，意大利军队就越过埃塞俄比亚边境，一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就此展开。国际社会对于意大利法西斯露骨的侵略行径纷纷展开批判，并呼吁国际联盟对意大利实施制裁。

英国并没有逆国际社会的舆论而动，但面对意大利法西斯嚣张的侵略行为采取的却是双面政策。

英国政府一方面向国际联盟假心假意地呼吁，表示支持对意大利进行制裁，另外一方面又继续拉拢意大利这个“斯特雷萨阵线”国家。

10月9日，英国外交大臣霍尔嘱咐英国国际联盟事务大臣安东尼·艾登，在法国代表撤回保留意见之前，对于在国际联盟大会上提出建议要放缓速度，不要当出头鸟。

10月10日，国际联盟大会上宣布意大利为侵略国，并决定对意大利进行制裁。10月19日，国际联盟通过了禁止从意大利进口几种商品以及禁止向意大利出口几种原料的提案。

11月2日，日内瓦正式裁决，以英国为代表的国际联盟实现对意大利的制裁。

国际联盟虽然规定了对意大利实施几种固定原材料的禁运，但是由加拿大等国提出的针对石油、煤炭等战略性资源的禁运，并没有被国际联盟所采纳。

国际联盟虽然就是否对意大利实施石油、煤炭等战略资源的禁运展开讨论，但是由于英法都对意大利实施消极的抵抗，直至1936年5月埃塞俄比亚全境被意大利占领，这些战略物资的禁运也未能实施。

如果对意大利实施石油、煤炭禁运，墨索里尼表示自己不得不在8日内退出埃塞俄比亚，而这对于他来说是一场灾难。

但国际联盟的经济制裁还是引发了意大利的不满情绪，使得意大利意欲脱离“斯特雷萨阵线”向纳粹德国靠拢。

由霍施传递至外交部的电报内容可以得知，英国在意埃危机上的政策遵循一个宗旨。那就是：保证国际联盟的权威性。

而该宗旨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矛盾。英国欲保证国际联盟的权威性，就必定要对意大利这个侵略国进行制裁。

这是国际联盟公正性的体现。但国际联盟的另一层权威性则体现在成员国的广泛性以及影响力上。

意大利在国际联盟内的地位虽然与英、法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在国际联盟的体系中，它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级。

国际联盟权威性的两层含义在意埃危机的具体事件中表现出了鲜明对立的事实。

即以英国为代表的国际联盟对意大利进行彻底的制裁，那么极有可能导致意大利追随纳粹德国的步伐退出国际联盟，进而导致国际联盟在广泛性层面的危机。

如对意大利的制裁不彻底，则会导致国际联盟出现信任危机，也就是公正性的缺失。故英国不可能在国际联盟的两个权威层面上做到完美。

以希特勒为代表的纳粹德国政府高层的对英态度，在埃塞俄比亚危机爆发之前与其爆发后完全不同。

1934年至1935年，意大利在墨索里尼的领导下，处于侵吞埃塞俄比亚的准备阶段。

此时的“元首”表现出紧张的状态，非常担心墨索里尼一旦行动，会影响英法等西方大国对于纳粹德国的看法。而此时的纳粹德国诞生不久，韬光养晦对其而言是必然靠前的战术手段。

以希特勒为代表的纳粹德国领导人十分担心被卷入无谓的战争。加之德意之间就奥地利问题争论不休，此时纳粹德国对意大利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危机是顺英国话语而动的。

以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里博为代表的纳粹德国官僚，就曾建议纳粹德国在该事件上应尽量与英国的态度保持一致。

但即便如此在希特勒的观念中，英国对于意大利即将进行的打击行动不会袖手旁观。因为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利益，与意大利意欲侵吞埃塞俄比亚的行为，存在着利益冲突。

最具代表性的是殖民地水源问题。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塔纳湖是青尼罗河的水源地，而青尼罗河是尼罗河的两条上游支流之一。

不管是青尼罗河流经的苏丹，还是尼罗河穿过的埃及，都是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利益所在。英国不可能将殖民地水源拱手让与意大利。

有事实表明，英国在埃塞俄比亚冲突前也紧急将部队派遣至塔纳湖。而英国盎格鲁-撒克逊人种的优越性，对于希特勒这样一个种族主义者来说极具号召力。

他认为凭借如此人种优势，英国人所忌惮之事凤毛麟角。

这就使得希特勒认为，英国对于意埃危机前期的退让是出于维护国际联盟的权威性，而英国的维护行为是有限度的，一旦意大利得寸进尺，不知收敛，那么英国必然会采取强硬措施。

而德英双方签订《海军协定》又给了希特勒下了一剂猛药。他心目中德英合作的可能性愈发增加，纳粹德国的态度转变就并不奇怪了。

而在墨索里尼行动的两个月前，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就表示希望英格兰就埃塞俄比亚危机对意大利持对抗态度。

纳粹德国欲借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侵袭，以促使德英同盟关系向纵深发展的意图已昭然若揭。

然而，埃塞俄比亚危机爆发一段时间后，英国对于意大利侵略行径所采取的“适度制裁”措施并没有改变，这让希特勒以及纳粹德国的官员都颇为惊讶与失望。

他们看到了英国面对与其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件，竟然会表现出如此软弱可欺的一面。

此时希特勒脑海中闪现了另一个英国的形象——英国似乎对与自身休戚相关的安身利益，并没有坚定捍卫的欲望。

伦敦领导层中对纳粹德国采取敌视态度的官员也具备一定的实力。

加之该群体借助媒体的宣传将纳粹德国国内政策“妖魔化”，使得英伦岛内公众舆论对纳粹德国在一定程度上存有敌意。

此时的希特勒开始倾听自己内心中的另一个声音：重新考虑与英国的同盟政策。但是，这样剧烈的外交政策转向决定，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确立的。

希特勒自身对此也十分踌躇与担忧，他认为这个决定十分艰难。

德英之间的同盟是实现德国向东扩张的最好手段，但是希特勒也曾提及“但英国人在历史上往往被证明是不可靠的，英国人会在那之后抛下我”。

如此话语之中已能体会到“元首”对于纳粹党执政早期奉为圭臬的“德英同盟”，在很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怀疑，曾经不动如山的政策开始出现隐隐裂痕。

如果说希特勒以及柏林高层，对于英国应对埃塞俄比亚危机的一贯措施感到不解，并由此开始怀疑曾经无比坚定的“英德同盟”政策。

那么纳粹德国在没有损失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对莱茵兰重新实施军事化的行动，则使得纳粹德国对于实施“德英同盟”政策的必要性产生动摇。

自纳粹党上台执政后拔除这“眼中钉，肉中刺”一直都是希特勒以及纳粹德国政府的愿望。

但是，纳粹执政早期，其政权并不稳固，实施的国内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招致欧洲各国的不满。伦敦政府高层中甚至还有一股反纳粹势力。

以上种种原因使得希特勒对进入莱茵兰非军事区持观望态度。他当时尚未具备实力做出对莱茵兰非军事区重新军事化的决定。

转机出现在1935年，这年发生的两个事件使得希特勒有了斗胆一试的决心。其一是1935年5月法、苏两国在巴黎签订了《法苏互助条约》。

该条约规定当法苏两国中的任何一方被任意欧洲国家侵袭时，两国中一方要对被侵袭的另一方进行援助。纳粹德国将该条约视为法国针对德国的威胁信号。

纳粹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比洛与法国驻德国大使弗朗索瓦·庞塞会谈时也表示了纳粹德国对该条约的不满态度。

而法、苏签订具有同盟性质的条约以及由该同盟带来的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之间的平行同盟，会导致纳粹德国的政治和军事地位出现明显下降。

因此，希特勒认为纳粹德国被迫在某种程度上抵消这种恶化。所以纳粹德国需要至少通过将防御范围扩大至莱茵兰，以抵消在欧洲政治以及军事地位的下降。

英国人从柏林方面的不满态度中察觉到，纳粹高层试图从中寻找借口，以此为纳粹德国重新进入莱茵兰地区进行辩解的借口。

但是此时德国人虽心已往之，奈何实力不足，故每逢提及该事件则如故否认。其二就是墨索里尼于1935年10月对埃塞俄比亚的侵袭。

埃塞俄比亚危机发生后，英国罔顾自己在非洲的殖民地利益，在国际联盟表现出对意大利消极制裁的态度，让希特勒以及其他柏林高层官员印象深刻。

英国在埃塞俄比亚危机后的​行为，不仅使得纳粹德国对于自己坚定的“德英同盟”外交政策开始感到怀疑，而且在重新进驻莱茵兰非军事区的事件上找到了些许的自信。

除此之外，1936年初，英国领导人提出的建议又给纳粹德国在莱茵兰问题上迈出一步提供了新的希望。

那么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极有可能对纳粹德国进行严厉的打击。

但是上述事件不是给予纳粹德国以重新武装莱茵兰的借口，就是给了纳粹德国以重新武装莱茵兰的希望。所以希特勒还是决定一试。

1936年3月7日，德国国防军在希特勒的命令下进入了莱茵兰非军事区。

但是当德军进驻莱茵兰的消息传入伦敦后，伦敦方面对于德国的行为只是采取抨击的态度，认为德国此举是对国际条约的违反，但是英伦岛内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军事行动来阻止德军进入莱茵兰非军事区。

不仅如此，英国政府还向纳粹德国建议，希望其减少在莱茵兰的驻军，或者不再进一步增派军队进驻莱茵兰，以此对法国可能进行的实质性行动进行遏制。

英国为什么对于德国无视国际条约的做法如此软弱，从以下因素便可窥探。首先，自莱茵兰危机爆发以来，英国的各个自治领，其中包括南非和加拿大，并没有站在英国这一方。

这给英国政府高层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也使得英国在对纳粹德国采取军事行动方面一直犹豫不决。

其次，英国国内民众以及政府高层的畏战情绪。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伤痛还历历在目，不管是英国国内民众，还是英国政府高层都不希望再一次爆发世界性的战争。

而这一次如对德采取的行动没有把握好纳粹德国领导层的心理预期，则很有可能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战。

最后，英国国内的舆论压力。尽管纳粹德国是违反条约的一方，但是莱茵兰的非军事化就是条约中不公平的一处。

英国国内民众受和平主义以及公平观念的影响在国内广造舆论，对英国政府而言也是巨大的压力。

而纳粹德国在不损耗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就将莱茵兰重新军事化，这是希特勒“冒险精神”的巨大胜利。

纳粹德国对莱茵兰的军事化，使得希特勒的“生存空间计划”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莱茵兰重新军事化的意义还不止于此。

纳粹德国通过莱茵兰危机中英国政府的反应，得到了放弃与其同盟的线索。希特勒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他的计划在没有英国的支持下也能得以实现。

1936年8月第11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在这届奥运会上英国运动员疲态尽显，使希特勒得出“在正式情况下，不能对一个这样的国家抱有期望”的结论。

这种直观感受可能比在莱茵兰危机中体验到的画面更加立体。但希特勒以及纳粹德国的官员，并不希望在政治上如此软弱的英国因此崩溃。

因为英国的崩溃只会给他们共同的敌人——“布尔什维克”带来利益。但由于英国政治上的不作为，纳粹德国全力争取同英国国家的同盟也将逐渐失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