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说过，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士族阶级的历史。陈先生的话可谓一语击破历史的本质，一家一姓的王朝在不断更迭，唯有士族阶级却长盛不衰。

中国的士族阶级经历了六个阶段，即：士族阶级的前身、士族阶级的诞生、士族阶级的豪门化、士族阶级的门阀化、士族阶级的退化、士族阶级的庶族化。

“士族”这个概念最早起源于周公创建的封建制，他将天下人分为贵族、平民和奴隶三个等级，严格固化了每个等级之间牢不可破的界限。

简单来说，贵族就是统治者，官职、爵位都是世袭的；平民就是生产劳动者，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商人，职业也是世代固定的；奴隶就是非自由民，是贵族阶级的私有财产，不算人。

贵族又分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四个阶层，其家族政治财产由“嫡长子继承”。即天子的嫡长子继承王位，诸侯的嫡长子继承国君之位，以此类推。

这就是“士族”的最原始概念，它是贵族阶级的最底层，当不了大官，但也可以凭借家族余晖获得一个公职。

可问题是，贵族们妻妾众多，繁殖能力太强，嫡长子只有一个，其他儿子们（庶子）怎么办？继承制里也有规定，即采用“逐代降封”的原则传承。

比如周天子的庶子降封为诸侯，诸侯的庶子降封为卿大夫，卿大夫的庶子降封为“士”。

问题来了，“士”的庶子怎么办？他是贵族的最底层，难道降为平民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贵族和平民的界限不能打破。

贵族就像一股洪流滚滚而下，每到一个节点就会分流，可是当走到“士族”这个节点时就抵达末端了，没法分流了。

这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士族”泛滥呗，社会出现一大堆拥有一个贵族空名头，事实上却无法“就业”的落魄贵族。为了个人的理想，这些人按孔夫子给他们设定的目标发奋读书，企图靠才华逆袭继承法统的藩篱。

随着秦帝国的建立，周公的封建制被扔进了垃圾堆，全天下只有皇帝可以拥有特权，其他人都叫“编户齐民”，贵族阶级没了。

既然连贵族阶级都没了，士族其实也就随之消亡了。不过，大秦帝国的治理需要人才，谁才是适应新时代的群体呢？

当然在先秦“倒霉蛋”士族阶级啦！他们因为早早从“拼爹”进入“拼才华”，所以顺理成章地成了新时代的弄潮儿。比如李斯、刘邦，都是士族阶级出身。

不过，那时候的士族比较杂乱，儒法道墨百家争鸣，都想成为主流思想。在这场旷世之争中，大儒董仲舒巧妙地将道家和法家思想融入儒家，形成“新儒家”体系，一举征服了汉武帝。

于是汉武帝豁然开朗，从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新时代蓬勃开来，士族也从对个体的称谓，变成了与皇权共治天下的政治集团。

当然，它的概念也不再是“贵族阶级”，而是一群以“读书做官”为职业的儒家知识分子。随着而来的就是选拔制度的变革，家资、出身、任子、荫封等封建特色的选拔方式，逐步被推荐、考试、考核、所取代，而选拔制度的变革又反过来促进了儒学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看起来历史应该可以进入了一个“绝对公平”的社会，但新问题又来了，那就是学术垄断所引发的“士族精英化”、“士族豪门化”的倾向。

当儒学被立为正统后，人们才发现一个尴尬的问题，那就是儒家经典早在秦始皇时期就遭到“焚书坑儒”的灾难，原版教材没了，能解读经典的儒生更是凤毛麟角。

古人读书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不说学费，你连书都找不到，好老师更难找。但读书的回报就是能做官，能改变个人和家族的命运。

这就带来一个结果，那就是学术垄断，形成了众多的“私学”、“家学”，你得进入我的利益小团队，才有资格获得儒学教育，才能获得入仕和升迁的机会。

比较著名的有夏侯家族、欧阳家族的《尚书》学派，戴氏家族的《礼经》学派，等等，五经之下门派林立。

这些垄断学术的门生就逐步成为“儒家社会精英集团”，垄断学术的家族就逐渐成为“儒家豪门士族集体”。

西汉末年，包括王莽这样的外戚，和刘氏宗室子弟都开始走向与士族集团的融合，这就有催生了一大批儒家精英和儒家豪族。

新朝末年，随着社会的动荡，王莽迫不得已，允许豪门家族建立私家武装，以抗击流寇盗贼。这个举动让豪门士族集团全面松绑，成了足以天下最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

光武帝刘秀本就是豪门士族集团出身，他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因此建立了“皇权与豪门士族集团共治天下”的模式，被被他们抬上了皇位。

从东汉开始，豪门士族集团就成了政治核心，而那些庶族知识分子只能依附于这些豪族谋求有限的生存空间。

东汉末年，以袁氏、杨氏、陈氏、荀氏等为代表的新豪门集团，摧毁了以外戚为代表的军功豪门集团，也摧毁了东汉帝国。

曹操虽然暂时遏制住了豪门集团，但豪门集团也将他挡在了龙椅之下。曹丕审时度势，接纳了陈群的《九品中正制》，并被豪门集团推上了皇位。

《九品中正制》的本质其实就是一场皇权与豪门家族的交易，皇帝保证豪门家族永世不衰的长远利益，豪门家族保证将曹家抬上皇位。

按理来说，应该只有皇族可以永世不衰，如今豪门家族也获得了这个保障，那岂不就是“二皇帝”？所以，曹魏从建立的那一天起，就在自己的后背插了一把刀，注定了被取代的结局。

当司马懿为代表的豪门集团掌控军权后，豪门家族就从“政治”一条腿走路，变成了“政治、军事”双腿并用的局面，从这一刻起，他们不再是皇权的附庸，而是可以反制，甚至决定皇权归属的决定性力量，从此他们就被称为“门阀集团”。

晋武帝司马炎虽然意识到了门阀集团的危害，但他采取了不恰当的回归分封制来对抗，结果引发“八王之乱”。战乱的结果就是西晋的灭亡，而门阀集团却趁乱而起，牢牢地控制了东晋帝国。

南朝如此，北朝也如此。随着北魏被六镇起义和宗室内斗的摧残，那些军事集团也开始走向门阀化。

宇文泰敏锐地发现，只有将军事集团与关陇豪族融合才能站得住脚，因此他推出了以关陇豪族为核心的“门阀军事集团”，一举取代西魏，建立了北周政权，从此北朝也进入门阀集团时代。

门阀是豪门集团最辉煌，也是最失稳的时代，这个结构注定了皇权与门阀集团是一对死对头，因此政权的频繁更迭在所难免。

经过北周、隋、唐几代皇帝的打压，门阀集团走向衰弱，但真正终结他们生命的不是李世民，而是高宗李治和武则天。

鉴于隋炀帝的教训，李渊和李世民都没敢用过激手段打压关陇门阀，而是用掺沙子的模式，大力扶植关东士族集团。

李治表面上软塌塌，但其实是个心机极深的狠角色，他废黜王皇后，其实就是打击以太原王氏和河东柳氏为代表的门阀家族。

武则天其实就是李治的政治盟友，在她的帮助下，包括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等一大批旧贵族都纷纷倒台，取而代之的却是李义府之类庶族出身的官员。

其实如果武则天的政策得以延续，历史将被彻底改变，但随着李显的即位，豪门集团卷土重来，以韦氏、武氏、杨氏为代表的旧贵族重新走进舞台中央。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家族已经不再是反制皇权的门阀，而是又退化为豪门。

唐玄宗时期，豪门士族集团与庶族集团的矛盾加剧，而新崛起的藩镇则成了庶族集团实现个人价值的温床，于是“安史之乱”爆发。

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士族与庶族之间的矛盾依然尖锐，这就是中唐以后藩镇走向割据的原因。

豪门士族集团的没落，以及庶族集团的崛起是个历史大趋势，随着晚唐农民起义的爆发，藩镇全面走向割据，唐廷成了空架子，进而被朱温控制。

随着大唐的灭亡，豪门士族集团从此被扫进垃圾堆，庶族阶级走向历史舞台的中央。

但对庶族阶级真正形成制度性保障的却是赵匡胤的北宋，他结束了藩镇之乱，在一起将军权控制在中央，并推进文治模式。

历史上风评比较差的赵光义其实是一个地位非常重要的皇帝，他将赵匡胤的文治落实到了制度层面，从那以后，庶族阶级才获得了公平的出仕机会。

当然，元朝是一个特例，基于草原文化的汉化适应性问题，他们其实始终没有摆脱贵族集体对政权的伤害。同样，晚晴的没落其实很大程度上也跟旧贵族的抬头有很大关系。

梳理如上，您是不是也同意陈寅恪先生，“中国的就是一部士族阶级的历史”这个观点呢？